张典标

尼玛一边放牧，一边守护边境。刘磊摄

衰老和疾病困住了尼玛的双腿。

这位78岁的老人，佝偻着身子，拖着两条病变的罗圈腿，在拐杖的支撑下，步履蹒跚。再加上心脏上的疾病，她不得不缺席2024年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但一有机会，她还是会拄着拐杖费劲地爬上附近的山头，像年轻时一样拿着望远镜，巡护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最北边这段荒无人烟的边境。

56岁的儿子哈达布和也“放任”她：“巡了一辈子边，突然不能干了，她肯定心里憋得难受。”

尼玛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巡边工作。在过去的53年里，她累计巡边18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4.5圈。

山一样重的事

卡车在戈壁滩上一路颠簸向北，卷起阵阵沙尘。坐在车斗里的尼玛和弟弟达西，顾不上灰头土脸，紧紧抓着栏杆，护着全部家当：一个蒙古包、柜子和锅碗瓢盆。

3岁的儿子和姥姥坐在卡车的驾驶室里。车窗外杳无人烟，越走植被越稀疏。车开了整整两天，尼玛一家人才到达内蒙古阿拉善右旗恩格日乌苏嘎查（嘎查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类基层行政单位，相当于旗辖下的村级行政单位——编者注），在距离边境线不到10公里的“8号民兵点”安了家。这里距离阿拉善右旗政府所在地，足足有600公里。

那是1971年5月，政府的干部来到尼玛家，询问她是否愿意搬到200公里外的边境定居。

来人介绍，守边是保家卫国的事，“有了守边员，边境上就多了几双警惕的眼睛”。至于守边具体要干些啥，边境环境怎么样，尼玛问都没问，就答应下来：“保家卫国的事，怎么能犹豫？”

让她如此义无反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1970年，她最小的弟弟因病去世，母亲遭受打击伤心过度，时常神志不清。尼玛想，换个环境，母亲的病可能会有所好转。

边境线上，大自然肆无忌惮地展示着它的冷酷和原始。

“8号民兵点”负责巡护一段42公里长的边境线，巡护一圈需要10小时。天一亮，尼玛就背着干粮和水壶，赶着羊群放牧巡边。夏天的戈壁滩，温度能升高至50摄氏度，但只有口渴难耐时她才抿一小口水，一天下来，嘴唇裂出一道道血口子；冬天，水壶里的水和口粮都冻成了硬块，她只能艰难地啃几下硬邦邦的干粮，“哄哄”自己的胃。没过多久，胃病就找上了她。

第二年，达西在500公里外的阿拉善左旗找到了一份司机的工作。送走弟弟，放牧巡边、照顾幼子和病母的重担，全压在了尼玛的身上。

有一次，心疼姐姐的达西委婉地劝尼玛搬离“8号点”，去阿拉善左旗生活。至于守边，政府迟早会安排新的人来。没想到，一向和气的尼玛跟弟弟生了气：“你推给我，我推给你，都想着叫别人来干，哪能这样？守边是山一样重的事，政府交给我了，我哪能说不干就不干？”

1979年，尼玛的母亲去世，安葬在边境线上。那几年，母亲的神志有所好转。去世前，她对尼玛说：“来这个地方是对的。”

从那以后，“8号点”只剩下尼玛母子俩。边防战士亲切地称呼他们为“尼玛连长”和“布和小兵”。

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那些年，尼玛说不清到底经历了多少次沙尘暴。最危险的一次，尼玛放骆驼时遇到突如其来的沙尘暴，除了骆驼的脑袋，啥也看不清，她平时用来辨认方向的山头也“消失”了。情急之下，迷路的尼玛索性松开缰绳，紧跟着骆驼，才一步步艰难地走回了家。

这些生与死的考验，在尼玛看来都算不上苦，最难熬的是孤独。茫茫戈壁，一眼望不到头，“8号点”就像一座孤岛。这里经常连续数月看不到人影，夜里只有风吼和狼嚎。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盯着边境线，默默地望着羊群、骆驼和山丘。

望得时间久了，这些深褐色的碎石山、干涸的河床、寂静的山沟和低矮的植物，就成了她的朋友。她给它们一一取名。巡边时，见到这些熟悉的朋友，她在心里和它们打招呼，相看两不厌。

晚上回到家，信号时断时续的收音机，成了母子俩打发时间、排遣寂寞、获取外界消息的唯一工具。砖头大小的收音机里传来远方的新闻、歌曲和笑声，驱散了黑夜的孤独，让尼玛觉得自己是和那些声音一起守在边境线上的。

不少边防战士第一次见到尼玛时也很诧异：“从远处看，她很瘦小；从近处看，她却有胡杨一样的坚毅气质。”边境这么艰苦，她怎么待得住？

纵使经历千辛万苦，尼玛说出来的，都简化为一句话：“那时候的人结实，扛得住。”

话不多的尼玛常常觉得，自己这辈子干得最正确的事，就是守边。“这里的条件不算好，唯一的好，就是可以做保卫祖国的工作。”

尼玛向远处眺望。连振摄

不穿制服的哨兵

1983年，哈达布和上小学三年级，尼玛狠心让他辍了学，跟着自己放牧巡边。哈达布和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高高兴兴地跟着母亲回了家。40多年后，尼玛才吐露埋藏在内心的愧疚：“我这辈子最愧对的人是儿子。”

几十年来，母子俩从没谈过辍学这件事。跟在母亲身后巡边时，看着母亲的背影，哈达布和早就体谅了母亲。

那时，哈达布和的学校在距离家200公里外的地方。没有路，母子俩骑骆驼穿越戈壁得走3天。可巡边工作离不开人，从13岁起，哈达布和就跟着母亲巡边。

人长大往往只在一瞬间。有一次，在巡边路上，毒辣的太阳烤得戈壁滩几乎无处落脚。尼玛突然晕倒，口吐白沫，一阵昏迷后，她睁开眼，哈达布和已经泣不成声。他第一次感受到，从没哭过的母亲也有脆弱的时候。

到了18岁，哈达布和正式成为一名护边员，他不仅能代替母亲巡边，还能教边防连战士驯驼、骑驼。从13岁算起，到银丝爬满鬓角，哈达布和已经巡边40余年。

“尼玛”意为“太阳”，“哈达布和”意为“坚实的岩石”。有人说，母子俩的名字就是他们巡边生涯的写照：太阳和石头都是边境线上最常见的事物，几乎没人会留意，但它们始终守在边境上。

边防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尼玛家一直在此坚守。边境戈壁滩地广人稀，守边牧民是边防的重要力量，是不穿制服的流动哨兵。他们长期生活在边境，对戈壁滩上的地形、地貌和气候更为熟悉，对边境的实时动态了如指掌。对他们来说，“边境无事”就是最大的心愿。半个多世纪以来，尼玛一家守护着这段边境，先后劝返和制止临界人员越境近千次，没有发生一起涉外事件。

巡边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几年前，双腿行动不便后，尼玛意识到自己真的老了。她提前嘱咐哈达布和，等她去世后，就把她葬在自己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边境线附近。

（如山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24年11月11日，本刊节选）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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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七岁，家住金华城郊的白沙路。学校放学，我和小伙伴背着书包走路回家，一辆大货车突然在路上侧翻，小伙伴受重伤，经抢救无效死亡，而我的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事故发生后，运氨水的农资站赔了我家五百元。我父亲是齿轮机床厂食堂里的厨师，母亲是劳保处的清洁工，在工厂里没什么地位。放下手术费用不说，按当时的医疗条件，治好我眼伤的希望非常渺茫。父亲带我去城里的几家大医院看眼科，诊断结果上都写着“须尽早接受角膜移植”，医生却又都说没有角膜供体。

治好眼伤变得遥遥无期，时间久了，我看不见东西了。医生说，每年角膜盲患者众多，但角膜捐献者很少。父亲经常去恳求医院领导，在希望一次次落空后，他很长时间不说话。有一天，他醉醺醺地回家，见到母亲就哭了。他说，他要将自己的一片角膜移植给我，但遭到多家医院拒绝。“我说了，我瞎掉一只眼没什么，剩下一只还能看见东西。医生说，从活人身上摘取角膜是不被允许的。这分明是逼着我去死啊！我死了明亮就有角膜供体了！”父亲吼起来。

手术是在一九九〇年做的。

那年春天，有一个之前预约做角膜移植手术的老太太不知因何放弃了，医院把机会分给了我。得到消息，我连夜住进医院。父亲为了筹集手术费，整晚都在外面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求了多少亲戚，关键一刻，他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冲进了医院。

交过钱，签过字，父亲把我推到手术室门口。

“明亮，手术时你一定要挺住啊！”我感到父亲握着我的手在颤抖。我说：“阿爸，我会的。”父亲喃喃自语：“那年我去派出所给你改了个好名字，可改对了，等你醒来，你就真的明亮了……”我的手背上滑过几滴滚烫的泪珠……

二

一个星期后，父母牵着我的手去医院复查，拆下眼罩的那一刻，来自浩瀚宇宙的光亮重新将我照拂。有光涌进眼睛，它们逐渐变得绚烂。我很想哭，可是没有眼泪流出来。

“明亮，明亮——，我们在这里呢！”

我转动头，也转动着眼珠，我在寻找他们。可我愣怔了。真实世界于我，因为两片小小的角膜，变得如此具体。近在咫尺，我却不敢去认亲爱的父母了。他们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我遭遇横祸那年，他们三十来岁，正值壮年，可现在，他们老得太快了。

紧接着，我们回到家中。此时家里因为我这个手术，已欠下两万多元的债。为了还债，我必须走出家门，跟着父亲去学技术、打零工。

我们干累活、脏活，日夜奔波，无非是为了存钱。几年后，父亲成了下岗工人，拿到一笔买断工龄的补偿金，这笔钱足以让我们家在城郊租下一间店面。我们家的债务压力有所减轻，就是从开饭店开始的。

我至今认为，我能活下来，活到今天，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他们的养育之恩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我更加努力地活下去；其次要感谢捐献角膜的人，如果没有他捐献的角膜，我将永远在黑暗中摸索。关于捐献者的情况，我知之甚少，只在父亲还健在时（父亲是在饭店开业后第六年意外去世的），听他讲过我的角膜是从汤溪医院送来的。从那时起，我就想将来有一天，一定要找到捐献者的家人表达我的谢意。

三

事实上，我现在也没有发财，不过是将父亲留给我的饭店开得更像样一点罢了。在合适的时候，我把想法跟母亲说了。母亲说：“去一趟也好，省得心里有个结，老念叨。”于是我前往汤溪医院，从医院得知一九九〇年只有一位器官捐献者，名叫陈军，是吴村人。

我问清了去吴村怎么走后，不一会儿便来到西门头车站，一个理着类似过去年代知青发型的人立在站牌下。我问他车几点钟来，去吴村有多远。他说跟着他就行了。我们攀谈起来。我问起陈军的事，他显得很吃惊：“你认得他？”我说我是角膜捐献的受益者。他说：“你说的陈军，说起来，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

“陈军去世的时候，好像是一九八九年，或者一九九〇年。”他缓缓地说。

“是一九九〇年。”我确定。

“一九八几年，记不太清了，大山里发生了火灾。”

“陈军是在火灾中……”

“不。是他哥哥陈光！”

“那他的父母还都在吧？”

“他从小没妈，是他爹带大的。”

“他爹怎么样？”

“阿昆伯身体倒还硬朗。”

我心安些了，说：“你等我一下，我去买点儿东西。”等我提着一袋麦乳精、一盒人参蜂王浆回来时，车来了。

乡村公路没有铺柏油，非常颠簸。车走了四十分钟后，公路断了，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

“你叫什么？”

“李明亮。”

“我叫陈集乂。”说着，他指给我看，“你知道吗，那些山林，差一点儿被全部烧掉了。陈军的哥哥就是为扑灭山火而死的！”

“可我的角膜，是陈军的……”

“他哥哥叫陈光，那次山火烧起来后，村民们都行动起来了。灭火用人海战术，主要方法是，在大火烧到某座山之前，大伙自山脚到山顶一起砍树，清理出一条隔火带……”

“他哥哥也去了吧？”

“是的，陈光是我们村的护林员。说起这个，我插几句题外话。从血缘上讲，陈光、陈军不是亲兄弟，阿昆伯的两个儿子都是他捡来的。阿昆伯是个剃头匠，到了吴村你会见到的，他自己也是孤儿。据说，陈军是在一天早上被捡到的。阿昆伯打开房门，发现地上有个包着蓝花布的篮子，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婴儿。陈光呢，是他从汤溪镇外带回来的，带回来时已经五六岁了。这孩子当时成天趴在垃圾堆里找吃的。陈光的脑子不是很灵光，认死理。但是这样的人，做护林员再好不过了。不管谁破坏森林，他都会坚决制止。因此，我们村的护林工作在全乡是做得最好的。可是那一年春节，井下村有人上坟烧香，致使林木起火了，火势很快蔓延开来。井下村一边组织人上山灭火，一边派人向邻村求助。吴村的人都去了，陈光起了带头作用。一天一夜后，山火虽然被扑灭了，可是临返程时大家才发现陈光不见了。唉！当我们找到他时，火已经烧到山顶的草甸上，火被他扑灭了。可是他，倒在了一堆灰烬中……”

后来，陈军接了陈光的班。说起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陈集乂分析：第一，当然是出于兄弟情深，陈光的牺牲对陈军打击很大——别看陈光从小被人当傻瓜，作为哥哥的他却格外照顾陈军——陈军为了纪念哥哥，决定继承哥哥的遗志；第二，陈军是以更长远的眼光，看到了森林防火需要更科学的管理方式。

因此，陈军干脆成立了一支活跃于山区的消防队。他们当年所做的事情，不局限于救火，还包括其他事情，比如山洪暴发时的紧急救险。附近的村子里都有青年参加。

“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这里有很多年没闹山火，不管哪个村，只要有人遇到急事，比如深夜有人患急症，需要到村外医治，一个口信或者一个电话，消防队的队员们就会赶去帮忙……”

四

走了没多久，我便看到一个古老村庄的轮廓。我们走进村，我看到不断有乡亲跟陈集乂打招呼，并且打量我。我发现一个现象：这里的人衣着都较随便，但是头发理得齐齐整整，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此时天已经暗下来，我只能先住到陈集乂家。听说此次我进山的目的，陈集乂的父亲严肃地说：“难得你这个后生有这份感念！我们山里人呀，都以为陈军捐献了器官，就被忘得光光的。”我的脸一阵发烫，慌忙解释：“这些年，我一直想感谢给我捐献角膜的人，可苦于开店忙碌，一直未能成行。”

“我跟你说呀！这世上很难见到像陈光那么心思单纯和陈军那么乐于助人的人。这两兄弟没说的，都是我们吴村的骄傲。至于他们的爹阿昆更是菩萨心肠，整个山区的人都敬佩他。陈军出事那年，阿昆挨家挨户去借钱。村里有人听说陈军生病急需用钱，把刚卖了猪的款子都给了阿昆。我们都知道，陈军的病是累出来的。这孩子自从做了护林员就忙个不停，成立消防队后，就连夜里都会有人来找他。他家没女人做饭，饥一顿饱一顿的，长此以往胃肠都出了问题。那一年连下暴雨，洪水泛滥，他连着几天没休息，洪水退去后他就倒下了。后来他被查出患有肝腹水，还有其他病。那些病都不好治。陈军坚决不医治，可阿昆一定要救他。拖了一阵子，陈军的肚子越来越大，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死在了汤溪医院。陈军死后，阿昆就开始还债。大家都知道他困难，有的明确说，借给你救孩子的钱不要还了。但是阿昆死活要还。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就通过给债主理发来还。”

“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明白山里人为什么都理着差不多的发型。”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和陈集乂上街去找阿昆伯。刚一拐过街角，我就看到一户人家的门敞开着，一个老农坐在一把锈迹斑斑的理发椅上。不用说，站在老农背后手拿推子的人就是陈军的养父阿昆了。突然，他抬头看见我，停下手头的活，说：“啊，这位小兄弟，怠慢了，你是跟陈集乂一块儿来的吧？”

“阿昆伯，是啊！他叫李明亮。”陈集乂帮我回答。

我站起来，傻傻地笑着，算是打过招呼。经过推、剪、洗、刮，老农的发型大功告成。趁着陈军爹去翻墙上的账本，拿一支拴着绳子的圆珠笔画“正”字之际，我一阵冲动，几乎本能地抢先一步，坐上了那张空出来的理发椅。

我突然想起，在我失去光明的日子里，由于出门不便，只能让父亲用他的刮胡刀将我的头发剃光。虽然他们两个人理发的工序不同，但是那种长辈站在身后，用他们布满老茧的手触碰我头皮的感觉何其相似。尤其陈军爹给我洗头时，当年父亲给我洗发的记忆复活了。

“小兄弟，是有肥皂水进你的眼睛了？”我从放脸盆的长条凳坐回理发椅，他可能从镜中看到我在抹眼睛。“来，拿毛巾擦一下吧。”随后他从我背后转到眼前，将毛巾递给我，我看到他慈祥的目光和那张苍老却干干净净的脸。一种欲哭不能的感觉让我难受。

我的眼睛自从手术后就成了“枯水眼”，这时候，我却有一种流泪的冲动。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鬼使神差一般，从理发椅上滑了下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大伯！我，我是您儿子陈军的角膜捐献受益者，我看到的光，是陈军赐予的。”

“啊！”他显然受了轻微的惊吓，不安地说，“起来！你先起来！”他把我拉起来。

陈集乂可能也被我刚才的一跪吓着了，吞吞吐吐道：“阿昆伯，是的。他就是当年陈军捐出角膜后……他的眼睛做了手术，才看见的……”

“啊，我那可怜的孩子啊！”老人一下扔掉手中的剪子，双手捧住我的面颊，我分不清是他的手在颤抖，还是我的脸部出现了痉挛。时间停顿的片刻，我内心流淌着暖意，又深感歉疚。他等这一天，一定等了很久。

“咳，咳，太好了。我说呢，第一眼就看着亲切。孩子，孩子，你看到爹了吗？”

他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充满关切、喜悦，似乎要透过我的眼睛，看到角膜那一头的——陈军。我看着他的激动与隐忍，想到我眼睛里的角膜，隔着的是生与死，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可我不想让眼前的老人看见我的眼里有泪，那样他就看不清角膜另一头的儿子了。我转身，从小矮凳旁拿起麦乳精和人参蜂王浆递给他。

“哎呀！你这孩子，你能带着陈军的眼睛回来，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个装着一千元的信封，我掏了出来。

“不，孩子！万万使不得啊！”老人家连连推辞，后退，“礼物我收下，钱你收回去。使不得！”

陈集乂帮着我劝说，希望老人家把钱收下。但他态度坚决：这是孩子生前的遗愿，不是买卖。他把信封强行塞回我的口袋，一下就把我摁回理发椅，继续给我理发。

五

离开时，我没有再提给钱的事，怕执意拿出一千元钱作为所谓的感谢金，只会玷污陈军的人品。可我又想不出怎样报答他。直到有一天，我与母亲商量，母亲的一番话让我顿悟。我能做的可能不是资助陈军爹多少钱，而是让那些借钱给他的乡亲们的善良得到回报，那才是他的心愿。

因此，我把饭店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则在农贸市场租下摊位，卖起以吴村为中心的山区人出产的山货。我没有统计过，经我之手售出去了多少笋干、茶叶、土鸡、茶油、杨梅……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产自大山的农产品，通过我搭建的平台顺利地卖给了城市居民，并大获好评。

是的，我不会忘记，我今天能看见光、色彩，看到天空和大地，都是因为陈军捐献的角膜。我一次次往返于金华市区与吴村之间，一转眼，也快坚持了十年。这期间，我的头发都是陈军爹给我理的。每次去，我都劝他早日休息，没有还清的债由我来承担。但他一直不同意。

“明亮啊，难得你一次次来看我，还帮山里人卖山货。如果陈军能够感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了一个好人而感到欣慰。”

无奈衰老是人无法回避的事实，他终于答应我，等他实在理不动发了，没有还清的债务就由我来还。我暗自高兴：一是我不想看到他再为债务牵累，他该休息了；二是他终于认可，我也是他的一个孩子了。可是现在，离这位老人答应我退休，又两个年头过去了，他并未停止给乡亲们理发。而村民们愿意年复一年把头发交给陈军爹来理，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向陈军和阿昆伯致敬。他们之间看似不可思议的守信方式，在我看来已经成为一种怀念英雄的默契。

那天，我下定决心去接陈军爹。等到农贸市场一打烊，我就开车带着儿子出发了。儿子陈继亮九岁了。每次进山，他都跟山里爷爷玩得很好。

继亮从车窗往外看，也不知被什么触动了，突然问：“老爸，为什么我会有两个爷爷呢？”

我不得不从我七岁那年放学路上，眼睛被氨水严重烧伤说起。继亮被我的讲述吓住了，那不是一个孩子能承受的。直到车开到吴村，他的情绪才稍稍平静，我握住他的手，说：“孩子，一切都过去了，人活着总会遇到困难。”

“继亮，爸问你个事啊。”我故意装出轻松的口吻，“假设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请你记住，把爸爸的器官都捐献出去，好吗？”

“老爸，不要！我不要你说这个……”我的问题可能有些突兀，我感觉他要哭出声了。

“请你回答我。”我说。

（江树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大地上的声音》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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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亚群

字如其人的说法，我很喜欢。就是想一想，也很欣喜。人漂亮，字跟着漂亮。

上医学课时，内科老师在台上讲解左心室、右心房，我的目光仿佛粘在教室的天花板上。我在他的眼皮底下练钢笔字，临的是田英章的帖。

讲内科学的医生是军医出身，估计没怎么写过板书，黑板上的“心”字，怎么看都伤心。

我不知田英章老师是何许人也。田老师的字，属于雌雄同体，既潇洒又妩媚，起笔斜切，落笔矜持，又不失活泼，犹如母亲手中的菜刀，贴着滚圆的萝卜，切出一条条丝来。最养眼的是他写的连笔，偏旁抵一下，然后顶起肩，力撑整体。文字中仿佛住进了像我父亲一样的男人，挑着两只箩筐，累了也不歇一歇，扁担自如地从右肩换到左肩，农村人叫“盘肩”。

练字这门功课，真应了那句老话——天道酬勤。我的字，慢慢地有了力道。

实习时，我坐在带教老师的右侧，听老师跟病人一问一答，也看老师在病人身上叩、触、听。如果临床特征明显，老师会让我听或触。那些善良的病人，总是配合着我，任由我用不熟练的手在他们身上触摸，或静静地让我听心率和呼吸音。

老师提起笔开处方。我眼巴巴地瞅着，希望能瞅出些临床经验来。结果，我“望字却步”——老师的字根本不给我学习的机会。她的字潦草中带着恣意，既一气呵成，又喘息不止，凭我的眼力，几乎认不全一个药名。这些字似乎趴在了纸上，累得不行。

病人双手接过处方，小心翼翼中带着某种虔诚。病人端详片刻，慢慢抬起头，神情里卧着羞涩，问老师刚才说的药配了没。在得到答复后，他起身离开，那张处方始终被他捧在手里，仿佛很重，就好像他担心上面的字迹齐刷刷地溜了。

有时，我也挺理解医生们：手术要做，病史要写，门诊要坐，尤其是病人多的时候，恨不得手长翅膀，一张处方能快速变成多张处方。

无论如何，处方都是自带光环的。

所以，当老师让我开处方的时候，我被小医生的角色激荡着。尽管是老师口述，我抄写，但亲手写处方的神圣感还是在我心里飞溅起一大堆浪花。

老师确认后，一边签上名字，一边夸我的字写得“老结”。我心里喜滋滋的，可签的名还是羞涩地缩在老师的名字下面，中间还隔着一条斜杠。

老师签的名，除了他的姓尚可辨别，后面的名，几乎只剩下骨架，还是被肢解过的，有的笔画甚至连为一条线。那线画得有些不知所终，也有些不知所措，如入白云深处。偏偏，这条线压住了处方，引渡着后面的我——如果单单凭我的签名，病人绝对是配不到药的。

一般来说，医生们如果没有手术要做，下午会比较空闲。几个年轻的医生坐在窗户旁边，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他们有时会谈到各自喜欢的人。一个医生说，想要约她看电影，另一个说准备请自己的意中人吃饭。我在心里暗暗着急：何不先给她写封信？可一想又觉得实在不妥。提议约着看电影的，他的字一笔连到底，像无数条蚯蚓爬上处方，如果写信，情书恐怕会变成情报。

实习结束后，我正式走上临床岗位。教我们的妇产科王老师给大家的临别赠言是：“大胆细心。”这是嘱咐我们在临床上胆子要大，但又要细心沉稳。我特意把这四个字写在笔记本上，模仿了田老师的字体。

到卫生院后，我又将其抄写了一遍，心里还给自己打气——不仅要替病人看好病，还要把处方上的字写出气质来。

卫生院的门诊量，远远不如县人民医院的。镇上的病人，大多能忍则忍，忍到赶集的日子才来医院。我坐诊的时间虽然没有缩减，但真正用于看病的时间并不多。

空闲出来的时间，我有时用在练字上。

还是田老师的字。

就在我为自己的进步感到愉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现象：挂号室的梅姨捧着处方问过每一个医生，除了我。

我仿佛成了一个不合格的医生。

我悄悄看过同事们的字。阿其医生的字非常大气，具有力透纸背的气势，但过于方正，犹如他的脸形。陈护士的字很潇洒，还写得粗壮，笔画中带着捭阖自如的流畅感，很难与其人联系起来——她是典型的江南女子。徐医生的字也好看，是瘦瘦长长的仿宋体，跟他的体形极不相称。徐医生如果穿件短的白大褂，乍一看，会让人以为他是厨师，那圆滚滚的身材，散发着人间烟火气。

谢医生的字很难点评，就凭大拇指压食指的握笔姿势，也能想到那些字如同待急救的伤员。

最辛苦的是梅姨。她近视达八百多度，眼镜片厚得跟瓶底似的，那双美丽的眼睛，生生被熬成了昆虫般的复眼。她一手夹着处方，一手打着算盘，窗口趴着病人。算盘打到一半，梅姨停下来，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反复确认处方上的字，甚至把处方捧得更近，差不多到了嗅的距离，惹得病人不由得将头伸进窗口。

片刻，梅姨捉起处方，跑到诊室请医生来指认上面的药名。

所幸处方是刚开的，如果时间长了，有些医生也不一定认得自己的字。

医生的字，大抵是世上最神圣又最不着调的字了，中间既有拉丁文、阿拉伯数字，又有中文，混搭在一起，彼此谁也不服谁似的。

而书法，毕竟是有法度的，并非每一位医生都有这样的兴趣。

如果患者病情急，医生哪有心情一笔一画，这用在纸上的时间也如黄金般珍贵。有时病人在旁边痛苦呻吟，医生落笔如疾风中的劲草，几乎不歇一口气，一笔到底，既有挂碍，也无挂碍。

医生的字被人戏称为“天书”。此字只应天上有，而医者仁心，全在人间。

一位老中医将手搭在病人腕部的横纹上，那里有桡动脉在搏动。他嘱咐病人张开嘴，再问几句，慢悠悠地，也是笃定的。然后，提笔蘸墨，在纸上写下一串串药名，用的是小楷，工工整整，每一笔都带着闲庭信步的气度。

这是电视剧里的一个镜头。

我并没见过这样的老先生，但这样的老先生一定有过。

（怀素摘自《散文》2024年第9期，本刊节选，李小光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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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奈

处于时空贸易线上的埃乌特罗比亚，拥有来自世界各国以及世界之外的故事货币。在这座城市购买物品，只需向收银员讲述一个令其满意的故事。价格低廉的物品所需要的故事内容相对简单，“昨天我路过奥塔维亚，看见一个女人站在门口哭泣，她的小儿子在河中溺水身亡”，即可兑换一瓶牛奶、一个橘子和两个太空椒。若是想购买一匹马或者一头牦牛，你得提供更为精妙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白雪公主……”“从前，有个和尚……”在故事的转换中，你获得了牛肉、香水、奶酪和一堆坚果。

于是你会看到，人们不断通过讲故事去换取他们想要的物品，当他们将自身经验使用完毕，就会编造更为离奇的故事。收银员如同故事收集者，听这些人如何恋爱，如何陷入一桩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听他们谈论远方的天气，谋杀犯藏在哪个角落。他们听得越多，就越对普通的故事不感兴趣。有时候，一位客人只讲述了开头，收银员就能根据经验知道故事的结尾如何。

“从前，有个白雪公主……”

“这个故事已经没有价值了，连一根棒棒糖都买不到。”

“很久以前，有一个灰姑娘……”

“这个故事，只能换一颗泡泡糖。”

“有一天，乌龟和兔子决定赛跑……”

“够了，先生，你到底有没有新的故事啊？没有的话，请离开。后面的人还要购物呢。”如你所见，这类被讲述了千百遍的故事失效了，而这势必导致购买一件小物品需要更生动的故事。

埃乌特罗比亚时常处于“故事通货膨胀”的危机中，新的故事需要不断被制造出来，然而还是供不应求。为了缓解通货膨胀带给消费者的压力，收银员的人选不得不周期性地更换，埃乌特罗比亚的通货膨胀也随之阶段性发生。尽管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只是在重复上一个轮回的故事，也在重复上一轮的生活，但他们还是会在某一天，听到一个顾客走上前来说：“很久以前，有个灰姑娘……”收银员望着顾客，他们对视了一下，认出了彼此，曾经的收银员变成了购物者，曾经的购物者变成了收银员。在同一个地点，两个人互换了身份。

“好啦。”收银员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已经讲过了。但我觉得它价值百万，你可以拿走更多的东西，荔枝、棉被、水壶、巧克力，还有什么是你需要的吗？”

她摇摇头，带走了一朵玫瑰。

（轻言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行者拉班·扫马的收集与爱情》一书，喻梁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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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米亚·科托金心艺（译）

有一次，两个小丑突然吵了起来。人们驻足旁观，觉得很有趣。

“这是怎么了？”人们问。

“嘿，就是两个小丑在吵架。”

谁会认真对待他们呢？两个演喜剧的人唇枪舌剑，十分搞笑。他们争吵的内容都是胡话，主题也不过是一件琐事。一整天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小丑还在吵，异常激动地较劲儿，非得赢过对方。不过，大街上的围观者很高兴。两个小丑对骂得越来越激烈，歹毒之词锋利而精准。行人觉得这只是一场表演，纷纷朝人行道扔下硬币。

第三天，小丑们开始动真格的了。耳光毫无章法地袭来，腿踢得呼呼作响，但更多的是踢到空中而不是对方身上。孩子们觉得好玩儿，便模仿两个小丑打斗，嘲笑他们荒唐的行为，笑得身子东倒西歪。他们想要感谢小丑取悦观众的好意，便对家长说：“爸爸，给我几个硬币吧，我要放到人行道上。”

第四天，斗殴升级。妆容下，两个小丑的脸开始流血。一些小朋友被吓到了：“那是真的血吗？”

“不是真的，别怕。”父母安抚道。

观看中稍一疏忽，有人不知从哪个方向挨了一记耳光，但打得很轻，只带来更多的欢笑。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

“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一场小打小闹。不用把人分开。他们累了自己会停的，不过是滑稽的闹剧而已。”

然而，第五天，其中一个小丑准备了一根木棍。他向对手冲过去，一棍子将对方的假发连根掀起。另一个小丑在盛怒之下，抄起一根双节棍，予以同样混乱的回击。长棍在空中呼啸，横扫，令人晕眩。一名观众不小心被击中，直挺挺地倒下，死了。

场面混乱起来。激动的人群分为两派。渐渐地，形成了两个战场。人们成群结队，卷入斗殴。更多的人倒下了。

进入第二周，周边几个街区听说两个小丑引发了一场愚蠢的混战，后来演变成小规模战役，波及了整个广场。市民们觉得有趣。一些人还去广场探访，以确认传言的真假。他们带回来的现场描述总是自相矛盾，经过了添油加醋。后来，这些市民也分成观点对立的两个阵营。某些街区开始出现冲突。

第二十天，枪声四起。没有人确切知道枪声从哪儿来——可能来自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受到惊吓的居民开始武装自己，稍有风吹草动都觉得可疑。枪击事件蔓延开来。尸体开始在街头堆积。恐怖主宰了整座城市。没过多久，大屠杀接二连三地爆发了。

月初，城市的居民都死光了——所有人，除了那两个小丑。这天早晨，他们坐在各自的角落里，脱去可笑的外衣，疲惫地看着对方。然后，他们站起身，拥抱在一起，捧腹大笑。两个人挽着手臂，捡起人行道上的硬币。他们穿过被摧毁的城市，小心地避免踩到尸体，然后离开，去寻找下一座城市。

（暮语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入夜的声音》一书，陈玉斐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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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普里莫·莱维陈英孙璐瑶王丹钰（译）

我素来很乐意和辛普森先生打交道，他和其他代理商不一样，其他代理商只是按部就班地工作，而辛普森先生怀着纯粹的信念，真心热爱NATCA公司的产品。他会为这些机器的缺陷和故障而心生焦虑，为它们的成功而感到骄傲。

抛开工作关系不谈，我们也差不多算是朋友了，但自从1960年他卖给我一台作诗机之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几个月前，辛普森先生没事先通知，就按响了我家的门铃。他喜气洋洋，怀里抱着一个瓦楞纸盒，就像奶妈抱着备受宠爱的婴儿。“看看吧，”辛普森骄傲地说，“这是‘米奈特’，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复制机。”

“复制机？”我难以掩饰失望之情，说，“辛普森，拜托，我的梦想可不是要一台复制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复制机已经很不错了，难道还有更好的吗？”

“请原谅我这么说，只复制表面的东西，随便一台复制机都能做到。但今天这台机器复制的可不只是表面，还包括更深层的东西。”他有些生气，但依然彬彬有礼地补充说，“‘米奈特’是一台真正的复制机。”他从包里小心地拿出两张油印的文件，上面有彩色抬头。他把两张纸放在桌子上，问：“您看哪份是原件？”

我仔细检查了一番：“我的确看不出来，它们一模一样。可是，两份同样的报纸，或者从一张底片洗出来的两张照片，不都是如此吗？”

“不，您再好好看看。您看，我们特意选择粗糙的纸做展示材料，纸张表面有很多杂质。此外，在复制前，我们还故意撕开了一个角。您拿上放大镜仔细看看，不用着急，今天下午我专门为您服务。”

这张纸上有一根小小的稻草，旁边有个黄色的小颗粒；而另一张纸上，同一位置也有一小根稻草和一个黄色的小颗粒。两张纸撕开的裂口也完全相同，连用放大镜能分辨的最细小的毛边都一模一样。我渐渐打消了疑虑，对这台机器产生了兴趣。

在我观察的同时，辛普森先生从包里拿出了整个文件夹。“这些都是我的样品，”他带着讨人喜欢的外国口音，微笑着对我说，“有原件和复制件。”里面有一些手写信件，用各种颜色的笔随意勾画过，还有贴了邮票的信封、复杂的技术图纸、孩子五彩斑斓的涂鸦。辛普森先生向我展示了每份材料精确的复制品，让我看了正面，又看了反面。

我细细地查看着他拿出的样品——说实话，没什么可挑剔的。不管是纸上的小颗粒，还是每个记号，甚至每种颜色的细微差别，都原原本本得到了精确的再现。我注意到，就连复制品摸起来的感觉也和原版的一模一样：画纸被水彩打湿又晾干后的坚硬手感，邮票凹凸不平的触感。这时，辛普森先生继续他那很有说服力的讲解：“您不要觉得，这仅仅是比之前的型号更完善的一台机器。这台复制机的工作原理可是一项革命性的创新，不仅仅是实践上的，也是观念上的。这并不是单纯的模拟、模仿，而是重新创造出和原件完全一样的物体，可以说，是凭空造出的……”

我吃了一惊，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身为化学家的本能，强烈抵触这种夸张的说法：“怎么？还能凭空造出？”

“真是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有点儿言过其实。当然不是真的凭空创造，我想说的是，从混沌中，从绝对的无序中创造出来。没错，这就是‘米奈特’的功能：在无序中创造出秩序。”

他出门回到街上，从汽车后备厢里拿出一个小金属瓶，形状有点儿像液化气罐。他向我演示，如何用一根软管把它与复制机的一个部件相连。

“这个小罐是用来给机器提供原料的。里面装着一种特别复杂的混合物，就是所谓的耗材，它的具体成分，至今还没有说明。我在基迪瓦内堡总部参加了一个培训，当时NATCA的技术人员向我介绍过原理。就我的理解，耗材中可能含有一些不稳定的化合物，由碳和其他主要的生命元素构成。机器操作起来很简单。您看到了吗？把要复制的原件放在这个隔间里，而在另一个形状和体积都相同的隔间里，耗材会以一定的速度被注入。在复制过程中，原件的每个原子对应的位置上，都会有一个来自原料混合物的同类原子：这里原来是碳，就放碳原子，那里原来是氮，就放氮原子，以此类推。当然，在这种远距离重构中，大量的信息如何从一个隔间传递到另一个，这其中的原理，公司没有向我们这些代理商透露。但我可以说，复制机的工作原理，类似一种最近才被人发现的基因遗传过程。希望您不要觉得，这全是些无稽之谈，也希望您谅解公司对于有些信息有所保留，您应该理解这种情况，因为机器的某些部分目前还没有申请专利保护。

“这真的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不需要高温、高压的有机合成反应，在无序中创造出秩序，安静、迅速、成本低廉——这是几代化学家的梦想。虽然不合乎做买卖的规矩，但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敬佩之情。”

介绍完毕，辛普森又补充了几点：“我想事先告诉您，如今‘米奈特’工作起来并不高效，复制100多克的原件，至少需要一小时。此外，它还受到另一种限制。显然，如果配备的耗材没有原件里的某些元素，它就无法进行复制，或者不能完美复制。为了满足特殊需要，现在公司已经生产了一些元素更全面的特殊耗材，但缺乏某些元素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尤其是重金属。”他向我展示了一页珍贵的手抄本，上面有袖珍画装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复制画上镀金的地方，实际上，复制品里完全没有这部分。复制硬币就更不可能了。”

我再次感到心头一震，但这次并非只是出于化学家的本能，还有出于追求实际利益的人类本能。硬币没办法复制，那纸钞呢？稀有邮票呢？或者高雅体面一些，复制钻石呢？有没有哪条法律会惩罚“伪造并贩卖钻石者”？如果复制出来的也是钻石，那还能叫伪造吗？我在复制机里放几克碳原子，忠实地把它们重新排列成稳定的四面体结构，并把得到的产品卖出去，谁能禁止我这么干呢？

做这种事，关键是要抢占先机，因为贪财的人总有不少奇思妙想。所以事不宜迟，我和辛普森先生稍稍讨价还价，就预定了这台机器——打了9.5折，贷款分期4个月，每个月月底付。

二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这台复制机，还有50磅耗材。在开始复制前，我仔细读了好几遍操作说明，几乎将其背诵了下来。接着，我顺手找到第一样东西——一颗普通的骰子，准备复制它。

我把它放在机器的原型室里，把温度调到操作说明上要求的数值，然后打开注入耗材的调节阀，开始等待。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嗡鸣，产品室里有一小股气体，沿着管子排出来，味道有点儿奇怪，感觉不太洁净。过了一小时，我打开产品室，看到一个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骰子，不管是形状、颜色还是重量都没有差别。复制品摸起来有点儿温热，但很快就变凉了。我又由第二颗骰子复制出第三颗，由第三颗复制出第四颗，没有任何问题，也没遇到什么麻烦。

我对复制机的内部原理越来越好奇，之前辛普森先生没能（或是不愿意）向我解释清楚，说明书里也没有任何提示。我把成品室的密封盖取下来，用钢锯在上面开了个小窗，在那个位置安了一块玻璃板，密封严实，再把盖子重新放回去。我又把骰子放进原型室，透过玻璃认真观察复制过程中成品室里的情况。我看到了一件极其有趣的事：骰子是从下面开始渐渐成形的，一层又一层越叠越高，就像从底部长出来的一样。复制进行到一半时，已经产生了半个完美的骰子，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骰子的木质截面，还能辨认出所有纹路。似乎可以推测出，原型室里有一个分析装置，以线或平面为单位，“探查”需要复制的物体，把指示传送到产品室，确定每个原子的位置，这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来自耗材的相同的原子。

我对这次前期尝试很满意。第二天，我买了一颗小钻石，用机器复制了它，结果很完美。用最初的这两颗钻石，我又复制出两颗，用4颗钻石，又复制出另外4颗。如此不断重复，钻石的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直到复制机的成品室被钻石填满。复制完成后，我已经完全辨认不出最开始的那颗钻石了。我花了12小时复制，得到4095颗新钻石，起初购置设备的成本已经完全收回来了，于是我做起了其他实验——不是那么有利可图，但更有趣。我没费什么工夫就复制了一块方糖、一条手帕、一份列车时刻表、一副纸牌。

第三天，我试着复制一个煮鸡蛋。复制品的蛋壳很薄，不太结实（我想是因为耗材里没有钙元素），但蛋清和蛋黄看起来没什么异样，味道也很正常。

第四天，我复制了新鲜的芸豆、豌豆，还有一颗郁金香球茎，希望检验一下这些复制的植物能不能发芽。

第五天，我来到阁楼上，捉到了一只蜘蛛。当然，活动的物体是不能被复制的。我把蜘蛛拿到寒冷的阳台上，等它被冻僵后再放进复制机。过了一小时，我得到了一只完美的复制品。我用墨水标记了原本的蜘蛛，然后把这对“双胞胎”放进一个玻璃瓶，再把瓶子放到暖气片上，等待着。半小时后，两只蜘蛛同时开始活动，它们马上就打起来了，但它们势均力敌，打了一个多小时，谁也没能占上风。于是我把它们分开，放进两个盒子里。第二天，它们各自织了一张网，都有14根辐线。

第六天，我仔细翻动花园里的石头，找到一只冬眠的蜥蜴。它的复制品外表看起来很正常，但我把它放到室内后，发现它行动很艰难。这只蜥蜴只活了几个小时，可以确定它的骨架非常脆弱，尤其是爪子部位的长骨头，简直和橡胶一样软。

第七天，我休息。我给辛普森先生打了电话，请他尽快来我这里一趟。我向他讲了自己做的实验（当然没有提复制钻石的事），我努力做出从容的表情，用尽可能镇静的语气，问了几个问题，提了一些建议：“米奈特”的专利具体保护了什么部分呢？可以从NATCA买到元素更全面的耗材吗？有没有那种包含了所有生命必需元素的耗材，哪怕是小剂量的？有没有容量更大的复制机，比如5升的，可以装下一只猫的？或者200升的，这样就可以复制……

我看到辛普森脸色苍白。“先生，”他对我说，“我回答不了您的这些问题。我推销作诗机、计算机、忏悔器、翻译器，还有复制机，但我相信灵魂不灭，相信自己有灵魂，也不愿意失去它。我也不想用……您设想的那种系统，配合您制造新的灵魂。‘米奈特’只是一台机器——一台复制文件的精巧机器，而您向我提的问题……请原谅我这么说，很不符合道德标准。”

我没有料到，向来温和的辛普森先生的反应会这么强烈。我晓之以理，尽量说服他，向他证明，“米奈特”可不仅仅是办公室用的复印机，它的创造者甚至没意识到这一点，这对我和他来说是极大的幸运。我坚持说，“米奈特”有两个方面的品质：一种是经济上的，它能创造秩序，带来财富；另一种可以说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这种精细的设备将成为新的研究工具，推动我们进一步认识生命机制。最后我还遮遮掩掩，暗示了复制钻石的事。

但一切解释都是徒劳的，辛普森先生很不安，似乎已经听不懂我的话。他似乎违背了自己作为销售和推广员的身份，对我说“这都是胡编乱造的”；他只相信宣传册上印的内容，不管是思想探索还是金钱利益，他一概不感兴趣，无论如何，他都不想掺和进这件事里。我感觉他还有别的话要说，但最终没说出口，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声“再见”，就离开了。

三

友谊的破裂总是让人感到痛苦。我特别想再次联系上辛普森先生，我确信我们能找到一个达成共识的基础，或许还能合作。当然，我本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可是我那段时间工作太忙了，联系辛普森的事便一拖再拖。直到二月初，我在信箱里发现了一份NATCA公司寄来的通告，还有一份来自米兰分部的短函：“现通知阁下NATCA公司发布的通告，附函随寄通告副本与译文。”语气冷冰冰的，上面有辛普森先生的签名。

我完全想象不到，我认识的那个辛普森会受愚蠢的道德主义驱使，一丝不苟地为NATCA公司传递这份通告。整篇通告放在这里太长了，因此我没有引用全文，只摘录了一些要点：

“米奈特”以及NATCA公司现有的或未来生产的所有复制机，生产、销售和使用的目的仅限于复制文件。代理商仅被允许向合法成立的工商企业出售此类机器，不得向个人出售。在任何情况下，买方都需签署声明才能完成交易。在声明中，买方需保证不将该设备用于——

复制纸币、支票、汇票、邮票，或其他可与货币等值的同类物品；

复制油画、素描、版画、雕塑或其他具象艺术作品；

复制活着或死亡状态的植物、动物、人类，无论整体还是部分。

若客户或其他任何使用者在操作过程中，违反已签署的声明，NATCA公司拒绝为该行为承担任何责任。

在我看来，这些限制对复制机的商业前途没什么好处。如果我还有机会见到辛普森先生，我一定会让他知道这种做法的不利影响。他这么精明的一个人，却做出了违背自己利益的举动，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秦歌摘自译林出版社《自然故事》一书，本刊节选，李晓林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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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陟云

当是某生某世。一个春意酣然的下午

松间竹影，一幢回形的房子，庭榭环绕

我只走一侧

桃花在远处于开与未开之间被我移入脑中

光照暧昧，万年青的叶子晃动

仿佛一晃万年

我和你的相遇这一回该不是梦呓了吧

婢女款款而至

但时间的密码遗落在历代，墙墙林立

铜镜悲情而嘶哑

一尊光滑的柱子，被刻上难懂的图案

失忆总是常态

我的体内，在期待之中盛开温暖的年轮

言辞泛滥的年代，叙述只为某种无从把握的情绪

你我之间，水面辽阔，安静而透明

只有虚构寒光凛冽

只有流水擦亮忧伤

一生何其短暂，一日何其漫长

（夜未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昏之前》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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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六

2024年10月21日，著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在美国艾奥瓦的家中逝世，享年99岁。

她的女儿王晓蓝发布消息称，母亲“走得很安详，没有太多痛苦”。

在华语文学世界里，她可能不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她被誉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得到来自世界各地作家的尊崇。

她家的客厅，包括汪曾祺、陈映真、白先勇、王安忆、迟子健、毕飞宇在内的全世界1400多名作家，都曾在这里欢宴饮酒，纵情畅谈文学。这样的雅集，真可谓“餐沆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

在这一场场颇有六朝韵致的聚会中，甚至出了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位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另一位是中国作家莫言。

打开聂华苓的自传《三生三世》，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国家遭逢战乱的痛苦、颠沛流离的辛酸，以及永远无法消除的乡愁俱在其中。

聂华苓漂泊了近一个世纪，从汉口到北平，从中国到美国。

她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艾奥瓦。”

循着这棵“树”，让我们来见识一下这位气度不凡、侠肝义胆的女子。

身世沉浮

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清代文人。父亲聂洸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曾在贵州担任要职。当时聂家住在武汉，聂洸在贵州去世后，聂家就此散了。

讲起来，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童年时，她经常目睹外国人欺压中国百姓的场景，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在她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聂华苓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孩子们逃亡至乡下避难。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这样的新式女性，自然明白让孩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即便烽火连天，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

母亲的气度与坚毅，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有着深刻的影响。

彼时年仅14岁的聂华苓，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就这样流浪下去了。

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聂华苓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有时甚至还要跟狗抢食物。对聂华苓来说，由糙米、稗子、石子、沙子混合而成的“八宝饭”都成了人间美食，她一度染上了疟疾。

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痛苦至极。

为了不当亡国奴，再苦也要一路奋战。

聂华苓以巨大的热情参加了抗日活动：慰问抗战的伤兵，为他们唱歌，代写家书……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更是让她将对国家的爱融入血液。

从汉口到北平，从小学到大学，从纯真的孩子到挨饿受冻的流亡学生，她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

风雨坎坷中，聂华苓与同学王正路结婚了。

她以为找到了令她安心的归宿。那个时期，她以“远方”为笔名，发表了讽刺散文《变形虫》，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

然而，婚姻也好，时局也罢，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王家是大家族，儿媳妇要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她喟叹：“我在那个大家庭里，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

1949年，24岁的聂华苓带着母亲与弟弟妹妹们，一家人到了台湾地区。

故乡的山水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

理想与失落

然而，那座小岛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和风暖日，而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到了台北后，她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出身于大家族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结婚15年，共同生活只有5年”，婚姻名存实亡，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聂华苓进入由胡适担任发行人、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任文艺栏主编。

为了适应当时的环境，聂华苓将自己主持的《自由中国》文艺栏，打造成纯文学天地。

这简直就像从浑浊的湖泊中涌出了一股清泉，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譬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和余光中的诗，都是经她编辑后发表的。

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士厥功甚伟。

聂华苓在台湾15年，受到文史名家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一生中编、写、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她在此期间发表的《失去的金铃子》，是十分出色的带有自传色彩的女性成长小说。

可惜，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自由中国》被封，身为编辑的聂华苓虽躲过牢狱之灾，却被孤立，终日受到监视。

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自由中国》以及创立它的前辈蒙难，弟弟聂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意外丧生，母亲得了绝症过世，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

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

古语有言，剥极将复——时运不济到了极点，一切就会从头开始。命运大约十分怜悯这样率直且有着独立人格的女子，在最艰难的时刻，一道生命的曙光刺破了黑压压的乌云，照亮了她整个后半生。

伟大的归宿

那道曙光，是聂华苓在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保罗·安格尔。

他几乎是聂华苓“第三生”的唯一转折点。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台北并不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这里有华苓，我看着她就足够了。”

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是：“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他们婚后在艾奥瓦筑起爱巢，一起划船、烤肉、谈文学，与鹿和浣熊做伴——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

此时，聂华苓学会了从另一个视角看世界，她意识到，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但她对世界的认识还是非常片面的：“在这儿，我可以清醒地看待自己过去生活的地方，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感情冷静多了，看法客观多了！”

过往的痛苦与恩怨，终于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随之涌上心头的，是她那份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风度与气概。

彼时，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写作工作坊”教中文。有一天，他们在河上泛舟，聂华苓突发奇想，建议安格尔将“写作工作坊”改成“国际写作计划”。

安格尔听后，忍不住大叫“疯狂”，要是改成“国际写作计划”，每个作家光是吃、住、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

然而聂华苓锲而不舍。他们先是得到艾奥瓦大学的支持，接着到处写信、拜访，从私人到大企业，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

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看到世界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神奇地在艾奥瓦相遇了。

“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通过演讲、讨论、旅行等方式，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写作技巧得以交流。

他们以文会友，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譬如，一位以色列作家和一位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到4个月后离别时，他们竟在机场抱头痛哭；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手。

身为中国人，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

那时，中国作家想出国，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聂华苓每年都捐款。

几十年来，“国际写作计划”共邀请世界各地的作家1400多位，而用汉语写作的作家，就有100多位。

在国际写作交流上，聂华苓不遗余力；在个人文学成就上，除了翻译作品，她坚持用母语中文创作。《桑青与桃红》《三生三世》等作品相继完稿，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

对故土与母语的眷恋，始终是聂华苓的难言之痛。

1972年，她与安格尔共同翻译了《毛泽东诗词》。为了了解每首诗词的背景，他们翻阅了很多关于中国革命的书，特别对二万五千里长征，做了细致的研究。

这使她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明白的道理。她说：“他们什么艰险都不怕，爬雪山，吃皮带，是为了几万万人民和后代。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聂华苓的风度与气概，已超越了一个作家的范畴。

她以无私坦荡的侠义精神，一心造福全世界文人，为当代中国作家打开了一扇走向世界舞台的窗。

从不谙世事的豆蔻年华到经历岁月洗礼的从容暮年，一段段历史，一个个时空，构成聂华苓颠沛流离、历尽沧桑却卓有建树的一生。

（远流摘自微信公众号“最华人”，本刊节选）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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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松果

乐黛云和丈夫汤一介在家中

2024年7月27日，北京大学中文系乐黛云教授去世，享年93岁。20世纪80年代，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所，被公认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人、拓荒者。

她出生于1931年，17岁考入北大，几乎到了50岁才真正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但一旦开始，她就没有再停下。在北大校园里，她也是一位特别的教授。她像一颗恒星，以自己的能量吸引着一代代年轻人。

北大教授戴锦华当时是乐黛云的学生。戴锦华记得，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乐黛云和丈夫汤一介从美国回来，不像其他人回国时都爱买电器，他们带回国的，是十几箱书。这个消息很快传遍北大，成为宿舍熄灯后学生们卧谈会的主题。“那时候的一本新书，就是珍宝一样的存在，人人都无限向往。”胆大的学生，已经登门拜访。“她家的大门对所有学生打开，谁都可以去做客，还能蹭吃蹭喝，饭都是乐老师亲手做的。乐老师对年轻人是无条件地好。”

是的，对所有后辈，她同样宽厚，没有亲疏之分。北大教授钱理群曾经提到，1990年，乐黛云主持全国首届比较文学优秀著作奖，他本来得的是二等奖，一等奖的得主都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乐黛云灵机一动，把一等奖改成特等奖，将二等奖升级为一等奖。她说：“这么处理对年轻人有好处，他们需要填表。”难怪学生们说她宽厚，体恤人，是一个一下就显现出人格魅力的人。

（常鑫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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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华

现实世界中，当某个人突然获悉，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一个与自己关系足够亲密的人病危，他必须立刻前往探望时，自然而然、合乎情理的选择就是，以最快捷的方式，比如坐飞机赶去。相信这也是多数人会做出的选择。然而，这个世界之所以称得上丰富多彩，就在于总有人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以离奇独特的思路，收获出乎意料的结果，比如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

1974年，当赫尔佐格听说自己的恩师、影评人洛特·艾斯纳病危时，心急如焚，毫不犹豫地决定赶去巴黎探望。然而，他没有登上最早的飞机或火车，而是执意从慕尼黑徒步前往巴黎。要知道那可是暴风雪肆虐的冬天，走完这一程需要好几周的时间，关键是，他很可能错过与恩师最后的见面机会。然而赫尔佐格坚信：“只要我用双脚走过去，恩师就一定能活下来。”

作为读者，我根本来不及去了解这个神奇故事的理想结局（赫尔佐格徒步3周之久，抵达巴黎时，洛特·艾斯纳的病情竟然奇迹般地好转了），便被这个故事的开头紧紧吸引住了，那就是故事主人公舍飞机而择徒步的离奇决定。他是疯了吗，居然别出心裁地决定不坐飞机或火车赶去？为能及时见到生命垂危的恩师，选择最快捷的交通方式，难道不是最自然不过、最不容置疑的吗？赫尔佐格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更像一种执念，因此导致可悲的结果难道不是一件更大概率的事吗？

当然，如果赫尔佐格做出的是常规选择，那也就意味着，这个故事从开始就步入寻常路径，注定有一个一开头就可以预料的结果，也就谈不上什么传奇性了。这也是这个离奇故事显而易见的魅力所在。

是因为固执，甚至是偏执吗？事情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我希望弄明白他做出如此意外选择的内在动机是什么，让他竟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可能的解释是，赫尔佐格对生命质地的理解、对信念力量的把握，自有异乎常人的、更深层次的考量。他的行为，让他的心灵变得无比虔诚。他私底下和命运之神打赌：如果我完成这一大胆的挑战，你必须兑现我关于恩师康复的愿望。但他不可能不清楚这个世界的常规思维，也不可能没有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赫尔佐格在虔诚祈愿恩师早日康复的同时，也在自觉地检测和升华自己的信念与意志力。为此，他不惜付出某种代价。纵然这种代价可能沉重异常，他也在所不惜。若干年后，他记录这段旅程的自传《冰雪纪行》出版，出版社在简介里，直接把赫尔佐格的徒步之行称为“朝圣之旅”——如此解读赫尔佐格的执念，解释他不按常理出牌的意义，才让我们有所释然，也有点儿肃然起敬。

“晦暗寂寥的森林包围了我。周遭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在持续呼啸。西边的天空泛黄，空气沉闷，像要下冰雹，高处的天空则是朦胧的灰褐色。忽然，眼前出现一座巨大的红色采石场：巨坑中积蓄着红色的水，一台挖土机停在水中，遍身生锈，毫无用处。”

这样细致坦诚地记录自己徒步期间的遭遇与感受的文字，在这本书里随处可见。它是真切传神的环境描写，正如原本阴沉晦暗的天气里，又要下冰雹，平添了压抑的气氛和诡秘的意象。它不是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主人公当时悲凉又执着的心境的映衬，是为故事最终产生意外结局所添加的砝码。唯其如此，才愈发显出理想结果之可贵。

当然，我相信一定会有人质疑这个神奇的故事，它会因另一种更有可能发生的结局，而失去它的神奇价值，甚至这一行为也会被嘲讽为荒诞不经，这其实都不足为怪。然而以我的见识，故事那非凡的意义，恰在于故事主人公所做的小概率选择。因了这种选择，结果其实已不再是关键要素，过程才重要，甚至起始的目标确定才至关重要。由彼及此，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何以总有无聊、无助、无力的庸常之感？每当我们需要做选择时，是否都心如止水地随波逐流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有如平湖，风平浪静是常态，因司空见惯而常遭无视，然而偶尔的涟漪，甚至波涛，会让平湖展现别样的形态、别样的美。生活无疑需要一些因主观选择而出现的意外，比如不期而遇的会面，或者说走就走的出行，以及偏不从众的取舍。许多时候，不妨异想天开、别出心裁，才可能收获某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和感受。所以，但凡遇见现实生活里闪现类似光芒的传奇时，人总会眼前一亮，觉得这个世界还留存着那么一点儿多元性，也会心生一丝丝暖意。

1987年，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一部名为《机遇之歌》的电影上映。在这部探索人性的影片中，主人公在奋力追赶一列火车时，导演提供了由登上和没登上火车而衍生出的3种可能性。人物命运由此分出3条支流，导演未置可否，却给观众留下充分的选择与思考余地。因为戏剧化的转折与意外的发生，不仅会使人物命运充满变数，也最有可能在观众心中荡起涟漪。

是啊，选择权在自己手中，谁规定非得这样或那样呢？

（莲子摘自《联谊报》2024年10月22日，王娓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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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张夏准方丽翟（文译）

凤尾鱼是众所周知的小鱼。在韩国，瘦小的孩子常被称为“干凤尾鱼”。然而，它可能是世界上对饮食文化影响最大的鱼。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印度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大量食用凤尾鱼，而且吃法众多。

除了带来丰富的味道，凤尾鱼也曾带来很多财富。在19世纪中期，它们是秘鲁经济繁荣的根源。这并不是因为秘鲁出口凤尾鱼。当时，秘鲁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出口海鸟的粪便上。这种鸟粪是非常珍贵的肥料，含有丰富的硝酸盐和磷。它还被用于制造火药，因为它含有硝石，这是制造火药的关键成分。

秘鲁出口的鸟粪是生活在太平洋沿岸岛屿上的鸬鹚和鲣鸟等鸟类的排泄物。这些鸟以鱼类为食，主要是凤尾鱼。它们沿着南美洲的西海岸迁移，乘着富含营养的秘鲁寒流，从智利南部飞到秘鲁北部。它们留下的鸟粪对秘鲁如此重要，以至经济史学家要以“鸟粪时代”（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来称呼秘鲁的一个时代。

秘鲁的鸟粪经济繁荣并没有持续很久。在繁荣了30年后，由于过度开采，秘鲁鸟粪的出口量开始下降。19世纪70年代发现的硝石（硝酸钠）矿床暂时掩盖了这种影响，这种富含硝酸盐的矿物不仅可用于制造化肥和火药，还可作为肉类防腐剂使用。秘鲁的繁荣随着硝石战争（1879—1884）的爆发而结束。智利占领了玻利维亚的沿海地区（从而使后者成为内陆国）和秘鲁南部沿海的大约一半地区。这些地区有大量的硝石矿藏和鸟粪资源，智利因此变得富有。

然而，好景不长。1909年，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柏发明了一种从空气中分离氮气的方法，使用高压电制备氨，并制造出了人工肥料。也就是说，哈柏找到了一种使用空气就能制造出化肥的方法，这为他赢得了191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哈柏的发明被另一位德国科学家卡尔·博许商业化。卡尔·博许为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工作，巴斯夫公司购买了哈柏的技术。今天，这种工艺被称为“哈柏-博许工艺”。它使大规模生产人工肥料成为可能，鸟粪作为肥料的重要性下降。而硝石，作为更重要的硝酸盐来源，也失去了它的价值。智利天然的硝酸盐（鸟粪和硝石）的产量从1925年的250万吨下降到1934年的80万吨。

19世纪的其他技术革新摧毁了几个主要商品出口国。英国和德国发明的人工染料摧毁了全世界的天然染料生产者。人工红色染料，如合成茜素，使危地马拉的财富化为乌有。当时，危地马拉的经济严重依赖胭脂虫出口，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深红色染料，用来给天主教红衣主教的长袍染色。

巴斯夫在1868年开发出用煤焦油生产茜素的技术，在那之前，他们从最黑的东西——煤里提取最珍贵的红色。巴斯夫还在1897年开发出了大规模生产人工靛蓝染料（另一种非常珍贵的染料）的技术，摧毁了印度的靛蓝工业，破坏了许多印度劳工的生计，使欧洲许多国家的靛蓝植物种植园园主破产。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有一半的橡胶都产自马来西亚，但马来西亚需要面对由各种合成橡胶带来的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些合成橡胶是由德国和美国的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研发出来的。马来西亚的经济后来实现了多样化，开始涉足其他初级产品（农业和矿业产品）领域，如棕榈油，但来自合成橡胶的打击仍让其经济陷入困境。

初级产品的生产者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合成替代品的发明者，还来自更有效率的生产者。比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越南几乎没有咖啡出口，但随后，越南咖啡的出口量迅速增加。自21世纪初以来，越南一直是世界第二大咖啡出口国，仅次于巴西，其他咖啡生产国也因此受到影响。

可见，初级产品主要生产国的地位很容易被破坏，因为初级产品很容易生产。然而，越南对巴西、哥伦比亚和其他咖啡生产国所做的事情，与德国化学工业对秘鲁、智利、危地马拉、印度和其他无数依赖初级产品的国家所做的事情，之间没有可比性。一个经济体掌握了开发制造自然物质的人工替代品的技术，也就有能力破坏现有的市场（如鸟粪经济），并创造新的市场（如化学肥料工业）。

荷兰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它是世界上第二大农业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因为它通过技术“扩充”了土地。荷兰人通过温室农业技术使农业用时倍增，尽管荷兰的气候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越，但一年中可以种植多种作物。他们通过水培种植进一步扩展了土地面积，即在浮床上种植植物，这样就能够在温室里利用有限的土地之上的空间种植多层植物。除此之外，他们还通过计算机控制施肥，高效地为植物提供高质量的农业化学品，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生产力。

当你通过工业化获得更高的生产力时，你就能以最“神奇”的方式突破大自然的限制。你可以从最黑的煤炭中“变出”最鲜艳的红色染料，“凭空”造出肥料，在不入侵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国土面积“扩大”许多倍。此外，当你获得这些能力时，就有可能长时间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因为能力不会像自然资源那样被耗尽，这些自然资源既包括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如硝石，也包括不可避免地被过度开发的可再生资源，如秘鲁那些以凤尾鱼为食的鸟的粪便。

（霞色摘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好吃的经济学》一书，本刊节选，杨树山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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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孙悟空天不怕，地不怕，玉皇大帝不怕，龙王不怕，阎罗王不怕，是真的无所畏惧。然而，他敬畏唐僧。之所以敬畏，不仅是因为唐僧会念《紧箍咒》，更为重要的是唐僧拥有慈无量心、悲无量心。正是因为有这种心，唐僧才能把孙悟空从五行山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也才能把猪八戒、沙悟净和孙悟空吸引到身边，组建起一支寻找真理的队伍。而孙悟空之所以令人佩服，也在于他不仅“无畏”，还“有所敬畏”。

◆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人神之间及神魔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人随时可以变成魔，神也随时可以变成魔。猪八戒原是天神，号称天蓬元帅，因犯了错误（调戏嫦娥），就被罚入下界，成了妖魔，并闹出入赘高老庄的丑剧。但他走上取经之路后，逐步改邪归正，最后成为“净坛使者”。沙悟净原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只因摔破了玻璃盏，被贬入下界变成了河妖。中国文化相信天人合一，神与人、神与魔当然也可以合一。与孙悟空搏杀的妖魔，很多原来是神与佛的坐骑、侍从或弟子。《西游记》告诉人们：没有永恒的神仙，也没有永恒的妖魔，只有永恒的人性。

◆在中国文学中，我最爱两颗心灵：一颗是柔性的——《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颗是刚性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两颗心灵原先都是石头，通灵后却变得至柔与至刚。至柔者在脂粉钗环的包围中生活，至刚者在妖魔鬼怪的包围中打拼。尽管环境极为不同，但二者都是通向至真、至善、至美的诗心。所谓诗心，乃是我们所梦想、所向往的跳动于未来的心灵，是人类此刻还不具备，但以后可能拥有的心灵。这种心灵，简单混沌，却很丰实。这种心灵的现实感并不强，但它又传达了生活在现实中的人的向往。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与魔鬼打赌：浮士德一生进取，倘若愿望被满足即成魔鬼的俘虏。孙悟空一路打过去，也在与魔鬼打赌，但从未当过魔鬼的俘虏。他与魔鬼赌的首先是眼睛，能看穿伪形即胜利，不能看穿即失败。唐僧看不穿，因为他只有经书的润泽，缺少炼丹炉的煎熬。孙悟空之所以战无不胜，除了仰仗老师的传授，还仰仗炼丹炉的磨炼和对手带来的磨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让主人公讲了一句话：“我只想证明一件事，就是，那时魔鬼引诱我，后来又告诉我，我没有权利走那条路。”读《西游记》，看到唐僧战胜各种诱惑时，我总是想起这句话。唐僧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他明了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是正确的，而且一路走到底；并明了，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权利走别的路，包括荣华富贵之路。

◆孙悟空到西天取经，一路打拼，一路吃苦，但也一路成长，尤其是心灵的成长。他西行的最大成果，不是被封为“斗战胜佛”，而是发现了宇宙和人间的真理——天地不全。天不全，所以要补天；地不全，所以要填海；佛经不全，所以经书被打湿了也不必懊丧；人不全，所以往往辨别不出妖魔；自我也不全，所以才会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道破的“天地不全”哲学，乃是无字真经，这是孙悟空悟到的真理，也是吴承恩悟到的真经。

◆唐三藏、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我们可称他们为“西游中人”。尽管他们性格、性情差异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机心。《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司马懿等，其性格、性情同样差异很大，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充满机心，全是“巧伪人”。他们不是会“变”，而是会“装”，每个人都有一百副以上的面孔。

◆《红楼梦》的基调为优美，《西游记》的基调为壮美。前者典雅，后者崇高。两部小说的美学风格虽不同，但都有大慈悲，均佛光弥漫。《红楼梦》告诉人们，若要解脱，唯有放弃，放弃功名利禄等妄念。《西游记》则告诉人们，若要摆脱苦海，唯有拼搏。二者都有道理，只是《西游记》更积极。

◆唐僧师徒以为走到灵山，取了经书，这些经书便可普度众生，拯救世界。但他们没想到，在灵山竟有人向他们索取礼物（人事），这些人也无法超越功利之局限。小说最后这一笔，是极深刻的一笔，它提醒人们，灵山也并非绝对光明之地。光明在哪里？光明或许在我们自己身上。

（曼殊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西游记悟语》一书，陈岱青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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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栋

“老婆和老妈掉进水里，你先救谁？”这样无聊的问题，普通人一辈子也未必会遇到，但在《射雕英雄传》里，郭靖就遭遇了类似的灵魂之问。

情同手足的结义兄弟拖雷要南侵襄阳，自己该不该为了“大义”暗杀兄弟？郭靖思想斗争了几个时辰，坐卧难安，自己究竟要不要做出一个突破基本道德伦理的决定？

刺杀拖雷的理由

郭靖和拖雷一起玩闹、一起成长、一起出生入死，虽然早早就结为“安答（兄弟）”，但“安答”二字的含义是随着二人的共同经历逐渐变得丰富并真切起来的。

拖雷对郭靖的情谊是超越政治阵营的。在双方成为死敌之后，拖雷仍甘冒奇险，违背父令，帮郭靖脱困。后来两个人在襄阳城下兵戎相见，拖雷仍想着：我与他恩若骨肉，岂能伤了结义之情？

面对这样一位情同手足的兄弟，郭靖却思想斗争了很久，最终做出一个决定：暗杀拖雷。

郭靖决定暗杀拖雷当然是为了保卫襄阳。襄阳是大宋的门户，守住襄阳就是守住了大宋。郭靖虽非在汉地长大，但在母亲李萍和江南诸怪日日不倦的教诲下，“胡汉”“夷夏”“靖康之耻”“直捣黄龙”这些概念和意象早已成为他脑海中最生动的图景，远比他亲历的草原牧场、牛羊、蒙古包更有生命力。

但拖雷不仅仅是郭靖记忆中一个浮光掠影的图景，他毕竟是个活生生的人，是郭靖活生生的兄弟。

事实上，郭靖的理由除了“国”，更重要的还有“民”。他在进行思想斗争的时候，真正刺激他神经的是城中百姓的哭声，真正让他忧惧的是“蒙古军屠城血洗之惨”。因此，他做出暗杀至亲安答的决定，是为了千千万万鲜活的生命。于是，郭靖大义灭亲的“义”，有了更为真实丰富的道德内涵。

“侠之大者”的原初含义

如果说为国为民、家国大义构成了“侠之大者”的内涵，那么，侠客们日常所看重的种种江湖价值便属于“侠之小者”的范畴。“行侠仗义、济人困厄”的处世风范属于其中，朋友兄弟之义自然更是其中之意。

郭靖所面临的困境，正是要他在“侠之大者”与“侠之小者”之间进行抉择。杀拖雷愧于后者，不杀拖雷则于前者有亏。

最终，郭靖选择了“侠之大者”，可做这个选择并不轻松。“侠之大者”的内涵很丰富，而郭靖最看重的，是哭声震天的百姓，是千千万万条鲜活的生命——这正是“侠之大者”的逻辑起点和原初含义，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

遗憾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的江湖大侠都高喊“大节”重于“小义”，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记得“侠之大者”的原初含义。

安史之乱时，张巡、许远困守睢阳抵抗叛军，城中食尽，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于是张巡等人杀爱妾、杀奴仆、杀老百姓给兵士吃。在张巡等人看来，大唐的江山社稷，才是大节之所在；自己的爱妾、奴仆，乃至满城黎民的性命，不过是小情怀。

我们庆幸“射雕”与“神雕”的世界，还不至于如此荒诞和悲凉。

在郭靖的天平上，“侠之大者”确实胜过了“侠之小者”。但他始终没有把二者割裂开来。可惜更多人只记得前者必须压倒后者，却忘记了二者原本具有共通的价值。

郭靖镇守襄阳大半辈子，虽然常说“大宋好男儿”“大宋好女儿”，但更常说的是“满城百姓”“千万百姓”。“百姓”才是“侠之大者”真正的价值基础。

可惜更多的江湖豪侠忽略了后者，只记得前者。于是，“侠之大者”丧失了它最鲜活的内容，变成一副抽象的道德枷锁。

令人遗憾的“不悲伤”

郭靖在“满城百姓”和“兄弟拖雷”之间选择了前者，有充足的道德理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暗杀”就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方式，也不意味着郭靖的做法无可指摘。

郭靖的这一行为，能否达到目的，是值得怀疑的。

辛亥革命前后，“暗杀”一度非常流行，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暗杀团体，不少革命者热衷于此道。后来，陈独秀专门撰写文章，对“暗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暗杀是第一谬误的方法，因为善与恶都是社会的关系、阶级的关系，暗杀者之理想，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

郭靖和辛亥革命前后的暗杀者所犯的共同错误，都是将社会历史之命运寄希望于“个人浪漫的奇迹”上。对郭靖而言，江山存亡、宋室安危、胡汉气数，似乎凭借拖雷的头颅就能通通改变。这显然并不现实。

而且拖雷仅仅是蒙古大军的统帅，他的死，对蒙古政权而言，不会造成什么权力真空期。蒙古大军在短暂休整和将帅调整后，多半会进行更大规模的入侵。成吉思汗为报痛失爱子的血海深仇，很可能会对大宋进行更为血腥和残酷的军事报复。

拖雷和郭靖即使相杀，也应该在战场上厮杀。二人虽为安答，却各怀信仰，即便拼杀而死，也是光明磊落的。美好的兄弟之情在悲怆的战鼓和苍凉的号角声中与夕阳一同落幕，才是这对兄弟该有的归宿。

当郭靖混进拖雷营帐准备行刺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拖雷因顾念兄弟之情，一直念叨“郭靖，安答”。但对已经进入敌我对立状态、自觉代入行刺者角色的郭靖而言，这一声“安答”却让他有行踪已经暴露的错觉。这使得兄弟相残的肃穆悲剧，突然有了几分辛辣的讽刺意味。

处在历史旋涡中的人物，每做出一项重大抉择，都可能会付出沉重的情感代价。我更希望郭靖把自己的抉择理解成在千难万难之间所得出的“不得不”，而不是顺理成章的“该如此”。做出选择之后，他本该更加悲伤。

可惜的是，郭靖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竟是侃侃而谈、毫不难过。“我曾起意行刺义兄，以退敌军”，“古人大义灭亲，亲尚可灭，何况友朋”。

“神雕”时代的郭大侠意志坚定，大义凛然。沙场上长风如刀，早已把他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塑成磐石。

在《神雕侠侣》中，多年之后，蒙古大汗蒙哥被杨过以飞石击杀，襄阳满城欢喜。郭靖也是喜不自胜。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讲法：郭靖的一个结义兄弟的儿子，杀了另外一个结义兄弟的儿子。击杀确实是万不得已，理由充足而正当。但被击杀的，是郭靖最亲的兄弟的长子，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然而故事的这种讲法，早已被襄阳城中庆祝胜利的锣鼓和悼念死难者的哭声掩盖。

当客散酒醒、欢呼渐歇，郭靖追忆前尘往事时，是否会在不经意间想起拖雷？是否会在庆祝胜利的欣喜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丝悲伤？

（夜白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金托邦：江湖中的沉重正义》一书，本刊节选，陈曦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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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森堡

我特别喜欢看一类视频，就是主角一个人心无旁骛地苦练某种技能，篮球也好，摔跤也罢，在练习时，整个人进入“心流”状态，时间变得清澈，四下皆空，只有自身专注的目光和心跳声。一个人一生中若有一段时间能如此这般苦练技艺，功夫就会入心入骨，在之后漫长的岁月里，他都会从中受益。

多年前，我被安排了一项工作，为一个大项目写文物介绍，时间范围从史前时期一竿子捅到清末，涉及的文物足足有几十件，北京猿人用过的石器要写，林则徐呼吁禁烟的奏折也要写，光是相关文件、材料就堆了一地。

其实苦差事做起来之后，会有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我刚开始哭哭啼啼，做着做着就上道了。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件文物的介绍不少于3000字，而且不能写“水词”，不能糊弄，从开头到结尾，每个自然段包含的信息量都要大。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着实读了不少文献，在正常情况下，我每看8到10篇论文就能写好一件文物的介绍。近一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个项目，虽然筋疲力尽，但功力大涨。在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内容创作能力也显著提升，即使过了很多年，甲方着急上火地要求赶一篇文章出来时，我也是倚马千言，而这在我被那个大项目锤炼之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不仅在文化方面，其实在体育领域也是这样。我读大学时跟着师父苦练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跤，那时我还是学生，无牵无挂，空闲时间又多，练得如痴如狂。冬天在河边，零下15摄氏度的气温，我练完一套基本功，汗水顺着鼻尖和下巴滴下来，能把身前的砖地浸湿一片。即便后来不再训练，但直到今天和人实战时，我在摔法上依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在温哥华把柔术馆里的加拿大人摔得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神情。

人真的应该趁年轻可塑性强时，给自己这样一段卧薪尝胆般沉浸苦练的经历，不仅可以在技能上根本性地把自己和外行分开，也能重新塑造对自我的认识，可谓精神和肉体一起成长。我认识的每一位在专业上有所成就的高手，无一例外都经历过类似的练习阶段，他们施展专业技能时的那种老练和自信，也都源于此。

我在网上时常能看到一类视频，是关于物件翻新的。比如，一位工匠从垃圾堆里捡到一块旧表，表盘玻璃碎了，指针也不动了，金属接口的缝隙里还藏了好多黑泥。工匠就小心翼翼地把旧表拆开，将齿轮、发条和螺丝等部件依次摆好，然后用化学药剂和小刷子细细清洗；接下来是除锈、矫正、换件、上油等一系列工序；等最后把所有的零件重新拼装好，一块锃光瓦亮的表就修好了。这类视频在网上极受欢迎，播放量颇大，人类似乎在天性上就喜欢这种靠用心努力将不堪用的物件改造为珍品的过程，并从一点一滴的成就中得到巨大的幸福感。

依我看，那些卧薪尝胆、潜心苦练技艺的视频和旧表翻修视频，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类视频。

（梁衍军摘自《北京青年报》2024年10月16日，勾犇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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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越韩笑

“复旦文科硕士找不到工作！”言言应聘失败后，在社交平台发了这样一条吐槽帖。在此之前，她本以为自己在面试中发挥得很不错。

这不是言言第一次失利。她参加的是一家国企的应届生定向选聘，最后败在了“四进二”阶段。之前，她还面试过一家策展公司文案策划的实习岗位，公司规模不大，最终招了一个本科生。

策展公司的面试官委婉地告诉言言：“你有这样的学历，应该能去更好的公司。”

高学历此时没有成为言言的助力，反倒成了她被拒绝的理由。又到一年招聘季，关于“学历倒挂”的讨论声量逐渐升高。

相关数据证明了“学历倒挂”的存在。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2024年，拥有研究生学历的毕业生offer（录用通知书）的获得率为44.4%，低于本科生的45.4%。高学历毕业生低就业率的“学历倒挂”现象，在非“双一流”高校毕业生中更为严重，其硕士和博士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为33.2%，比普通本科院校本科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低10.7%。

高学历求职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在学历上投入的时间和物质成本，不一定能转化成就业中的安全感和保障。初出校园的社会新人，只能各凭本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艰难奋战。

学历“倒挂”

言言用“窝火”形容自己应聘失败的心情。最让她受到打击的是，她在招聘软件上向两个与文旅相关的运营岗位投过简历，甚至还没有走到面试环节，她就被公司以“专业不相符”为理由拒绝。可岗位简介里，对专业的要求很宽泛，汉语言文学大类、历史学类等专业的学生均可报名。

言言对专业的选择最初是出于兴趣。她的硕士专业是文物与博物馆学，读研之初，这个专业曾让她“好像看到了人生新的机会和可能”。

事实上，读研时的专业选择不一定与就业相关。“学生读研的目的，和实际的就业情况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偏离，专业学习和就业之间有时是脱节的。”一家知名招聘网站的首席人力资源官冯丽娟说。

冯丽娟说，在“内卷”压力的裹挟下，本科生越来越觉得，必须拿到一个硕士学位才敢就业。而这种“内卷”，有时也导致了学生读研的盲目性和非必要性。

在这种趋势下，我国研究生的数量近几年大幅增长。2023年，在北京市高校毕业生中，研究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生。

高学历毕业生与岗位的匹配度也成了难题。冯丽娟说，对高学历人才来说，就业市场没有足够多的岗位与之匹配，这一情况在与文科、商科相关的岗位中尤为多见。“事实上，企业的很多岗位，本科学历的毕业生就足够胜任了。”

而应届生的求职意愿与市场需求不同。冯丽娟的团队调研过应届生的求职意愿，2018年之后，硕士毕业生的工作意愿相对而言是最强的，本科生反而会倾向于继续读研、出国，或者花时间去考公务员、考事业编。

现实情况要求应届生调整预期。冯丽娟指出，大部分硕士研究生实际上是在和本科生争夺机会。当他们必须去争取一些只需要本科学历的机会时，这种学历和岗位的匹配性问题，也促使求职者调整自己的预期。

性价比

言言很清楚，自己的学历对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高成本和低稳定性。

一般而言，硕士应届毕业生的起薪的确会高于本科应届毕业生，更高的起薪是招聘单位对学历含金量的认可。

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所有的行业与公司。湛礼现在就职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会根据应聘者面试的表现来决定薪酬，因此本科生也有可能拿到比硕士研究生更高的薪酬。

企业永远是以利益为先的。湛礼说：“如果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工作能力差不多，甚至本科生因为没有读研，有3年的工作经历，已经对业务很熟悉了，还比硕士研究生要求的薪水低，那我为什么要招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学历在招聘中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多位人力资源专员说，在涉及对研发要求比较高的岗位时，公司更倾向于定向招聘某个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因为在读博阶段，他们的研究一般足够深入，企业希望他们将研究课题用于实际生产场景，达到攻坚和突破的效果。

人才的稳定性，是企业的另一个考量。

学历和岗位匹配与否，影响着人才在岗位上的稳定性，对基础性的岗位而言尤其如此。冯丽娟说，她曾经了解到一家零售业跨国公司，招聘在零售店工作一年的管培生的情况。他们最初要求本科学历，后来就发现一年之中，2/3的本科生都离职了。后来这家企业招管培生，就只招中专、大专学历的，匹配度很高，员工的离职率也随之降低了。

学历不等于能力

除了高成本和低稳定性，高学历和较强工作能力之间转换的难题，是硕士研究生求职不顺的另一大原因。

相比第一学历，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含金量在一些人力资源专员的眼里并不高。硕士学位存在“水化”问题，保研名额增多、海外一年制硕士都让取得硕士学位的门槛降低。不止一位人力资源专员对一年制硕士能否学到东西抱有怀疑态度。他们认为，相较而言，高考的筛选更具有公平性和可靠性，第一学历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湛礼总结，在求职中，本科学校层次高低的影响大于学历高低的影响。

由于理论知识和工作实践的鸿沟，高学历不一定能转化为优秀的工作能力。湛礼说：“我不会特别关心他究竟学了什么，因为能应用什么才是更重要的。”

而一些求职者思考问题时可能还陷在“学生思维”里。湛礼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还没有走出象牙塔，不明白就业市场想要什么的求职者。

在湛礼看来，如果应聘者说自己希望在工作中学到什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带有“学生思维”特点的回答。“我真的不关心你在我这里能够学到什么，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我希望你来是给我干事的。”

实习有助于在校生从“学生思维”中跳出来。湛礼说，学校生活和职场生活差异很大，哪怕是时间很短的一份实习经历，也有助于学生感知真实的工作场景。面对有过实习经历的求职者，企业管理者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气去“调教”。

湛礼希望听到的是，应聘者可以结合之前的工作经历，对工作流程有一个大致了解，灵活利用之前的经验，快速上手，在岗位上创造价值。

还要读研吗

“学历倒挂”已然出现，对大学生来说，读研还有必要吗？

硕士研究生学历在不同行业中的分量不同。湛礼曾在金融行业工作，她说，金融行业非常看重学历，好的公司非名校硕士研究生不录用。人力资源专员黄捷现在就职的化工公司虽然不严格卡学历，但是每年能留下来的都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没有本科生能够胜出。相较而言，她以前就职的快消品公司，本科生则有更多可能性脱颖而出。

黄捷解释，涉及化工材料的技术性岗位，对专业能力和基础知识有硬性要求，学生在读硕士阶段跟着导师做项目会让他们对相关领域有更深入的研究。而市场营销更多是处在“比较泛的应用场景”，如果有实习经验、对这个领域有深入了解或者面试时准备充足，本科生也可以胜任。

读研的一大作用是实现学校层次的跃升。湛礼说：“能够从普通的二本院校，跃升到一个优秀的一本院校，比单纯拿第一学历求职肯定更有利。”

赵龙便是如此规划的。他本科阶段就读于西北地区一所“双非”院校，后来考研至南京理工大学，毕业后留在江苏工作。赵龙认为，人活在一个个圈子里，有时出身带给人一个无法改变的圈子，而高考、考研、工作都是主动选择圈子的机会。

“融入圈子的方式有很多种，考研只是我当时能够选择的最便捷的一种。”他直白地表示，“如果不考研而直接选择就业，我所在圈子的质量会不如读研之后的。”

一些岗位在招聘时，则对学历有硬性要求。在报考选调生的过程中，何菲一再感慨“北京某‘985’高校的名头真的很好用”。2021年，她保研到北京一所“985工程”建设高校。

硕士研究生学历的背景，让何菲在选拔中占据优势。何菲所在省份的选调生考试难度堪比中央选调生的，而她的硕士研究生学历背景，使她在学历这一关畅通无阻。除了报考选调生，她投递的岗位集中在高校辅导员和国企党建岗、文秘岗，这些岗位一般都对学历背景有硬性要求，偏向于有名校经历的硕士研究生。

2024年3月，选调生录用名单公布，何菲成功“上岸”。

除此之外，湛礼认为，读研的好处还体现在转换专业、获得去海外的机会以及延后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上。一个学生如果读完大学仍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通过读研延后进入就业市场的时间，留出时间探索自我，也是一种选择。

“说到读研的目的，最不需要的一种就是单纯‘刷学历’。”湛礼说。

（楚客摘自《看世界》2024年第21期，本刊节选，毕力格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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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萍

如果说外卖骑手是我们身边“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么女骑手就是配送行业中“显而易见的不可见”人群。送外卖是一项具有强烈男性气质的工作，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对体力要求高，因此常常被认为是“男人的活”。女骑手由此变成配送行业里的“性别少数”人群。她们穿着略显肥大的工作服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只有走近时，我们才能从长发和头盔下的轮廓中发现她们是女性。

送外卖的女性，不是媒体经常讨论的受过高等教育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精英中产女性。相反，她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农村、乡镇，日常生活以家务劳动、照料丈夫和孩子、干农活为主。从性别内部的差序格局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属于弱势和边缘人群。作为从农村传统家庭成长和走出来的女性，她们继承了传统的性别分工认知，默认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照料工作和家务劳动；在配送行业中，她们是遵守规则的典范，兢兢业业，配合度高。对这样一群女性来说，家庭的责任与重担并没有因为她们加入骑手行列而消失，这意味着她们不得不面临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拉扯，并在这种拉扯之中寻找解决之策。

破碎家庭的阵痛

在我做田野调查时，女性受访者中因为离异、家庭变故、破产等原因不得已外出送外卖的，占到近三成。因为离异而送外卖的女性多是家庭主妇，与丈夫离婚后发现自己没有工作经验，很难找到工作，无奈之下，只好先送外卖以求过渡。

40多岁的雪花就是一个例子。30岁时她在东北老家认识了现任丈夫，家人觉得她年纪大，催她结婚。她受不了催促，与对象认识不到3个月就匆匆领了结婚证。婚后，雪花发现丈夫有家暴倾向。儿子两三岁时，她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夫妻俩关系更加冷淡，因为儿子才没有离婚。在过去的几年间，“凑合过”一直是她家庭生活的常态。2020年，儿子上小学六年级。雪花所在的公司倒闭了，她待在家里，与丈夫三天两头吵架。没有收入让她变得忧心忡忡。

2020年秋天，犹豫再三，雪花决定送外卖。周末的时候，把儿子一个人放在家里雪花不放心，既怕他无聊，也怕他管不住自己，一直打游戏。所以她带着儿子一起出来跑“闪送”，戏称是“上阵母子兵”。

有一次，北京天气突变，噼里啪啦地下起了冰雹。小石子一般大的冰疙瘩打在雪花的送餐箱上，砰砰作响。雪花急忙骑着电动车带着孩子跑到一座桥下，挤在一起躲避冰雹。雪花只带了一件雨衣，两个人钻进去取暖。儿子跟雪花说：“妈妈，我太冷了。”雪花低头看见儿子的裤子和鞋子全湿了。于是，雪花带儿子去公共卫生间，用干手器把他的衣服吹干，但两个人的鞋子还是湿的。天气不算冷，雪花索性光着脚骑了半天车。

2021年，儿子上初中，能管住自己了。因为作业多，雪花让他独自在家，周末不再带着他送外卖。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雪花就这样一直送外卖。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她放下心来，更愿意走出家门。单子多的时候，她会干到半夜甚至凌晨。生活艰难，雪花对于自己无法兼顾孩子和工作还是耿耿于怀。

对家庭主妇来说，家庭破碎是可怕的。失去了经济来源，她们需要面对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阵痛，得想办法养活自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阵痛不会轻易消失。

小城母职

在女性选择送外卖的诸多原因中，有一类最为大家所熟知，那就是为了照顾孩子和家庭选择做兼职骑手。在我的调查中，这类女骑手占到两成左右。她们不像一些离异妈妈那样干全职，而是奔走于家庭和工作之间，希望靠“打零工”赚取一些零花钱。她们一般选择跑“众包”，因为还需要接孩子上下学、准备晚饭、辅导孩子写作业等。这样的女骑手年龄多在30岁上下，处于育儿任务繁重的阶段。她们的身影一般出现在小城市或者乡镇上，大城市中鲜有。

根据观察，这类女性属于典型的“城乡两栖人”。一方面，她们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其中大部分有中专、大专学历，作为年轻一代，她们对于现代化的育儿知识、家庭认知并不排斥，甚至喜欢追随；另一方面，她们又因为“在地化”就业，身处小城或乡镇之中，被沿袭自传统女性角色的诸多期待包围。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当这群女性受到城乡文化的双重影响时，其认知出现了有趣的“文化调试”：一方面，她们变得更加在意自身的母职实践，注重对于孩子的陪伴、辅导等精细化养育；另一方面，她们也十分在意自己作为传统家庭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定位和预期，例如要按时做饭、照顾好家庭，尽到自己的责任。她们的母职实践虽然不属于大城市中精英妈妈们所展现出来的“密集母职”，但也确实受到了这类主流话语的影响和冲击。

芳利是湖南湘阴的一名兼职骑手。她的丈夫在老家经营着一家彩票店，不怎么赚钱。两个人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为了给孩子攒够以后的学费，芳利从2021年开始送外卖。为了多挣点儿钱，芳利的工作时间与全职骑手的并无两样，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

芳利读过大专，毕业后结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生活并没有朝着她期望的方向发展，相反，养育任务和家务劳动繁重，丈夫赌博、开店赔钱都让她无可奈何。芳利同时面临“丧偶式育儿”和干工作的双重压力。孩子与工作成了她心头的两座大山，二者都难以割舍，却又找不到解决办法。芳利到了晚上经常难以入睡。她说：“我也快40岁的人了，干这行并没有给自己带来特别多的收入，也就是能保障基本生活。工作经验没有增加，我也没有时间陪孩子。我干这一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自己的小孩。我想多挣点儿，就不能过周末，必须每天都跑。孩子的作业，我不会很有耐心地去管，只能潦草地看一眼。”

在城镇化不断加速发展的今天，现代与传统同时影响着县城、乡镇里的诸多母亲，履行母职责任的认知一方面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另一方面，母职不断加剧的精细化程度又让诸多女性感到疲惫。其中一个核心原因依旧是家务劳动的不可见性。女性在母职、家务劳动层面的付出无法得到认可，便会出现奔波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第二轮班”母亲。对小城的女骑手而言，家庭的藩篱很大程度上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对家务劳动的无视或忽视。

外卖娘子军

在深圳市龙岗区的一个外卖站点里，顾大娟用两年时间组建了一支“外卖娘子军”。这支配送队伍由十几名女骑手组成，并且拥有自己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可以随时随地为女骑手发声。

顾大娟的短视频账号里发布的内容几乎都跟女骑手相关，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单的策略和送单过程。例如，她会根据自己的跑单经验，教新入行的骑手如何看导航、如何抢单、如何与顾客交流等。随着粉丝量和观看次数的增多，这些视频慢慢地被周边的一些女性看到，她们萌生了送外卖的想法。一些女性从周边赶来找她，有的甚至坐火车、长途汽车来到龙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送外卖。顾大娟都热情地帮助她们。从买电动车、电池，到租房子，再到将她们介绍给站点，带她们送外卖，几乎提供了“一条龙服务”。

随着女骑手在这个站点越聚越多，可拍摄的素材变多了，顾大娟可以更频繁地制作和发布短视频。除了讲述日常的送单生活，顾大娟和姐妹们开始尝试拍摄一些带有表演性质的内容。例如，顾大娟会和大家一起策划出整齐的动作，认真排练、表演，拍好后配上精心挑选的音乐，以此展现女性骑手这一群体的不易和坚强。她们在视频里自称“外卖娘子军”。这些视频的发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进一步鼓励了很多想要尝试当骑手但又有些犹豫的女性。

“外卖娘子军”形塑了超越传统家庭再生产的性别话语。在这个小社群的集体展演中，女性传统的勤劳、顾家、隐忍等性别规范不再被强调。相反，独立自主、敢于挑战、团结一致的女性形象开始出现。正如顾大娟所说，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相信“爱拼才会赢”。

身份的桥接

我尝试对女骑手做一个超越其职业劳动本身的定义。这个定义的一端连着劳动，另一端连着家庭。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与女骑手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群无法用单一的场景去解释的人。横跨在天平两端的，是无比丰富、细致却又充满张力的性别化阐释与行为。她们并不是被限定在数字劳动框架内的劳动者，而是在某种程度上背负着生产与再生产、市场与资本多重结构的性别化个体。

换句话说，女外卖员是具有理性和主体性的个体。她们进入外卖行业有着自己具体的、个人的原因，包括赚取收入、照顾家庭、争取经济独立等。

平台经济的低端数字红利给予了她们一定的机会，女骑手利用这一机会来获取自我收益。平台劳动可以作为其临时性的过渡工作。在这一过渡工作中，零工劳动的市场化正在对家庭领域形成虹吸效应，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市场化生产领域。外卖平台承载了劳动赋权和性别隔离的双重职能。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平台为女性提供了争取平等权益的渠道；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形态，平台复制了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关系。但女骑手并没有被束缚于平台既有的性别规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实践中展现了一种“桥接式”的性别展演。这种展演从家庭再生产领域进入市场生产领域，并最终产出了基于女骑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独立的性别身份认知。

这些女骑手，牵连着她们的家庭，每个人背后都有具体的情形和生活意义。对女骑手而言，家庭既给予她们温暖和力量，也给予她们悲伤和苦楚。生产和再生产同时压在她们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极其复杂。对大多数女骑手来说，家庭和工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时而需要她们做出选择，时而需要她们全部扛起。

（含烟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本刊节选，贺志强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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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思涵

外科医生王兴，最近分别给一位83岁的大爷和一位23岁的女孩做了肺癌手术。两位病人刷新了他手术对象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他接下这两台手术时心情忐忑，女孩正是被家人捧在手心的年纪，容不得差错；高龄病人容易有各种基础疾病和并发症。所幸，他们的手术都很成功。

王兴说：“大夫都有怕的事儿，怕病人出问题，也怕病人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医生绝不是凌驾于病人之上的。”

王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先后待过4家三甲医院，始终在外科一线，和肺癌、支气管癌等疾病打交道。他可能是“最懂家属心思的医生”之一。在过去的3年里，他写了两本医学科普书，为的是告诉病人和家属怎样更好地看病。

这和王兴的个人经历有关。10年前，他的岳母确诊患有胃癌，他成了病人家属。正是身份的转变，让他体会到身为病人家属的辛酸——医生说的每一个字，病人家属可能都要琢磨好久；医生的一句检查通知，家属就要考虑其中众多的流程和细节。在“熬、扛、被教训、被教育”后，他逐渐习得医院的规矩，也额外承受着许多焦虑和痛苦。

王兴愿意公开谈论那些医生不太告诉病人，而病人及家属在意却很难直接问出口的事，让医患双方以尊重和信任的态度相向而行。

概率

为什么是我？这是很多病人确诊患有癌症后的第一反应。

王兴会直白地和病人说：“我们平均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会得癌，我也可能会得。”

“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就不会产生那么强烈的病耻感。”过去，人们总试图寻找患癌的原因，但事实是，医学研究至今仍无法确切地对癌症的发病进行归因。

王兴发现，很多病人对癌症的认知来自“身边的统计学”，周围出现过怎样的病人，就得到相应的应对疾病的经验。

王兴能够理解，作为个体，病人和家属无法接受被概率选中的结局。医生的治疗，同样也是概率在幕后挥舞着指挥棒。在王兴的描述中，医生扮演的角色类似牌桌上的高手，能清楚地算出来场上打过的牌，也知道如何最大概率地取得胜利，但无法保证每一局都会赢——这是医学的局限，也是以严谨的态度对病人负责的需要。

家属的道德困境

在重大疾病面前，要做出选择的不只是病人，还有家属。而最现实的困境往往是缺钱造成的。

“在中国做一个有同理心的医生，不仅要懂人文，更要懂世俗。”医疗方案的提出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而是在医学、经济条件、家庭关系的综合框架下，找到适合病人的最优解的过程。

还是医学生的时候，王兴发现，坐诊医生要给病人开药时，常问：“你今天带了多少钱？”然后根据患者的回答来决定开多少钱的药。那时他很不理解，但后来发现，医生其实是在度量病人的家庭经济情况，推荐更有“性价比”也更“实在”的治疗方案。

王兴见过许多家属在医疗决策中面临“道德压力”，尤其在危重症的治疗中，几乎没有一个病人家属能够幸免。

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癌症病人要接受免疫治疗，国产药方案的费用是3000元/周期，进口药方案的费用是1.5万元/周期，效果差异不大。病人的女儿很为难，若后续治疗效果不好，她不想因为自己选了便宜的，背上“不孝”的骂名。当时，王兴说了一句：“采购进口药需要等3个工作日，而国产药有现货。”他感到对方瞬间如释重负，并说：“那还是用那个快的吧。”将选“贵的”还是“便宜的”，转化成选“快的”还是“慢的”，王兴巧妙地让家属绕过“不尽力治疗乃至不孝”的道德陷阱，给愿意积极治疗但有经济压力的家庭，一个可以体面喘息的机会。

网上的说法

网络为医生和病人间的关系增添了变化。王兴发现，年轻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对治病过程中的知情权和决策权要求更高，主动性更强。那位23岁的女孩在问诊时，会向他抛出一些专业术语，比如肺结节的CT值和密度是多少；也会跟麻醉师说，手术做完后就不用止疼泵了，网上说，用那个东西容易导致病人呕吐。

“十多年前的病人，都是‘稀里糊涂’地进来、‘稀里糊涂’地出院，病治好了，但对病情不太清楚。现在的病人会对病情有大概的了解，跟医生有商有量。”王兴说。

但信息的过度开放，也可能对医患间的信任造成新的扭曲。信息筛选能力没那么强的人，会拿“网络问诊”的意见来跟医生反复求证，“我看网上不是这么说的”，他们没办法把病情弄明白，又不由自主地焦虑。

网络看上去消除了一些基础的信息差，但个体的差异使得就诊一旦进入深水区，信息差仍然存在。好比王兴通常会给病人提供多个手术方案，请病人在知情、同意后自主选择，但病人实际上很难做出真正专业的判断，难以理解肺叶切多少、用不同的方法切有何区别，最终还是需要医生拍板。“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又回到了信任的问题。病人是否能充分信任医生给出的方案？”

医疗信息的公开，与维护医生的专业性、权威性之间，需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王兴担心的是，如果手术室有一天变得完全公开或透明，病人家属要的就会是100%的成功率，那么，哪怕0.1%的失误都会让医生面临非常强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医生选择治疗方案时就会趋于保守，但不见得能让病人获益更多。“是让医生尽全力把手术做到最好，还是只做一个不出错的手术？”王兴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托关系”不如“匹配”

王兴经常被人问：看病要不要“托关系”？没有打过招呼的病人，是不是就会吃亏？

他的回答是，有了熟人的帮助，看病流程可能有所优化，比如入院速度快一些、床位安排在相对小的房间、出院时间可以商量，但对治疗方案和结果影响不大。归根结底，医生要为病人的医疗质量“买单”，每一个病人的医疗结果对主诊医生都很重要。

相比之下，王兴认为，病人和家属能否与医生有效沟通，可能比“熟人关系”对医生行为的影响更大。

王兴希望病人和家属通过了解医疗系统的运作逻辑，拥有和医生良性互动的智慧。比如，医生和病人的谈话最好是“收拢式”而非“开放式”的，直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想尊重一位医生，就需要尊重他的时间，体谅他要同时面对许多病人，学会在恰当的时机提出有分寸感的问题。

王兴说，有时医生和病人的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是否“匹配”很重要。

（莫愁摘自《南风窗》2024年第22期，本刊节选，王青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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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峭峰

一个人褪去最后青涩的阶段，有点儿像螃蟹发育的尾声。当最后那层壳行将脱落，年轻人憋不住，会变得更加张扬、更有主张。我一进入那一时段，就遇到了麻烦。

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了近一年语文的我，觉得应该离开了。当时，凡向学校提出调动的，几乎都不被允许。校长对我说：“你一进校，我们就让你一个新教师教高三，这在本校史无前例，你还不珍惜。”

我当时拟调去的单位，是邻区的一所业余大学。我看重的是，在那儿我的时间将相对自由，不用坐班。经介绍，我上门去拜见该校姓金的校长。当时，我还是稚嫩的。谈了一个小时，就自动拎着秤杆，把自己的全部斤两，都称给金校长看了。他一直在微笑。

我第二次去时，金校长说：“你所在的中学有位副校长姓姚，你们区教育局局长姓陈，对吗？”他在暗示，为了我的调动，他已在第一时间出手了。他还说，调动工作不容易，做两手准备，是最好的。

这次，我在他的家里，发现了两本刊有我写的小说的杂志。

金校长当时五十岁，未有婚配。家里的打理，并非长期单身男人的经典范式。既不是细致到似有洁癖，又不见散漫随意。那天，他家的圆桌上有一个水晶玻璃花瓶，应是老货，插着满满一束白色扶郎。花很新鲜，水也清澈。白色扶郎，浅绿的单支根茎，像天鹅修长的脖子一样脱俗；那上面的纯色花朵，不艳不媚；率真的白色，让人心动，含有异样的张力。

他的家里，没有字画和摆饰，墙面空空白白。唯有一张泛黄的照片，装在书桌上一个小镜框里：后生戴金丝边眼镜，穿戴齐整，头发向后反梳，有世家子弟气息。这应是他留洋时期的照片。

一跃，他已年过半百。

调动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位不来半点客套，又善解人意的前辈，真的特别。他考虑问题时，切入方式非比寻常；做事直逼目标，又不轻慢他人；该有原则时，他也会坚持。比如，他说：“是的，我不喜欢有人在这里抽烟。”

我被分配到这所中学后，到此时下半学期就快结束了。

在三楼的外廊，我看着下面三块无人的篮球场，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是人事干部，她通知我尽快去局里办理调动手续。一件难事，就这样没头没脑地做成了。

到业余大学报到，我以为金校长会说起，商调是如何实现的，他却只字不提。当初我们共同面对一个难题，最后完全靠他一人破局，他却不愿让我知道他的付出。他让我领教了什么叫淡泊。从记事起，我始终都在很浓烈地追逐，未见识过这样的处事境界。金校长像鱼缸里最从容的那尾鱼，飘然的长尾，总是逸逸摆动，仿佛生存从无紧急。

我开课后，金校长来听了三次，没有一句点评——他应该是满意的。

有一次下班，我和他一起步行回家。他问：“你有兴趣成为一个教育管理者吗？”我说：“我太崇尚自由自在，不合适的。”他说：“你更想当作家吧？”我尴尬地笑了。有句俗语叫“三根手指捏田螺”，此刻，我这只田螺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了金校长的五根手指，不止三根。

我所授的课，会安排一个去外地采风的环节，全班同学去了普陀山。当晚在招待所，大家举杯畅饮，气氛非常热烈。虽是班主任，但学生都比我年长，我心里是没有师生界线的。

大家还是喝过了头，有位长我多岁的女学生哭了。可能另有心事，那一刻，她需要一点儿安慰。她拥住我，我确实不可能因怕被误会，就刻意避让。我轻拍了她的肩头。大家都在桌边，我想这样应该不会被曲解。但是，这个场景后来有了三种以上的描述。而且侧重点不同，再加上一些夸张和暗示，性质就截然不同了，尤其对不在现场的人而言。

回到上海，有好事者兴奋地做了点儿传播上的努力。三传两传，这事就说不清楚了，影响真的不太好。我想，等待我的，可能是一次警示性约谈。多天过去，没有动静。有人告诉我，校长直接找学生了解过情况，人数不少于十名。最后，事实清晰了，校方对我无任何责难。我明白，金校长是有所担当的。并非所有校长，都会这么做。

上了两年课后，我对金校长说：“我的成长期全部局限在学校、局限于上海，我想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一下沉默了。

我联络好支边事宜后，新疆有关部门的干部来学校致谢。金校长说：“也许新疆更需要他，他也更需要新疆，学校只有支持他。”

我在他的话里，不只听到一个校长的辞令，还感受到父辈的厚爱。金校长，是我见过的肌肉很不发达的男子，但他富有洞穿现象的智慧。他没有雄浑的挥洒，却有一种精致的力量。

两年后，我从新疆回来，决定出国。办妥后，我去和金校长话别。他还是那样，在可说可不说的地方，一定是不说的；在可以微笑，也可以不微笑的时候，他一定是微笑的。

临别，他说：“你每年寄一张新年贺卡给我，我不一定回复，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收到。”此后，我每年依约寄出给金校长的贺卡。有一年，我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换了新址。接着，又一切照旧。

在海外很多年后，我回到上海。没想到，金校长已去世多年。我的贺卡，一直朝着他而去，其实他早已不在。

有情感的地方，就会有离别之苦。

我和金校长的交往，无一餐一饮，平淡到仅是一些对话的碎片。然而，他极其纯净的人格，如光芒照耀过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给了我第二双眼睛，用以关切庸常中的清浊。人世的画面，由此而不同。

我一直在寻找他的墓地。他没有子嗣，学校的职员也数度更替，渐渐地，我就失去了头绪。我问过很多上海的陵园，都没有他的名字。

相信有一天，我会找到他的安息之地。

在墓地，我总是说不出话来。在他的墓前，我也会无言。但我手里会有一束白色扶郎，它将是我追念他的全部语言。

校长，我会来见你的！尽管，你没有再告诉我新址。

（思心摘自文汇出版社《第一个离别者》一书，黄思思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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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兵

“虹”是我姐姐的名字。当我还是个孩童时，她是我们镇上远近闻名的漂亮姑娘，更准确地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孩子。

1975年，我刚上小学，姐姐读初中，哥哥念高中。那个时候，长江边上有面积很大的沙滩。

夏天的傍晚，晚饭前，得到父母的允许后，我和哥哥、姐姐会去沙滩玩。江水清澈翠绿，倒映着万里无云的天空。

1976年夏日的一天，虹没有去沙滩，一个人在家里哭。我回家后问她为什么哭，她说，家里没有钱供她和哥哥两个人读大学，只能供一个。所以，过完暑假，她就要离家去念中专了，读完能早点工作，挣钱养家。

“可是，”我说，“你的成绩比哥哥的好很多呀？”

她说：“那有什么用。”

就这样，虹离开家去念了中专，每年寒暑假才回来。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一直到3年以后，我念初一，她中专毕业，又回家了。

她被分配到我们鱼洞镇的绢纺厂工作。

那一天我见到她大包小包地搬回家，非常震惊，忍不住问她：“我们努力读书的目的不就是离开这个穷地方吗，你为什么又回来？”

她说：“工作很不好找，能进绢纺厂已经不容易了。”

说着，她流下了眼泪。

那一晚，刚刚念初一的我竟然失眠了。家里的挂钟嘀嘀嗒嗒响个不停，我爬起来把它直接扔到厨房。接着，父母爬起来问我：“你干啥子？”再接着，奶奶和哥哥、姐姐都爬起来问：“你干啥子？”

那一夜，果然，每个人都没睡着。3个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回家了，开始了她一眼望得到尽头的人生。本来，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中，都有同样的4个字：展翅高飞。

虹的工资，每月只有四五十元，她都交给父母，直至支持我和哥哥念完大学。

我念初中和高中的那几年，能明显感觉到她的不快乐。她每天回家时都很疲惫，也很少说话，直到某一天，我后来的姐夫和她一起回家。姐夫年轻时是绢纺厂的帅哥，善良、真诚，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他。虹终于找到了一个好归宿。

遗憾的是，绢纺厂没能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做垮了。他们两个人都没什么收入了，生活拮据。

姐姐和姐夫没有房子，一直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我看得出两个人的惭愧。

幸运的是，姐姐和姐夫是同一类人，这类人有个特点，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指望被救，总是努力自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们开始做小生意，生活有了改变，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交了女朋友，这姑娘漂亮、温和，我们都很满意。

外甥的婚礼上，我这个舅舅当证婚人，他们让我即兴讲几句。我说：“我活了半辈子，觉得这辈子当富豪很难，成为权贵也很难。如果说人得有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那就是当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好孩子，当一个好人，这个目标，跳一跳就够得着。这个目标实现了，觉睡得好，饭吃得香，获得的幸福感在所有目标中搞不好排第一。”

姐姐又流泪了，这一次，是幸福的眼泪。

外甥婚后不久，小两口就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聪明伶俐，讨人喜欢。又过了两年，他们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儿女双全。

我想，姐姐这一生，峰回路转，总算苦尽甘来。

2022年的一个深夜，姐姐打电话给我，泣不成声，说她的孙儿，那个一岁多的小宝宝被送进了ICU（重症监护室），还好最后被抢救回来了，但被诊断患有先天性糖尿病，需要终身注射胰岛素。得这个病的概率极低，但很不幸，命运的灰尘落到了他们头上。

那一年的8月，女儿去波士顿读书，我去陪了一段时间。那些天，我一有空就问朋友，认不认识研究婴幼儿先天性糖尿病的人，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人能讲出个所以然。

2023年的秋天，在一次聚会上，一位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的华人医生跟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个专业的，但是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10年之内，相关研究应该会有革命性的突破。

那个晚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口就把杯里用来装腔调的红酒吞了下去。

2022年年底，母亲去世，93岁的父亲一个人生活在故乡的小镇上，哪里都不愿去。由于哥哥已去世，我还在波士顿，所以照顾父亲的重任，又落在了姐姐的肩上。

这一年，她已经60岁了，依旧为了一家人忙前忙后。

她要照顾自己的婆婆，要照顾孙子和孙女，还要照顾自己年迈的父亲。

她的家和父亲的家之间，单程要一个小时。每周，她都在这条需要换乘出租车和轻轨的道路上疲于奔命。

差不多5个月之后，我才从波士顿回到重庆，照顾父亲。但是我仍然要在波士顿、上海、重庆三地之间跑，照顾父亲的主要责任，还是压在姐姐的肩上。

2024年春节，我问姐姐：“你累不累？”

她说：“不累，每天忙一点儿，晚上还睡得香一些。”

我问：“小宝宝好不？”

她说：“挺好，都已经这样了，我就盼着哪天医学进步了，让娃儿苦尽甘来。”

我说：“姐，我们好像有吃不完的苦，从没等到甘来的时候。”

她说：“乱讲，你还记得你讲的人生目标不？做个好人。我想我差不多能完成这个目标，所以我睡得着，吃得香，偶尔跳跳广场舞，完美！”

我不跳广场舞，我每天都爬山。家乡小镇的北边是长江，南边是云篆山，20世纪70年代初我们家刚搬到这座小镇的时候，住在山的背面。

山的背面，有我们住过的土房子，如今已经不在了。

2024年春节假期的一个傍晚，我路过那里，仿佛时空交错，恍惚间我又回到了从前的家。家里只有两个房间，灯光很暗，里屋的大桌子边上，围坐着我的祖母、父母、哥哥、姐姐，还有我，一家人整整齐齐的。

那一天是姐姐12岁的生日，没有蛋糕和蜡烛，她的面前只有一碗长寿面和两个荷包蛋，但是她很快乐。她说：“我喜欢化学，我的理想是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人。”

一家人热烈地为她鼓掌，6岁的我还不知道谁是居里夫人，只是开心又卖力地鼓掌。

在那房子的外面，暮色苍茫，寒风凛冽，50多岁的我，和着时间之弦的余音，拼命地跟着鼓掌，鼓掌……

回望身后的那座山，它将我一路跌跌撞撞地带到了这里。如亘古的巨人，为行人引路，仿佛在说，翻越过去，就会收获命运馈赠的惊喜。

父亲的老房子窗口对着半山腰，夜色来临的时候，每过5分钟，就会有一列灯火通明的轻轨列车从北向南高速掠过，0.5秒之后，会有一辆反方向的列车经过，它们穿插成暗夜里的一道彩虹。

那是姐姐乘坐的交通工具，载着她穿越风雨的人生。幸运的是，它未被黑暗湮没，它亮着光，继续向前。

（知霜摘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越过山丘》一书，本刊节选，王赟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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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思佳

冯源买回来的旧书

发现女科学家王锐，是在冯源把旧书从废品站买回家后的第十天。

冯源生活在南京。2024年10月8日下午5点多，她原本打算去家附近的蔬菜店。

一辆停在小区内道路边上的三轮车，吸引了她的注意。车身很脏，蒙着经年累月堆积的灰尘和泥垢。车斗里是两个敞开的麻袋和散落一车的书。车斗的角落里，斜躺着一本小小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红色的封面格外引人注目。冯源一眼便看到了。仔细观察后，她才发现这辆车是回收废品的。

冯源情不自禁地走上前去翻看。她很难不被这样的场景吸引。她喜欢读诗歌，偶尔还自己写诗，买了许多本诗集。

这些生活里无人问津的角落，是冯源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从事外贸工作，但比起和人交往，冯源更善于和物打交道。她认为生命中的每次邂逅，都是宇宙的赠礼。冯源和这些旧书的相遇，便始于这样的机缘。

走近后，冯源发现车斗里不只有诗集，还有杂志、画册和各种小说。杂志数量最多，都是医学领域的。除此之外，还有好几本词典，俄语词典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日语、英语的。

三轮车和麻袋都很脏，麻袋里的一些书被脏污的液体打湿了，她没怎么碰，只挑了其他还算干净的书翻阅。书有些年头了，翻开后一些页面还有折角，许多段落下还画着密密的横线，满是以前读它的人做的标记。翻着翻着，她的动作变得越来越小心。

在一本墨绿色封皮的书底下，冯源发现了一沓手稿。那是一沓很薄的格子纸，有40多页，应该有些年头了，页面已经发黄，固定这些手稿的订书针和回形针已经生锈。纸张上写得满满当当，写的大多是专业名词和公式，冯源看不懂，只觉得那应该是和医学相关的内容。这样的手稿，冯源从书堆里陆陆续续翻出了十几沓。

在当今这样一个电脑如此普及的时代，冯源仍保持着每天手写日记的习惯。在日记本中，她常常赋予事物灵动的想象力。对文字的依恋，使得冯源对这些被当作垃圾丢弃的手稿产生了不忍之心。她知道在这些白纸黑字背后流淌的是时间和心血，即便它们出自一个陌生人之手。

废品回收车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虽然令人难以忍受，冯源却无法离开。这些字太好看了，她几乎能想象出手稿的主人写下这些内容时，一丝不苟的模样。

冯源决定买下这些手稿。她又挑了十来本干净的、自己感兴趣的书。

废品回收车的老板转身找来一个透明的塑料袋子，将书和手稿装在一块。冯源将袋子抱在怀中，像怀揣着一个人沉甸甸的一生，反身走回家中。

把书带回家之后，冯源还没来得及仔细翻看，就被派往外地出差了。

再次翻开这些书，已是2024年10月18日，冯源出差归来。

晚上回到南京的家中，冯源失眠了，她想起出差前买的那堆旧书。既然睡不着，她索性起身，决心将书整理一番。

南京秋天的夜晚微凉。冯源在台灯柔和的光线下，一本本地翻阅。她的心跳得很快，觉得自己在干一件坏事。

翻开那本褐色封面的俄语书，扉页上，一行娟秀的文字映入冯源的眼帘：“王锐购于哈医大。”底下还标注着日期：“1953年4月7日。”签名的左边，有两朵用笔画的小小烟花，签名的右下角还画了一个化学结构式。

悲伤瞬间涌上来，冲散了原先的情绪。“这太鲜活了”，冯源好像看见那个有趣的人，是如何在枯燥严肃的俄语书上，一本正经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但活泼的个性还是扭头就顺着笔尖溜出来，变成两朵俏皮可爱的烟花。

继续往下翻，在一沓沓手稿和夹在其中的两本论文集里，她再次看到了“王锐”这个名字。手稿和论文的内容，均是与灭螺药物相关的研究。令她不解的是，手稿中除了用汉字写的，还有一些通篇是用拼音誊写的。

二

“王锐”是谁？

在一张夹在日程笔记里的工作证书上，冯源找到了答案。证书由江苏省卫生厅于1983年颁发，右侧贴着一张黑白证件照。照片里，王锐一头短发梳至耳后，嘴角微微上扬，目光柔和。文字记载显示：王锐生于1928年，拍照那年她55岁，是南京药物研究所（今江苏省药物研究所）的一名副研究员。

不知为什么，看到王锐的照片之后，冯源心里的不安和负罪感忽然被驱散了。照片上的王锐看起来温和又亲切，冯源觉得，这样的人可以原谅自己的唐突，也可以原谅自己贸然闯进她尘封的过去。

取而代之的，是油然而生的敬意。“看到她的照片，我才知道王锐是女性。我没有通过其他渠道去了解她，但从这些高品质的书和缜密细致的手稿来看，她一定是个非常优秀的人。”冯源说。

字迹工整的手稿

这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女性，在那个混乱而动荡的年代，跳出性别的藩篱，迈过时代的荆棘，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现在，她跨越时空，与冯源完成了这场相遇。

每翻阅一本旧书，“王锐”的形象在冯源内心中就更清晰一些：她曾是南京药学院（今中国药科大学）的学生，1952年毕业后成为一名科研人员，将人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奉献给了药物研究。其实，她偶尔也看漫画和言情小说。冯源记得，三轮车上，就有《大长今》《罗兰小语》之类的书，而《大长今》出版时，王锐已经70多岁了。有段时间，她似乎在练习书写日语，会将书中一些国家的名称，翻译成日语。王锐好像还格外关注非洲的情况，在所有读书笔记中，关于非洲地区的标注，是最多、最细致的。

在一本日程笔记中，她还记下了自己每天的活动安排，几乎都与学习和工作相关。“1月29日下午，欢送退休的同事。”“2月3日上午，去医院开展实践工作。”……逝去的岁月，在白纸黑字中变得具象化。“那些都是她真实度过的时间，跟我当下度过的时间没有什么不同。”冯源颇为感慨。

一个人长大成人，走向中年，认识了许多人，见过许多风景，最后垂垂老去，所有的往事都随着身体的消失，归于土地，归于尘埃。冯源忽然意识到，她此刻手中捧着的，就是这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此生留给世界的证据。

但这也仅仅是一部分的王锐。心疼、惋惜、遗憾，百感交集，冯源将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写出来，发在网上，没想到竟引来了许多网友的关注。随后的两天里，在人们接力递来的“碎片”中，关于“王锐”的拼图变得更加完整。

原来她是江苏武进人，终生从事血吸虫病研究，到了退休年龄还一如既往地倾注心血在科学事业上。血吸虫病曾严重威胁我国民众的健康，王锐女士所在的江苏省，当时就是血吸虫病的重灾区之一。

然而，截至2020年，全国感染血吸虫病的人数已降至不到10万。历史的注脚，是由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写成的。王锐，便是那个时代科研人员的一个缩影。

“一个生命的流逝就是一座图书馆的崩塌。”看到这些涌进评论区的留言，冯源没忍住又落了泪。在网友的建议下，冯源得知可以联系王锐女士家乡的档案馆，将她的资料进行捐赠。

2024年10月21日上午，冯源拨通了江苏省常州市档案馆的电话，工作人员核查过后，便给冯源发来了收录有王锐信息的人物志。冯源这才发现，“原来我们王老师的家乡认真地记录着她”。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谜团也逐渐被解开。比如，冯源买下的手稿中之所以还有拼音版，是因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进行了文字改革，而拼音可以降低识字难度，便于普及；王锐之所以格外关注非洲地区，也不像冯源最初设想的那般，是纯粹出于喜欢，而是因为血吸虫病在那里格外流行，至今仍是重灾区。研究非洲地区的信息，是王锐的科研事业必经的道路。

冯源说，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对这些书和手稿很重视，提出专门派人来南京收取。但冯源决定亲自跑一趟。

冯源驱车将王锐女士的书和手稿送到档案馆后，被工作人员热情接待。

冯源没有将所有的书捐出，在征得工作人员同意后，她留下了几本。其中，包括那本带了王锐女士签名的俄语书。

冯源很喜欢网友援引的史铁生的那句话：“唯有文字能够担当此任，宣告生命曾经在场。”冯源说，她想把留下的这几本书，当成王老师送给她的一份礼物。

重读带有对方生命痕迹的旧书，她想，这就是整个故事中，最好的相遇了。

（清歌摘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本刊节选）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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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菁

姑妈的告别式上，我跟我弟并排坐着。那个与家族不相干的司仪以戏剧性的音调哭诉至亲分离的难舍之情，以及行礼时播放的俗气音乐，都刺耳地刮着我的耳膜。其实这礼堂已经是按照我们的要求布置过了的，没有过度俗艳的摆设，但我还是不舒服地挺直了脊背。

可我弟很冷静，他从小就很冷静。

我忍不住靠过去，以很小的声音说：“那个……我单身……”

他连正眼都没看我：“嗯？”

我吞了吞口水，继续小声地说：“所以……以后帮我办丧礼的人应该是你。”

他没有反应。但我对他很熟悉，知道弟弟就是这样子的，于是继续说：“在我的葬礼上，你就不要弄这些了，千万不要找这种司仪，随便找个我还活着的朋友主持一下就好，想上台说话的就让他说说话。还有音乐，我会先列一张单子给你，放我喜欢的歌，或者干脆不要音乐了。如果你想找乐队，要找水平高一点儿的来，现场演奏我想听的。但我想你会省了这笔钱，那就还是放我喜欢听的专辑好了。”

我弟还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姑妈的遗照。他不理我，我早已习惯了。

“你不要这种司仪？”过了好几分钟，他突然低沉地说。

“嗯。”

“你不喜欢这种音乐？”

“嗯。”

我瞄了他一眼：“可以吗？那就拜托你了。”

说到这里，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动了。我看我弟虽然面无表情，但我猜想他一定陷入要帮单身无依靠的姐姐办丧礼的哀愁中了。

结果，他说：“嘿……你求我啊！”

他又补了一句：“反正你落在我手上了……”

我跟我弟从来就不是那种关注对方生活起居的亲密姐弟，也没有什么共同兴趣。我们平时不太交谈，有时在外人眼中，我们之间甚至是过度礼貌而疏远的。我们只会偶尔对彼此放“冷枪”。比如，他说，我是他认识的最糟的女人，他未来妻子的智商底线就是我的智商。

我弟有一张童星等级的脸蛋，他长大却成了理工宅男。我弟从来没喊过我“姐姐”，他都叫我“小姐”。

念书的时候有同学打电话来，若是我弟接的，他会回头说“小姐，电话”。同学误以为我家排场很大，用人喊我“小姐”。

我曾经试图扮演姐姐的样子。他考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妈要了钱，带他去买时髦的衣服，因为他要参加同学聚会。我尽力打扮他，要他穿上花衬衫和米色休闲裤。

晚上他聚会完毕回家，仍然是一贯的冷淡和面无表情。我按捺不住，晃过去问他：“你的那些同学觉得你变帅了吗？”

我弟先是没说话，把花衬衫脱下，往床上一丢，才说：“我同学只说‘你姐搞出来的吧’。”

那一刻，我知道我弟的人生中没有什么是我能插手的了。

我们各过各的。他出去读书好多年。他回来之后，换我离家多年。

我再回家的时候，我弟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

我跟我弟总是错过。再相见时，我们都老了。

看着弟弟变老，我的心情很复杂，尤其是我只能从他白发增加的速度，明白他其实吃了苦，我却无能为力。

我最近常想起跟我弟相处的小事。

我读书不太费力，但老帮男友写作业。有一次我帮某任男友写报告，我弟经过，问：“这是什么？”

我嗫嚅着：“没什么。”

他回到房间，几分钟后又走出来，说：“你谈恋爱不干我事。但一个男人连功课都要女友写，这种东西不交也罢。”

他回房后，我的眼泪滴到了桌面上。

我常跟母亲吵架，独自在房里哭到气喘。

有一个下午我哭了两三个小时停不下来，突然一包纸巾“咻”地飞过来，准确地砸在我头上。我弟说：“你擦一下吧，今天哭太久了。”

他不问缘由，也不安慰。

我认识一对长辈夫妻，他们相约来世还要相守，但是约定来世不再当夫妻，要当兄弟姐妹。因为这是业障最轻的家人，至亲却不一定落至怨恨。

我弟结婚那天，我负责收礼金。我扎实地把款项分类，把账目写好。忙完后想进去吃喜酒，却发现宾客太多，里面没有我的位子了。

我独自坐回外头空荡荡的走廊，越过一桌桌客人，远远地望着我弟与弟妹，在拥挤的人群中一桌桌地敬酒。

“姑姑。”表哥的大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面前。

我敷衍地笑了一下，继续看着我弟。

“你别哀伤。”小男孩说。

我强压住震惊，对过度早熟的小男孩郑重澄清：“我不哀伤。”

“姑姑，”他说，“你看起来很哀伤。”

我看着他，跟我弟小时候一样，深深的双眼皮，高挺的鼻梁。

“我陪你。”小男孩跳上我身边的椅子，晃着他够不着地的两只脚。

我红了眼眶，轻轻把手搭在小男孩的肩上。

（庭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老派约会之必要》一书，刘程民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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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以军

我一个哥们儿，大学时疯狂追求他们系的“系花”，那个女孩是富家千金。当然在那个年纪，我们这些“废材”无法对与所谓的富家女交往有任何具体的考虑，以为就是偶像剧里的穷小子骑车带小公主在山路上欢快地骑行。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便不会再感到惊讶，知道这种阶层上的差距，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到了他们必然分手。

我这哥们儿是个非常重情义的人，我们都喊他“萧峰”。真要分手的时候他非常痛苦，时间拖得颇长。后来是那女孩竟怀了别人的孩子，他才决定放弃。我们这些兄弟多少都受过他仗义的帮助。比如，考试时试卷让我们看一下，或者我们惹到一群学长，学长们来教室找麻烦时，他堵在门口，展现出武松那样的气势，学长们摸摸鼻子走了。这时看他一个英雄好汉，喝醉了哭成那样，像玉山崩颓，我们都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他拿了一个大纸袋，里头塞满厚厚的信。他说那女孩真够绝情，把从相恋之初到分手，他写给她的情书全退了回来。他不想再看到这些灵魂已被吸光的情书，请我帮他保管，也许等很多年后再还他。

几年后，我们各自结婚。他的妻子是个好女人，我们也替他开心。后来我搬了家，从阳明山搬至深坑，之后妻子生了两个孩子，当时生活真是乱成一团。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我好像把他托我保管的那一袋情书搞丢了。我完全想不起我把那袋情书搁哪儿了。我爬上收旧物的阁楼找了好多次，就是找不着。但转念一想，他们夫妻现在感情很好，他应该不会再来要那段情伤的证物了吧。后来他们一家来我家做客，两家的小孩在一块儿玩，大人们则坐在沙发上聊天，我心里也晃过一个念头，他的妻儿们不知这屋子里的某处，藏着他们家男主人生命中的一段时光，最刻骨铭心的爱之证物。

几年后我又搬家了，搬进城内。那房子借给一个好友住了几年，之后这个好友也搬走了。他留下的杂物，和我们当初留在那房子里的杂物，像时光的化石岩层。当初搬离时舍不得丢的婴儿车和小孩的衣服、玩具，现在都因孩子们已经长大，根本用不着了。还有一摞一摞的书，发霉的，被白蚁蛀成粉屑的。有一天，我找了清理公司，把屋里垃圾似的东西都清理掉了。那房子像一颗蛀牙被拔掉后留下的槽洞，空在那儿。

有一天，这哥们儿突然约我到咖啡屋，聊了几句，问起当年那一大袋子情书。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怎么解释它们在好多年前，可能就混杂在杂物之中被清理掉了。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是在哪一次搬家中找不见了。但我也有点儿恼，我们的孩子都十五六岁了，眼下我们就是两个挺着大肚腩的大叔，你这时来跟我要当年托我保管的那些年轻时的玩意儿。确实是我没好好收藏它们，但这和这十五六年难以言喻的艰难生命，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嘛。我骗他说，我把它们藏在深坑乡下房子的阁楼里，要找可能得费些力气。

我哥们儿说，他之所以会在这时突然想到那沓情书，是因为辗转从先前的大学同学那儿听到，那个女孩，不，女人，那些十几年前情书原本的主人，在不久前，罹癌过世了。说来四十五六岁，不前也不后，不知这样算过了一生，还是半生。

（西陆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纯真的担忧》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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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莎妈妈魏晓涵

很酷的女孩

2024年的国庆节假期，我带女儿爱莎来到北京，因为她爸爸在这里工作。那天下了地铁，爱莎看到一个白头发的coser（角色扮演者），便一直跟着人家走；如果这个姐姐站在那里不动，爱莎就盯着她。在生活中，爱莎去配眼镜、去医院可能会见到“小月亮”但她没有见过“大月亮”（白化病患者因为不能见强光，被称为“月亮的孩子”——编者注）。这个姐姐的装扮非常好看，爱莎很喜欢她，觉得终于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了。

还有另一个戴着白色假发的coser，他下了地铁后又折回来，邀请我们参加动漫展。

我其实对动漫展一无所知，但还是带着爱莎去了。女儿尤其关注和她一样有白色头发的姐姐，努力寻找着和自己一样的人，因为她想得到他人的认同和喜爱。

在那个动漫展上，我们收获了很多善意。那天爱莎得到了很多夸赞和认同，我就让她自己去说“谢谢”，想让她变得开朗一些。面对爱莎拍合照的请求，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非常热情。没有人打探爱莎的情况，动漫展上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思想非常多元和包容，就觉得只是看到了一个很酷的小女孩而已。

色彩斑斓的世界

刚出生的时候，爱莎就顶着一头白色的胎毛。当时医生说我生的是女儿，我特别开心。接着，医生愣了几秒钟，说：“她的头发是白色的，我怀疑她患有白化病。”白化病属于罕见的基因病，普通产检查不出来，我和丈夫的家族都没有遗传病史，所以我们并未单独做这项检测。

长辈来病房看了5分钟就走了，唉声叹气的。我当时就在医院哭了。

那时我住在北京，没什么朋友，情绪很压抑，也不知道怎么发泄，就拍短视频发到网上。我丈夫说：“就算别人都嫌弃她，我们也不嫌弃。”我说：“那她的名字就叫‘不弃’吧。”网友看到后问：“以后怎么给孩子解释这个名字呢？”然后有一条评论说：“她有着和爱莎公主一样的发色，就叫爱莎吧。”女儿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爱莎4个月大的时候，我带她出去打疫苗，给她戴上帽子，把她捂得严严实实的，头发一点儿也不能露在外面。带她出门对我心理的挑战真的很大，我怕人们用异样的眼光看我的小孩。

关于爱莎的情况，她爸爸的接受度比我的高。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哭了好几次，他劝我：“你看，多好看，哭啥呀！”有一次我们开车去商场玩，他说：“如果你还给她戴帽子，我们就不用出去了。”他觉得如果每次出门我们都遮遮掩掩的，她长大了就不见人了吗？难道要剃光头，或者一直戴帽子吗？

我内心比较矛盾。但是想一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都接受不了她，那么，她又该怎么面对自己呢？那是她第一次在外面摘下帽子，她爸爸抱着她走。我以为大家会躲着她，可别人看到她就上前说：“好可爱呀！”我们基本没有遇到过有恶意的人。

爱莎一岁多的时候，在一个小区的游乐场玩，碰到一个小弟弟，她想去跟他玩，可那个男孩看到她直接被吓哭了。她继续靠近，那个小男孩哭得更凶了。她不知所措，我就直接把她拉走了，作为妈妈，我当时也感到十分无奈。

她会走路之后，我就特意带她去人多的地方，比如商场、小吃街之类的，鼓励她上前和小朋友一起玩。夏天我还会带她去海边，海滩上人也多，我希望锻炼她的胆量。因为我怕她到了青春期，会变得内向，再加上特殊的外貌，她可能很容易感到自卑。

人多的地方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她在人们的议论声中长大，也就习惯了。2024年的暑假，我们在一个商场里玩，一个小男孩可能不太懂事，直接对她说：“你长得好丑！”当时她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开始喊：“妈妈！”我看到后说：“我在这儿呢！”她就立马抱着我，非常委屈。

回到家后，她说她以后不想出去玩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为什么你和哥哥的头发都是黑色的，而我的是白色的？”我只好给她讲道理：“我们平常出去，100个人里有99个都是夸你长得漂亮的，那个小男孩没见过你，比较惊讶。你看我们出去是不是会见到外国人？他们有白头发、黄头发，是不是也挺好看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五颜六色的。”

我带她看过《冰雪奇缘》，她很喜欢爱莎公主，觉得白色的头发是很漂亮的。我问她：“把你的头发染成黑色，好不好？”她说：“这样的话，别人就不会说我漂亮了。”

光芒

爱莎今年6岁，很快就要上一年级了。我带她去小学接哥哥放学，也想让更多的小朋友看到她，等她上一年级的时候能有一颗平常心。有小学生在旁边议论，说她患有白血病。我鼓励她自己去跟哥哥姐姐解释，她就说：“是白化病，我只是缺少一些黑色素。”我当时觉得她表现得好棒啊。

我不想让她从别人口中知道自己是白化病患者，也不想一直说她是小天使，让她活在童话里。因为她总有一天会发现真实的情况，然后无法接受自己，开始质疑自己。我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身体只是缺少一些黑色素，其他方面和大家是一样的。

她上的幼儿园开家长会时，老师说：“班里会来一个月亮宝宝，她的头发是白色的。”然后我听到后面有个家长问：“会不会传染啊？”

我就提前在家长群里说了一下爱莎的情况，特别强调白化病不会传染，还发了几张她拍得好的照片，跟家长们说：“拜托大家和你们的宝贝说一下，让孩子提前知道这个事，到时候见到她不要表现得那么惊讶。”

那天爱莎放学回来之后，我问她：“你开不开心呀？”她说：“我好开心，班上的同学都夸我，说我是小天使。”

她还小的时候我经常担心，她以后的日子会比别人的艰难，想着想着就会哭。但我现在觉得，她以后上小学、中学，进入青春期，面对的人会更多，反正每个阶段都有要处理的事，我们就尽力做好当下的事，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参加动漫展之后，有童装品牌方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时装秀。我考虑再三，怕她走不好，又希望她多一些阅历，最终决定带她体验一下。

爱莎在台下观看别的小孩表演时，显得很害羞，捂着嘴巴。轮到她上台时，她穿着爱莎公主裙，脚上是亮闪闪的水晶鞋，化了妆，戴着墨镜，台下许多观众拿着手机给她拍照。她昂头挺胸，排在第一个，灯光打在身上，一副蛮享受的样子。我想，原来她可以散发出那么强烈的光芒。

（凌波摘自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本刊节选，刘璇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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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春芳

父亲离开我们5年了。

他离去的那天是2018年7月31日，农历六月十九日。死亡是最绝望的远方，它像夜幕降临一样轻盈而强大，渐渐遮住一个人的全部光辉。在父亲停止呼吸的刹那，我无助地望向窗外，想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死神或天使把他的灵魂带走。

我没有看见死神，也没有看见天使，只感到世界一下子空了。窗外是盛夏的中午，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蓝天映衬着墙角的无花果树，饱满多汁的无花果在烈日的暴晒下溢出白色的汁液。当我回头凝望父亲苍白安详的面庞时，脑海中浮现出《道德经》中的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南方的习俗是在人离去之后，将逝者的可用之物分赠予亲戚和朋友，剩下的就付之一炬。民间谓之“来也完整，去也无缺”，黄泉路上有熟悉的日用品相随。我无力改变代代相传的习俗和传统，眼看着父亲生前使用过的物品被一件件投入大火。但我要求母亲保留父亲的一个抽屉。

我小时候喜欢翻父亲的抽屉。那时，父亲的抽屉简直是一个阿里巴巴的山洞，总能为我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收获。比如，我总能翻出够买一根雪糕的零钱，还能翻出弹珠、鱼钩、子弹壳等男孩们喜欢的玩具，还有《白毛女》和《红灯记》的年历片……后来几次搬家，陈旧的柜子换了，可父亲的抽屉依然是发动全家生活的引擎。

每次回家，夜深人静之际，我就会打开父亲的抽屉，翻弄他摆放整齐的物件，然后一件件归位。他那使用多年的老花镜，我送给他的派克钢笔，他用过的手机和蓝皮的通信录，我都一一收拾好。母亲依然每天给父亲的手机充电，就像他生前一样。香水是我的先生送给父亲的，他偶尔用一用，更多的是一种纪念和收藏；他的账本上一笔笔清晰地记录着家庭的开支；备忘录上还记着他没有来得及做的几件事。一黄一黑的两个小物件是父亲留给我的两方印章，父亲说这是家族最古老的物件，由于年代久远，印章上的篆字有些斑驳、漫漶不清。抽屉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打火机，那是他50年烟龄的见证。在所有的物件中，最令我感动到想流泪的是车钥匙和驾驶证。

原本我并不打算要孩子，和天下大多数父母一样，他和母亲表示，未来带孩子的事情由他们来负责。但这并不足以打动我，最终说服我的是他的一句话：“不要以为孩子会拖累你。我和你妈在最精疲力竭的时候，只要见到你，就立刻有了使不完的劲。”得知我怀孕的第一时间，父亲就辞掉工作，做起了我的专职司机。他早上按时把我送到学校，傍晚按时接我回家。每次上车，总有各种美食等着我，我的体重在几个月里暴涨20公斤。父亲等我的时候，就在学校的传达室和门卫聊天，几个月下来，他们成了哥们儿。现在，每当寒暑假回上海，我都要重新整理一遍父亲的抽屉，那里有他的气息、他的目光、他的声音，有他善良和有趣的灵魂，有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爱，我知道他没有离去。纪念一个人，除了保留一些可供凭吊的物品，最重要的是让他的美德重现于我们的言行之中。

父亲病重住院期间，我曾问他：“爸爸，您觉得哪里的风景最美？”他的回答令在场的人落泪。他说：“送顺顺上学和接顺顺放学路上的风景最美。”顺顺是我的孩子，是他心心念念的外孙。他用绵绵无尽的爱，说出了我在任何经典文学作品中都没有读到过的最动人的诗句。孩子毕业前夕，有一回很晚才回家，他说自己独自去坐了一趟365路公交车。365路是父亲从学校接孩子回家坐的公交车。父亲离去的那年，我在医院度过了我的生日。我买了一个蛋糕，希望他和家人一起给我过生日。那天，他非常高兴地吃了蛋糕，拍了生前和我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我知道他已用尽全身的力气，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202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跨年盛典“生命中的文学时刻”，主办方邀请我讲一个关于“远方”的故事，我和在场的梁晓声、李敬泽、东西、毕飞宇等作家分享了这个我从没有对人说起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有的人没有远方，他们的远方就是把所爱之人送往他想去的地方。柴米油盐、锅碗瓢盆就是他们的远方，无尽的牵挂就是他们的远方，永远的守护和陪伴就是他们的远方。有一些远方很肤浅，有一些近旁很深刻。父亲的远方不在游历和风景中，而在日常的守护与不息的希望里。

（晚晴摘自文汇出版社《岁月未蹉跎》一书，小艺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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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治

40多年前，我家所在的巷子尽头有个面摊，摊主是个普通退伍军人，摊子旁悬挂一面小黑板，他无事之时会以粉笔写些警句。我最早看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样的名句，便是在那面小黑板上。

两块钱一碗的阳春面，能让人尝到热骨头汤混合着面汤的香味，更有一种“外食”打破每日家中饭桌清供之沉闷的享乐感。于我，这碗面已然可以满足了。但我观察，有不少大人来此不是为了吃面，而是来聊上几句。是了，他们见着灯光，见着面锅沸腾后的水汽，便自然往这儿靠近。既然来了，便同老板讲几句话。有的说：“我最喜欢吃你下的面，尤其是面比较生时，更好吃。”有的则说别的，与面条不相干。我发现这样的人颇多，有的站着说，有的索性拉了凳子坐下。那是20世纪60年代，人人皆无太多事可做，我们那条巷子里家家皆夜不闭户，这么一爿小小的面摊，也竟成了绝佳的沙龙。

一个社会愈闲适，愈有人每天必去同样的地方。如北京有些公园，每天总有极多的人将他大部分的时间都耗在这儿。成都的茶馆亦是如此。

近日，有人开始谈论退休后的日常生活。其中说及每日下午应在何处坐坐，应与哪些朋友碰碰。这是何其大的一个课题！就说台北好了，那么大的都市，该去哪块儿呢？我亦回答不出。

所谓称意的小社会，就是你在那里吃饭、喝茶、交际、娱乐等，皆感到很悠游自在。但真要说到自在，便牵涉了人，也就是朋友。或者说，人要生活在自己喜欢相处的人身旁。要常常可以碰上令你愉悦、产生趣味，或使你放松、使你简略、教你闲散的人或事。人要往那类情境靠近，有时甚至要开创那种情境。我小时候常梦想，所有的孩子暑假皆自省城返回家乡，大伙儿住在大房子里，组成一个大家庭，吃饭时每个人陆续地自楼上或后院深处的房间走来，聚于一堂，闹哄哄地吃。不远处的客厅与花园还偶尔传来唱京剧的声音。不管是下午还是半夜，家里永远都有点心吃，你想喝绿豆汤或是吃冰西瓜、馄饨、粽子、油饼，随时皆有。此种大家庭的人气，永远在你身旁不远处，你绝对不会感到寂寞，但你依然可以窝在自己的房间几十个小时不出来，只为了继续埋头读你那本已经看了一半的《红楼梦》。你乐意独处，因为你知道人群的温热原来就在几步路之外。你独处，但你不寂寞。还有，你喜欢热闹，但希望它是一种和美快乐的氛围。你并不渴求与人无休止地交流，因为你并不住在苦寒荒凉的荒野——那种只要见有一个人远远骑马而来，就说什么都不想放他走的寂寞荒原。

台北有些店，不管是服装店、茶庄、古董店、书店，还是画廊，甚至只是某个小杂货店，我常见有客人频频光顾，坐着高谈阔论，往往一聊就好几个小时，意兴飞扬。最先他来此，亦为了买东西，但来惯了，原本重要的衣服、茶叶、书籍、古董等身外物竟不重要了，心灵的慰藉才是更值得抓紧的事，与人的接近才是更迫亟之事。他来此，是寻找称意的小社会。即使他工作顺遂，事业有成，家庭和乐，妻子贤惠，而他犹要往最教他感到松闲、轻畅、放意、粗略、不受束缚、没有沉重负荷的小社会去窝一窝。人生便是这么难。

人从自己的空间出来，到外头张望别人，是恒长的需要。小到一个面摊或一棵大树下的3张板凳，大到城市各处随时有园游会的广场（譬如罗马的广场），都可以抚慰人的寂寞，但何样尺寸最称己意，唯有各人自己揣摩了。

（龙笛摘自花城出版社《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一书，杨宏富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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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米罗·弗兰克黄蔚（译）

亨弗莱·鲍嘉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百年来最伟大的男演员”排行榜上位列第一，但他在去世之前的几年里，始终拒绝上电视。

而我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部门选角主管，非常希望说服他。

我知道肯定会有好方法。

鲍嘉因为在话剧《石化森林》中扮演曼迪公爵一角而声名鹊起。之后，该剧电影版的上映又奠定了他电影事业的根基。

我向广播公司的高层提议，希望公司制作《石化森林》的电视特别版，如有可能就请鲍嘉出山。

管理层同意了，但前提是必须请到鲍嘉。

我决定给鲍嘉打一通电话。30秒之内，我必须说服他，否则这件事可能功亏一篑。

拨通鲍嘉的电话，我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之后，说：“鲍嘉先生，在您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哪部作品最令您有成就感？是《石化森林》吗？”

我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答道：“当然是。”

我能够感到他声音中所蕴含的热情。

“我们公司计划制作这部话剧的电视特别版，”我说，“这将是一个大项目，我们会确保其拥有应得的重视与品质。若您不出演，它就无法与旧版比肩。”

我暂停了一会儿，几乎能够感觉到鲍嘉的想法：他们想要让我出马，不过即使没有我，他们还是会制作这部剧的。

我本来就知道，或者本来就希望他这样想——他无法忍受由其他人来扮演这个让自己一举成名的角色。我不敢跟他说，如果他拒绝，我们就无法制作这部剧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迅速“逃脱”。

“我们迫切地希望由您扮演曼迪公爵，”我继续说道，“您愿意拨冗参演吗？”

当时，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米罗，”他说，“你知道我不上电视，至少目前是。”

“鲍嘉先生，”我说，“由您出演这个角色，这出戏才能达到其应有的艺术水平。我们会为它感到骄傲，您也会为它感到自豪的。”

电话那头的声音消失了很久，之后，鲍嘉说：“你的确了解我的弱点在哪里，是吧？我会出演的。”

（杲罡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如何在30秒内说出关键点》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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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雅各布·布拉克郭书彩胡紫薇（译）

切尔滕纳姆金杯赛是英国最负盛名的马术障碍赛之一，对5岁及以上年龄的马开放。这些马需要奔跑大约5000米的距离，同时跳过途中的22个栅栏。2012年的比赛因为一匹叫“考托之星”的特殊赛马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匹马年纪较大，已经12岁，它在比赛前两个多星期的训练中受了伤，这可能导致它的竞技能力下降。但是，这匹马无与伦比的竞争精神，以及骑在它背上的英国顶尖骑师鲁比·沃尔什，使它成为全城的话题。

“考托之星”已经分别在2007年和2009年两次赢得比赛。在其辉煌的职业生涯（40场比赛中获胜23场）为主人赢得超过500万美元后，每个人都明白这次比赛可能是“考托之星”的最后一场比赛。如果能赢得比赛，它将创造一个非凡的纪录，并巩固其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障碍赛赛马的地位。切尔滕纳姆的赛道特别长，而且终点设在山坡上，这使得年轻的赛马具有天然的优势。但“考托之星”已经证明，如果有哪匹马能够在马术历史上写下崭新的一页，那必定是它。

英国赛马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匹马在障碍赛中死亡的概率为4/1000。考虑到一匹马参加比赛的次数，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赛马吃着草平静地结束生命的概率并不高。在切尔滕纳姆的上一个比赛日，有3匹马因没能成功越过障碍而受伤，最后接受安乐死以结束痛苦。

但是，这一次每个人似乎都希望“考托之星”赢，似乎它的胜利会向人们传达一个信念：永远胜利是可能的。

2012年3月16日，65000名观众前来切尔滕纳姆赛马场观看比赛。那“考托之星”的比赛情况如何呢？这匹马一开始处于领先地位，并且顺利地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障碍，但在跳过第9个障碍之后，骑师鲁比·沃尔什决定停止比赛，将这匹精心装扮过的马送到比赛的休息区，并卸下鞍具，这让现场观众感到非常恼火。沃尔什说，他感觉“考托之星”在通过水上障碍时比平时更加吃力，担心让它继续比赛会导致致命伤。一个月后，在该场比赛中获得冠军的名为“同步”的赛马，在英国国家障碍赛马大赛中摔死了，沃尔什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尽管媒体试图将参加比赛的马拟人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的兴趣点完全集中在骑师身上——他必须在马和他自己的荣耀，与失去这匹功勋马的风险之间做出取舍。进一步而言，我感兴趣的问题是，骑师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出退出比赛这一决定的。是在马出闸之前做出的，还是在比赛中，当他推测获胜希望渺茫时做出的？如果沃尔什事先决定在何种情况下退出，那么，他就需要有极大的决心来放弃比赛和大奖。但沃尔什的技术水平和他对“考托之星”的熟悉程度表明，他的决定可能是在比赛中做出的：这位细心且经验丰富的骑师意识到了“考托之星”能力的下降，尽管下降得不是很明显，但他决定不冒这个险。那么，我们其他人呢？虽然我们不具备沃尔什在做出决定时所具备的高超技巧和敏感性，但我们也经常不得不做出重要决定。

二

“当地勤人员准备发射热气球时，他们必须抓住吊篮的边缘，以防止它过早升空。他们用双手抓住吊篮的边缘，一只脚踩在靠近底部的支架上。热气球地面操作有一个神圣且不可打破的规则：始终有一只脚着地。”

杰夫·怀斯在2011年1月出版的《今日心理学》杂志上为读者分析了制定这一重要规则的目的，是确保操控这些变化无常的飞行器的地勤人员的安全。一位该领域的专家向怀斯解释：“如果一阵风吹来，热气球开始上升，你被带离地面0.1米时，你可能会想，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必要时我可以跳下来。不知不觉中，你被带到2米的高度，你会想，跳下去可能会扭伤脚踝，我最好坚持住，等它变低。很快，你被带到9米的高度，如果这时你跳下去，你就会摔断腿。但如果你不跳呢？”

这就是怀斯所说的心理陷阱——人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糟糕的情况就会有所好转，而不去评估如果情况迟迟得不到改善，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破坏性后果。

这里描述的规则对1932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来说，再适用不过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充满氦气的飞艇“阿克伦号”，试图降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军事基地附近的一片空地上。飞艇接近地面时，那天早上奉命执行地勤任务的200名海军学院的学员，准备好用飞艇上垂下的绳索将飞艇停稳。地勤人员设法抓住绳索，将巨大的飞艇拖向地面。但后来，由于一个对接环出现故障，飞艇向一侧倾斜，给另一侧的地勤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绝望之下，他们中的几个人爬上绳索，试图将全身的重量压在上面，但徒劳无功。飞艇慢慢升起，因为阳光的热量开始使飞艇内的氦气温度升高。这些年轻且缺乏经验的地勤人员只能松开绳索，并坠落在地上。

但是，当“阿克伦号”把这些人甩掉并重新起飞后，许多在场的旁观者惊恐地发现，有3名海军学院的学员悬在半空中。飞艇不断升高，最终两人坠亡，一人侥幸逃生。

怀斯说：“如果你碰巧是一名操作热气球的工作人员，请遵守这条神圣的规则。但其背后隐藏的重要信息适用于我们所有人。

当情况开始变得糟糕时，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认为情况可能会自行好转——直到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已处于如此可怕的困境，以至唯一能做的就是死命坚持下去。因此，无论你是投资股票还是陷入一段关系，‘一只脚着地’原则都适用于你。不要相信你的意志力。即使是最坚定的人，意志力也很容易受到侵蚀，与其相信自己的意志力，不如提前确定在什么价格或情况下放手。如果一本书到第70页时还不够有趣，剩下的内容我就不读了。如果一家银行由于失误拒付我的支票两次以上，我就会更换银行。如果我投资的企业家向我展示了两次以上的错误表述，我就不会继续在他身上投资。”

（晨语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如何在黑暗的房间里找到一只黑猫》一书，本刊节选，杨燕玉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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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花薄荷

我在读研时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社团，社团运营着一个微信公众号，公众号有个心理栏目叫“青春树洞”，每周都与学生交流互动，我是这个栏目的负责人。有心理困惑的同学将问题匿名发到我的邮箱，我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去咨询教心理学的老师，再私下回复那些发邮件的同学。

就在几个星期前，我整理电子邮箱时，发现了一封当年未读的邮件。

那是当时一个读大三的学生写的，满满一屏幕的字都在讲述自己的倒霉。他用了很多个激昂的叹号，仿佛在咆哮着诉说这一切：父母突然宣布要离婚；期末两门课的成绩都没及格；在网上向高中女同学表白心意却遭拒绝，4年单恋无疾而终；最近钱包丢在了图书馆，里面有身份证和半个月的生活费，他连着两天问失物招领处也没有结果……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他崩溃地写下这封邮件，埋怨世界上所有的不幸都被他遇到了，最后一句话里的“打算退学”和“人间不值得”异常扎眼。

这封邮件因为标题不清，我当时略过没有点开。时隔7年才看到，我不禁觉得后背发凉，在那个年轻人的绝望时刻，我居然忽视了他的求助。

“同学你好，不好意思，我现在才看到你在2017年给我发的邮件，如果你看到消息，可以回复我一下吗？让我知道你现在很好，谢谢。”

我赶紧敲下以上文字，点了发送图标后，陷入焦虑和自责中。还好自责没有持续太久，我就收到了他的回复。

“谢谢你还记得这件事，我现在很好，那时也很快就恢复了，不用担心。”

我松了一口气，但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又问：“同学，我感觉那时你的心情很沉重，可是你刚才又写了‘很快恢复’，你是怎么做到的？”

他在邮件里向我回忆了他的“快速治愈历程”。

由于没有收到我的回复，他以为自己遇到的是我们栏目看不上的一些小问题，既然别人看不上，那可能是他小题大做了，这么一想就轻松了很多。父母离婚后，久久压抑着的母亲反而变得开心了，跟他打电话时语气都欢快了起来；他挂掉的两门课都是差一点儿就能考及格，只要补考时再细心一些就好了；即使失恋，短痛总比长痛要好；身份证丢了可以补办……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想吐槽的每一件事都不值得抱怨了。他绕着操场跑了两圈，去澡堂冲了澡，吃了顿饱饭，难过的情绪便悄然溜走了。

虽然没有得到我们的帮助，但他靠着“自欺欺人”的心理安慰，也安全地跨过了那道坎儿，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这也令我想到自己刚出国读博的时候，语言的隔阂、生活习惯的差异全化作身在异国他乡的苦楚，我怕家人担心，但孤独又无处诉说。几近崩溃的我开始在网上写日记，淋漓尽致地发泄情绪。写完后，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情渐渐明朗起来。后来，我学会了观察并记录下身边的“小确幸”，虽然日子仍然和往常一样，但每一天都在我的笔下变得生动起来，也在我的心上跳跃起来。

成长，就是要依靠内在的力量，去跨越那一道道坎儿。毕竟流水的“帮助”、铁打的“自救”，最强大的治愈方式就是自愈。

（半夏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41期，薛凯文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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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睿秋

认知流畅性是认知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它指的是，如果一条信息加工处理起来更流畅、更省力，那么大脑就会更加喜欢它，也会更加倾向于接受它。心理学家罗伯特·扎荣茨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一张面孔多次出现，我们对它的感受就会趋于喜欢。为什么？因为多次出现带来了熟悉感，而这种熟悉感又进一步加强了认知流畅性，使得大脑在处理它时更省力，这会使大脑对它的印象更好——这种现象叫作“单纯曝光效应”。

这个效应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你想让一个人喜欢你，不妨试着在对方面前“不经意”地多出现几次。当然，要注意不要打扰到对方，不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否则就会适得其反，让对方变得讨厌你。

研究发现，当我们处理一个观点时，如果配上一张无关的图片，或者作者的名字非常简单好记，又或者字体读起来很舒服，这些看起来完全无关紧要的细节，都能有效提高我们对这个观点的接受程度和信任程度。原因在于这些细节提高了这个观点的认知流畅性，使大脑加工起来更省力。

这也正是谣言的魔力所在。为什么谣言总是很容易传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谣言往往都非常简洁、武断、斩钉截铁，因此会天然地受到大脑的青睐。反之，比较可靠的科普内容往往较为复杂、克制，很难被提炼为一个简单的论断，从而更不容易被大脑记住和接受。同样，许多人阅读的时候喜欢所谓的“金句”，而这些“金句”之所以得到青睐，很可能是因为它们足够简单且朗朗上口，从而具备极高的认知流畅性。

（杨子江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打开心智：人生破局的关键思维》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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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宁

20世纪7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投资几百万美元开发了一种可以在宇宙飞船上使用的包装罐。它为什么要做这种罐子？是要卖给宇航员或者外星人吗？当然不可能。那么，ROI（投资回报率）怎么算呢？

从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网红”产品和品牌产品的区别。

给“网红”产品做广告，是通过买流量，最后算转化率、算ROI；而给品牌产品做广告，是在对自己的品牌进行投资。

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核心资产。可口可乐公司的举措，是持续投资自己的品牌，持续让自己的品牌资产变现。

“网红”公司出产品，是针对当前的市场动态、社会情绪生产产品，然后卖掉；而品牌企业出产品，是让自己的品牌与当下生活连接，是对公众记忆的时代性和新一代的公众共识的管理。

所以，“网红”产品的特性是新鲜感和话题度；而品牌产品的特性是辨识度和熟悉感——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是锚定在那里的。

比如，戴比尔斯公司以百年为单位，让“钻石”和“爱情”建立锚定关系；可口可乐公司也是以百年为单位，把“可口可乐”和“快乐”锚定捆绑，而且，直到今天这种联系依然深入人心。大家给可口可乐起绰号叫“肥宅快乐水”，是对这种饮料的情感唤起能力的认同。

一家“网红”饮料公司曾经复刻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今天一些机构的化学分析能力、反向工程能力如此之强，其实可口可乐的武器早已不是它的神秘配方。这家“网红”饮料公司，也确实做出了口味和口感与可口可乐极其相似的饮品。

有一段时间，我招待朋友时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两家公司的可乐分别倒在杯子里，同时端给朋友，请他们盲测，看能不能喝出区别。结果发现，真是喝不出来。普通人的舌头，确实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

两年后，我在一家小超市看到这款“网红”饮料，拿起来一看出厂日期，发现是8个月前的，于是去问老板：“这款饮料卖得好吗？”

这家街边小超市的老板，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到了重点：“唉，‘网红’饮料，新鲜度过后就没人买了。”

没错，如果要喝可口可乐那种味道的饮料，为什么不直接去喝可口可乐呢？

因为喝可乐时，让你感到放松和满足的，是那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

“网红”产品不一定能成为大牌，但品牌公司可以推出“网红”产品。比如，LV和艺术家草间弥生推出的联名包，让新鲜感和话题度兼具，成为奢侈品中的“网红”爆品。

听完我的解释，一个考虑做火锅口味巧克力的朋友问：“那我要做个巧克力品牌，应该锚定什么样的情感呢？”

然后他打开电脑，开始查找网络热词，找了一会儿，他说：“还是应该用互联网的方法，把一堆概念和巧克力放在一起，去网上试，有反馈，就继续；没有反馈，就放弃。”

这就是打造“网红”产品的经典做法。因为它只是想操纵大众情绪，然后获利，并没有发自灵魂的真实情感。

（朝歌摘自新星出版社《真需求》一书，MUCRO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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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周

楚国渡劫

战国时的楚国，是千乘之国，带甲百万，称霸长江流域，绝对是一个强国。江山交到楚怀王手里，他初期的表现还可以，但到了后半段，他内宠郑袖，外宠靳尚，内政外交皆一塌糊涂，经常干些占小便宜吃大亏的事，让人薅着衣服领子打耳光，一点儿还手之力都没有。楚怀王先后把太子送到秦国和齐国当人质，然后自己又被秦昭襄王以会盟之名骗到咸阳，并被勒令割地赔款。

愚蠢归愚蠢，但骨气还是有的，楚怀王严词拒绝了秦国的野蛮要求，还尝试逃离秦国。楚怀王到赵国寻求庇护被拒绝，又想去魏国，但在半路上就被秦军拦截了。

楚国的大臣眼看楚怀王被扣押，也不考虑兴师问罪，直接就开始琢磨他的继位者该是谁了。他们派人到齐国，谎称楚怀王薨了，请在齐国当人质的太子熊横回国即位。

齐湣王一看，这竹杠不敲白不敲。他要求楚国把靠近齐国边境方圆五百里的土地割让给齐国，不然熊横就别想要王位了。

熊横又急又气，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签署不平等条约。很快，熊横即位，史称楚顷襄王。

齐国一看时机到了，马上派使臣前来，气势汹汹地追讨地盘。

楚顷襄王愁死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打又打不过，还能怎么办呢？问问手下大臣的意见吧。

第一个出场的是上柱国子良。子良义正词严地说：“大王应该给啊，说过的话就得算数。我的意见是先把地割给齐国，兑现承诺，再发兵攻打齐国，以维护主权。”

第二个出场的是昭常，他是个熟悉军事业务的人。他的看法和子良的完全相反：“坚决不能给。割掉这么大一片土地，楚国以后在诸侯国间颜面何存？我愿意领兵守卫边疆。”

第三个出场的是景鲤，负责楚国的日常工作。他先表明态度：肯定不能给。但是，如果不给就会产生两个问题：“其一，答应齐国了又反悔，不符合道义；其二，齐国肯定不高兴，要打起仗来，咱们又打不过。要不这样，大王派我去秦国走一趟，我能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掉。”

楚顷襄王一听，大家各有各的主意，最后还得把老师慎子请来。

慎子来了，听完基本情况介绍，微微一笑：“大王，三个计策都很好，不妨并驾齐驱。既然子良的意见是服软，那就派他当外交使团的团长，拿着地图到齐国去献地；子良出发后的第二天，再任命昭常为大司马，统率大军到边境去驻守；昭常出发后的第二天，再派景鲤带队到秦国去求援。”楚顷襄王听完，便依计行事。

果然，子良与齐国交割完毕，齐国军队就要接管楚国的土地。

没想到，昭常已经带兵严阵以待，还放出话来：“楚王派我守护国土，人地共存亡。我们来了三十余万人，虽然穿着破旧的铠甲，使的是钝弊的兵器，齐国如要来抢地盘，我们就决一死战。”

齐湣王气坏了，把子良叫来质问：“这是怎么回事，楚王为何出尔反尔？”

子良一副无辜的样子：“这是假的，昭常绝对是假传旨意。楚王派我来献地，怎么会反悔呢？您直接派兵吧。”

没想到，齐国的大军还没赶到楚国的边境，秦国已经派出五十万大军东进，并且直接下了最后通牒：“你们齐国还是个大国呢，当初劫持楚国的太子，趁人家里办丧事敲竹杠，这叫不仁；现在又强迫楚国履行不平等条约，这叫不义。你们赶紧收兵回家，要不然就让你们尝尝大秦的威力。”

齐湣王吓坏了，马上觍着脸请子良到楚、秦两国说和。最终楚国不费一兵一卒，渡过了这次劫难。

两军对垒的第三条路

看完这故事，我最大的感触是四个字，“惟楚有材”。

楚国都衰败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大臣的综合能力仍然很强。

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王师慎子，水平非常之高。当初太子在齐国被胁迫，这不平等条约到底签不签？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签肯定是要签，但聪明的慎子肯定不能只说签，还要给太子提供一套恰当的说辞，让太子有体面的台阶可下。所以慎子说：“爱惜土地，而不给父亲送葬，是不道义的，所以说献地比较好。”

你看，慎子完全不提太子被扣留，如果不签不平等条约，就无法回楚国继承王位，而且自身安全也无法保障的尴尬现实，而是找了一个更能摆上台面的理由——您是着急赶回去给父亲送葬。

这无疑是十分出色的答案。

后来，慎子建议楚顷襄王征求群臣意见，综合三种不同观点，兼收并蓄，用其所长，最终起到了力挽狂澜、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

再说其他几个大臣，他们也都出手不凡，一个庸才都没有。有的顾及楚国在诸侯国间的影响，有的主张军事反抗，有的寻求他国帮助。他们都是从维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而且有条有理，能自圆其说。

更难能可贵的是，自己提的意见能带头去落实；楚王交办的任务，他们能临危受命，不折不扣地去完成。

人要有发散性、创造性思维。楚国太子回国登基，面对的是国破家亡的凄惨局面：前面被迫签下的条约他得履行，因为惹不起齐国；秦国虽然强大，对楚国也是虎视眈眈，根本靠不住。看起来楚顷襄王进退维谷，面临着到处是陷阱的局面。

可这一盘死棋，居然硬生生被慎子走活了，他靠的就是发散性思维。

一般来说，两军对垒，要么战，要么和，没有第三条路。可慎子的方案是既战又和，还引入第三方力量，这就照顾到了道义立场、本国实力和各诸侯国关系三个层面，让各方力量相互作用，发挥奇效，令人拍案叫绝。

（张秋伟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向上突围》一书，肖文津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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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无心

在欧洲，有一条烤乳猪的秘诀：出炉之后立即砍下头，可以使猪皮更脆。这条秘诀和其他许多厨房秘籍一起广为流传，大家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信的人因为它是前人的经验而信，不信的人觉得它毫无依据，故一笑置之。

后来真的有人做过对比实验来验证这条经验的真伪。分子美食学的创始人埃尔维·蒂斯就研究过这个问题。试验者在保证其他条件尽量相同的情况下烤了乳猪，乳猪出炉后有的立即去头，有的放置一段时间再去头。然后把肉端给客人，却不告诉客人哪份是立即去头的，哪份是放置一段时间再去头的。结果，多数客人都认为立即去头的那份更脆。也就是说，那条“秘诀”是正确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单盲试验”，距离现代科学试验中“大规模双盲对照”的黄金标准还有一定差距。不过，就评价食物而言，这样的试验也算相当“科学”了。

为什么乳猪烤好后立即去头会让猪皮更脆呢？蒂斯从物理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在烤乳猪的过程中，猪皮表面的水在不断蒸发，而猪肉中的水会源源不断地从内部往表皮扩散。因为猪皮表面的温度高，蒸发速度快，而猪肉内部的温度低，水的传递速度也比蒸发的要慢。对猪皮来说，失去水的速度大于水流过来的速度，所以猪皮中的含水量越来越低。水越少，猪皮也就越脆。烤好出炉之后，猪皮表面的温度骤然降低，水的蒸发速度也大大降低。而猪肉内部的温度依旧，水还是源源不断地向猪皮传输。这时候，猪皮失去水的速度慢，而水流过来的速度快，导致皮中的含水量逐渐升高，脆皮也就慢慢变软了。乳猪烤好之后立即去头，猪肉内部的水分会从断口流出，就不会跑到猪皮上，从而保持了猪皮的脆度。

一般人，大概不会自己去烤乳猪，不过烤乳猪这条经验所蕴藏的科学原理是广泛有效的，在我们的厨房中也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应用场景。比如下面这两个例子。

用电饭锅煮饭，饭煮好之后电源自动关闭。如果这时候立刻打开盖子盛饭，会发现表层的米饭很稀，锅底却紧紧粘着一层锅巴。那层锅巴不仅无法盛出，还很难清洗。这是由于在煮饭的过程中锅底温度高，水会“流”向米饭表面，因此与锅底接触的那层米饭就越来越干。米饭越干，与锅底的结合就越紧密，也就越难盛出。如果饭煮好之后不立刻揭开锅盖，而是让饭再焖一会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随着电源关闭，锅底的温度逐渐降低，而米饭表面的水及锅内的水蒸气又会逐渐流向锅底，最后锅巴吸水变软，就能够轻易盛出来，盛完之后洗锅也很容易。

很多人用微波炉加热馒头，但是效果并不好。用微波炉直接加热，会使馒头表面变得很硬，里面却还没热。这也是水“流动”的结果。许多人认为微波炉从食物内部开始加热，其实是不对的。微波炉也是从食物表面开始加热。当食物的表面温度升高之后，水就蒸发掉了，所以表面就会变硬。而微波无法深入食物内部，只能靠外面的热量慢慢往里传。微波炉的加热效率很高，食物表面会很快变热变硬，热量却还来不及传进去，所以里面还是凉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把馒头封闭在一个空间中，最好再提供一些水。这样，那些水便会很快被加热蒸发，不仅阻止了馒头皮中的水蒸发，还会往馒头内部传递热量。这不仅保证了馒头不变干，还加快了内部温度升高的速度。现在有一些微波用具可以“蒸”热馒头，用的就是这一原理。如果没有这样的用具，也可以把馒头放在碗里，同时放一张打湿的纱布，再用可以微波加热的保鲜膜把碗口封好，这也就成了简易版的“微波炉蒸具”了。

食物的口感跟含水量密切相关。所以，在现代食品行业中，控制水的“流动”就成了质量控制非常重要的方面。食物中有水，空气中有水蒸气，当它们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食物就处于一种稳定的状态。如果空气比较干燥，水蒸气含量低于跟食物中的水平衡的含量，食物就会失去水。比如水果、馒头、米饭，含水量很高，在干燥的空气中就会因失去水而慢慢变干。有的苹果表面被涂了一层蜡，除了好看，更重要的目的就是防止水分流失。如果空气比较湿润，水蒸气含量比跟食物中的水平衡所需要的高，水就会“流”向食物中。比如饼干，含水量很低，很脆，在潮湿的空气中就会因吸收水而慢慢变软。要防止饼干吸水，就需要密封包装。实际上，饼干这一类食品，决定保质期的因素往往并不是腐败变质，而是吸水变软导致口感发生变化。

（苔枝摘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写给吃货的分子美食学》一书，邱炯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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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越

人类的大脑袋恐怕是我们身上最值得骄傲的器官了，因为脑容量越大的哺乳动物往往越聪明。人类祖先自600多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之后，脑容量就一直在变大，但黑猩猩的没怎么变，所以我们的脑容量是黑猩猩的3倍多，聪明程度更是远超黑猩猩。

但是，当人类学家收集到足够多的头骨化石之后，却意外地发现人类的脑容量在最近这一万多年里突然变小了。其中，男性的脑容量平均减少了10%，即157毫升；女性的平均减少了17%，即261毫升。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我们越来越笨了吗？

人类学家提出两种假说，试图解释这一现象。一种假说认为，农业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饮食结构，导致人类的体形变小，所以脑容量也跟着变小了。但人类的平均体重在最近这一万年里只减少了5千克，相应地，脑容量应该只减少22毫升，这比实际减少的数值要小得多。

另一种假说认为，群居会导致自我驯化，就像驯养动物的脑容量往往比对应的野生物种的要小一样。但一般认为，人类的自我驯化开始于30万年前，还有一些人认为此事发生在8万年前，都比脑容量开始变小的时间要早得多。

来自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和波士顿大学的一个联合科研团队研究后发现，人类脑容量的变小是从大约3000年前开始的，比此前学界认为的时间要晚得多。这个时间点正是中国从商朝到周朝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商朝人的脑袋要比我们的大。

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要从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中去寻找。但现在的科学家很难准确还原3000年前的人类生活，于是他们想到一个替代方案，即通过研究蚂蚁来倒推人类脑容量变小的原因。蚂蚁和人类一样，都是“真社会性”动物。意思是，它们除了群居，还有很明确的社会分工，大家一起来做决定。

这些科学家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蚂蚁的脑容量，再和它们的生活方式做对比，发现社会结构与人类社会越像的蚂蚁，随着种群规模的扩张，脑容量就越小，其变化轨迹与人类的极为相似。

这是因为分工的精细化使得单个蚂蚁不再需要掌握那么多复杂的技能，它完全可以依靠与其他蚂蚁共享信息而很好地生存下去，于是蚂蚁的脑容量就变小了。这个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人类身上，3000年前的人类社会正好处于人口暴涨、族群规模扩张、团结协作成为主流的时代，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结构化的社会里，知识更多地被分散储存在集体之中，获取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了。

人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了20%的能量，是一个非常耗能的器官。如果一个脑容量较小的人没有因此丧失竞争力，那么他就会比另一个脑容量较大的人更有生存优势，也更有可能留下后代。于是，人类的脑容量便越来越小了。

接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今大部分知识储存在网上了，人类的脑容量还会继续变小吗？

（晚灯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命八卦：进化的代价》一书，小黑孩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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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杰祝一丹

美国图森，飞机坟场

飞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一架民航客机有超过3.5万个零部件，大规模地生产这些零部件，再把它们成批组装成一架架飞机，这需要调动人类社会最高水平的工业技术和组织能力。这也是为什么一架新飞机的价格动辄高达上亿美元。

如此昂贵的工业产品走向“死亡”时，会经历什么？如果你在网上简单搜索一下，就会发现一个颇为惊悚的关键词：飞机坟场。广袤无垠的沙漠上停着一排排退役的民航飞机，你能看到来自全球各地的航空公司的涂装。但以商业眼光看，这片巨大的“工业废土”背后其实是民用航空业中一种十分有趣的商业模式，并且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欣欣向荣，充满机会。

在走进飞机坟场之前，需要引入一个概念：飞机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一架飞机的生命周期分3个阶段：引入阶段、运营阶段和退出阶段。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第三个——退出阶段，也就是一架飞机的退休生涯。而这个阶段具体是怎样的商业模式，又和前两个阶段紧密相关。

引入阶段，我们需要了解一个基本事实，全球大多数民航飞机其实是出租给航空公司的，它们真正的所有者是飞机租赁公司，背后则往往是各大金融机构。对航空公司而言，租赁模式能确保资金的灵活性，金融机构则可以把飞机当作一项资产，稳定地获取收益，甚至进行再融资。

飞机的这种金融产品属性使得它的需求其实也和金融市场的环境息息相关。在信贷政策宽松时期，飞机的供给往往会过分充足，这就为日后大量飞机的退役埋下伏笔。

运营阶段，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基本事实是，飞机实际服役的时间要比它的理论寿命短得多。平均而言，一架民航客机的寿命可以达到25年，但实际上，在美国，一架民航客机的平均使用时长是20年。

时间差的背后是商业考虑，飞机在运营阶段不仅会产生收益，也会有大量成本，如果运营效率不佳、入不敷出，航空公司就可能考虑让飞机提前退役。最近的例子就是空客A380，这款曾经全球载客量最多、体积最大的双层客机，2007年投入商业运营，但如今有不少已经退出运营。原因就是，它原本瞄准的洲际长距离航线的需求并没有大幅增长。

另一个导致近几年飞机提前退役的重要因素是节能减排。不论是出于减碳的社会目标，还是航空公司降本增效的需要，都会导致一些油耗较高的老机型提前退役。

关于飞机坟场的第一个问题：它们在哪儿？全球最有名、规模最大的飞机坟场集中在美国，准确地说是美国西部的沙漠地区。其中最有名的两个分别叫戴维斯·蒙森基地和莫哈维基地。它们原本都是空军基地，但在常年使用的过程中，人们发现它们十分适合停放大量退役的飞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们位于沙漠地区，极低的湿度和碱性的土地能最大限度地确保飞机上的金属不生锈；另外，这些地区的土地一般非常坚硬，承受得住庞大的飞机，而不用再费力修整一块有足够承重能力的地面。

接下来，我们就从飞机的视角，来看看它们在飞机坟场面临的3种结局，进而讲讲其背后的商业模式。

在3种结局到来之前，有一个共通的“必经主线剧情”，就是停放。实际上，停放和储存是飞机坟场最主要的赚钱方式，这和仓库的盈利模式很像。很多飞机制造商会和基地签订定点协议，约定航空公司的飞机退役后，必须被送到制造商指定的坟场，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技术和材料信息不外泄。

当然，这些基地虽然适合停放飞机，但是飞机到了那里，工作人员仍然要做很多保护措施。比如，要把燃油和机油都排空，窗口、舱门等地方都要用保护性材料密封，座舱玻璃要用特殊的材料覆盖，防止强烈的阳光让玻璃老化。这也是保证飞机在停放基地的3种结局都能顺利实现的前提。

第一种结局，再次服役。实际上，虽然叫“坟场”，但很多飞机只是临时停放在这些基地，过一段时间，它们就重新执飞了。它们可能被卖给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的航空公司，只要做好维修保养，二手飞机的性能依然可以达标，并且卖出好价钱。根据2023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一架机龄10年的空客A330-300飞机，市场价值接近2000万美元（约合1.4亿元人民币），租赁价格约为每月20万美元。

第二种结局，“客转货”，也就是从客机转为货机。客机的寿命一般不超过25年，但改为货机之后，它的寿命还可以延长15至20年。全球3/4的货机都是由客机改装而来的。尤其是一些空间较大的客机，在货机市场很受欢迎。

“客改货”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一架由宽体客机改装的货机，价值可能不亚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二手客机。此外，改装本身也是个大生意。一架客机的改装费用少则三四百万美元，多则七八百万美元，耗时三四个月。

第三种结局，则更接近于人们常规理解的“死亡”。当一架飞机真的不能再飞了，它就会被拆解。这里要提到一个组织——国际民航组织与航空器机队回收协会（AFRA），它的成员包括各大飞机制造商和它们的上下游企业，其目的就是提升飞机上零部件的回收比例。根据AFRA的数据，一架民航客机上95%的零部件都是可以处理并再次利用的。这其中最值钱的是发动机，占整个回收价格的50%以上，有的时候飞机上的两台发动机就值几百万美元。除此以外，飞机的仪表盘、起落架、雷达等电子元器件，以及应急滑梯等都可以被再次利用。

AFRA推广飞机零部件回收工作还有一个隐藏原因，就是打击假货。根据AFRA的估算，全球民航客机的替换零部件里，有约2%是假冒产品。推广零部件的官方拆解和回收，有助于把这些假冒产品挤出市场。

飞机拆解行业潜力巨大，甚至吸引了不少创业团队。这里面的一个核心规律是，飞机拆得越精细，零整比就越高。这里的“零整比”，指的是飞机零部件卖出去的价格总和与整机价格的比值。比如，有的公司甚至会把飞机发动机的叶片单独出售，售价加在一起比一台完整发动机的价格都高。

在3种主流结局外，飞机在坟场其实还有一些小众的隐藏结局。比如，有个别的飞机会被作为模型送去学校、博物馆，事实上，飞机坟场本身也是旅游景点；还有的飞机会被改造为酒店、餐厅，供飞机爱好者过瘾；飞机上的仪表盘、标牌等部件，也都可以拆下来作为纪念品销售给飞机爱好者。

不管哪种结局，飞机都没有真正死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发挥“剩余价值”，延续生命。飞机的制造过程是如此复杂与精妙，它在退役后，也理应被认真对待，充分利用。这也是人类对自身的工业发展应有的尊重。

（紫陌红尘摘自《第一财经》2024年第10期）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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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雨者

19世纪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地区，倒霉的不仅是中国，岛国日本也同样面临危机。1867年即位的明治天皇很清楚地意识到，以前的套路玩不下去了。次年，明治天皇颁布维新政策，著名的明治维新就此拉开序幕。

相比于洋务运动，明治维新的改革要彻底得多，它对整个国家体系都进行了改造，内容涉及制度、产业、军事、教育、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但是，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建立强大的海军作为重要目标。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清政府养不起近代海军这种“吞金巨兽”，那么，日本政府养得起吗？

从表面上看，日本更穷。

很多影视作品是这样描述日本凑钱买军舰的情景的：全体国民节衣缩食、踊跃捐款，明治天皇为了攒钱，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然后这些影视作品还不忘镜头一转，对比一下清朝统治者的铺张浪费。

这些场景虽然符合事实，但那几顿饭钱其实给海军塞牙缝都不够。建立近代海军并不是靠谁少吃一点儿饭就能把经费省出来的。

日本建设海军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首先，日本民众承受的税负比清朝民众的重得多，但同时日本社会还能保持稳定运行。

这是因为日本人更能忍吗？

当然不是。

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让国民承受高昂税负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主要是因为其国民的人均生产力水平高。日本老百姓交完税后的剩余收入比清朝老百姓交税前的收入还高，而这主要得益于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农业科技和农业工具的推广普及。

同时，作为近代国家，日本的行政效率很高。在近代国家体系下，每个国民都直接受政府管辖，收税时没有土豪乡绅赚差价，大大提升了日本政府收税的效率。

总结起来就是，日本老百姓挣得多、交得多，日本政府收得多。于是，日本的财政收入逐年上升。

到了甲午战争前，日本虽然经济总量不如中国，但是其年财政收入达到了7000万两白银，已经接近清朝8000多万两白银的水平。

没错，从纸面上看，日本政府依靠改革拼命提高生产力和管理效率，最终也只是从“比清朝还穷”的水平变成“和清朝一样穷”的水平。

按理说，清政府养不起海军，日本政府应该也养不起。

但日本还真就养起来了。

显然，在组建海军这个问题上，收入水平和节俭程度并非真正的胜负手。

那么，胜负手是什么呢？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设立了一个清朝没有的东西——银行。

日本从1872年开始设立银行，并于1882年设立国家中央银行（日本银行），到了1889年，全国银行已经多达218家。依托中央银行和遍布全国的各大银行，日本建立起了近代金融体系。而近代金融体系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印钞和发债。这才是日本海军真正的力量来源。

中央银行印的钞票流入市场，然后国家发行公债，国民拿着钞票购买公债，这些钞票又回流到国库。这样政府就有了足够的资金买各种东西。

日本明治政府从1886年开始发行海军公债，仅两年时间就筹措了4300万日元，折合白银3000万两，这个数字超过了北洋水师建军以来的所有费用。

公债制度使日本得以用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也就是说，明治政府有了上杠杆的能力。当时站在清政府面前的不是一群简单的岛民，而是一群善于操作金融杠杆的人。

正所谓“贷款一时爽，一直贷款一直爽”。杠杆在手的明治政府仿佛打出了一张“无中生有”的牌，一夜之间从穷人变成了土豪。

从1886年开始一直到甲午海战前夕，日本的海军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常年保持在10%以上，日本政府每年拨给海军的军费达到800万两白银。相对而言，清政府每年分给北洋水师的军费仅为130多万两，占财政收入的1.6%。

这意味着，双方每年在海军上的投入有6倍以上的差距。

值得一提的是，被广为吐槽的慈禧太后修颐和园的事其实并非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耗资巨大的颐和园，其中约66万两是挪用了海防经费。挪用当然可耻，但这点儿钱不会对战争的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

日本尝到了杠杆的甜头，但是也要面对一个问题——这些钱是要还的。

别看清政府给北洋水师花钱抠抠搜搜的，但对朝廷来说，未来也没什么压力，如果不出意外，可以一直这么抠抠搜搜地拖下去，直到军舰退役。而对日本来说，在不远的未来等待他们的，是巨大的债务。又因为这笔债务几乎全国人人有份，所以，这又是一次赌上国运的全民杠杆。

很多事情是注定的。

预判一个国家的行为，最好的办法不是看它说什么，也不是看它做什么，而是看它吃什么。日本挥舞钞票的样子虽然潇洒，但在本质上它吃的是西北风。

我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会有勇气去挑衅清朝这样的地区霸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钱总是要还的，而军舰这种东西不会赚钱，它只会烧钱。

当日本政府承担着如此巨大的债务压力建设海军时，这个国家离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也就不远了。

（雪琴摘自四川人民出版社《海权博弈史》一书，辛刚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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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语中，“人类”本是一个早期语法结构的讹传，原意是“有能力重新思考所见之物者”。

——作家慕明《宛转环》

“微短剧上瘾”的背后，是人的失真、创伤回避与不需要“他者”的消费社会。

——北京大学教授胡泳谈“短剧沉迷”现象

我留下海上的遗音，也许将来有人会听到，会感动，现在的人都不接受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留下来。

——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教授去世。她生前说，“遗音沧海如能会，便是千秋共此时”

我们所目睹的恶，往往是毫不犹豫、首尾一贯、简捷高效的，绝无良心的纠结。所有决定，皆明确无误地发于自利、自保、自我膜拜之心。

——作家李静在话剧《戎夷之衣》中探讨了何为“恶”

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时，叫正念；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时，叫共情；停留在彼此之间时，称得上认知理性。

——分辨边界在哪里，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

只要我跑得够快，贫穷就追不上我。

——一个外卖小哥的微信签名

儒家和道家一致的地方在于都讨论天道与人生的关系，区别在于重点不同。儒家的重点在人，道家的重点在天。

——哲学教授王德峰认为，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教我们做减法，减去人为的因素，减去人的自以为是

四十五度人。

——前有勇往直前的“九十度人”，后有躺平的“零度人”，“四十五度人”因恰好位于二者中间，被那些挣扎于“坐直工作”还是“躺着休息”的年轻人推崇

人脸上的空间是有限的。我母亲常说，如果你的脸上满是笑容，就腾不出地方流泪了。

——加拿大作家罗欣顿·米斯特里

世人总以为，要治愈受过爱情之伤的心灵，可供依靠的宽阔胸膛才是良药。

——事实上，依赖他人哪比得上值得全力以赴的工作和充满活力的身体

（心望、真真等摘）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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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工作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如今是一家养生馆的老板。或许是受事业影响，我经常看到他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吃素的益处。

那天我请他吃饭，他问我：“你们做装修的，下班回家后是不是也经常装装这里，修修那里？”

我说：“怎么可能？我跟你这大老板可不一样，装修只是我的工作。”

他说：“有啥不一样的，吃素也只是我的工作啊。你别光点青菜，行不行？”

防漏措施

和一名新同事互加微信后，我看到他的微信名叫“凶块链”。我好奇地问：“你这名字和‘区块链’是什么关系？”

他淡淡地说：“俗话说，水为财，‘区’字右边没挡住，漏财，改成‘凶’，就不会漏了。”

诚实

小王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一张美食照片，并配文：“第一次尝试做红烧肉，成功！”

有朋友留言：“颜色真好，你用的什么牌子的酱油？”

小王：“没用酱油，我用的是滤镜。”

利息

领导向我借了2万元，还钱的时候给我转账2000元，还跟我说：“小陈，钱转给你了，谢谢。”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少打了一个零，也不知道该怎么委婉地提醒他一下。同事抢过手机：“领导，利息用不了这么多。”

理由

我小时候有过一次可怕的溺水经历，从那以后，我就特别怕水。现在别说让我游泳了，就是在海边多坐一会儿，我都难受得喘不上气……

不知道以这段经历作为不洗碗的理由，我对象会不会信？

高效员工

一名做事效率很高的员工去见老板，想休两周假。

几分钟后，他耷拉着脑袋，从老板的办公室出来了。

大家问他怎么了。他沮丧地回答：“老板只准了我一周的假。他说我效率高，一周就能恢复状态。”

棱角

“可以U我50块钱吗？”

“不是V吗？”

“因为生活磨平了我所有的棱角。”

咖啡与茶

在中国，为什么咖啡更受打工人的追捧，而不是茶？

你上班的时候，拿着一杯咖啡，领导会觉得你很努力。你要是拿着一杯茶，领导会觉得给你安排的工作少了。

灵魂伴侣

讲真的，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和你高度契合的灵魂伴侣确实存在，但是你们这辈子都不会碰到对方，因为你们在不爱出门这件事上也有着高度的默契。

同学

同事发牢骚：“你们说好笑不好笑？有个同学，平时连一个电话都不打，现在他要结婚了，昨天送来请帖，要我随礼，这不明显骗钱吗？”

我劝他：“同学结婚邀请你，是想跟你联络一下感情，你别光想着钱。你这位同学是大学的还是中学的？”

同事回答：“是驾校的，我们一起学了3天车！”

姐夫

前女友有个堂弟，以前一直喊我“姐夫”，天天跟在我们俩后面蹭零食吃。后来，他外出打工去了，我们好几年都没见过了。

一天下午，我去饭店和一个女孩子相亲，其间相谈甚欢。斜对面座位上的一个男的看了我许久，突然跑过来喊：“姐夫？是你吗？姐夫！”

（小鸽、右右等摘）

我有一个梦想

◉Tango

（选自重庆大学出版社《I have a dream》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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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言论

幽默与漫画

微书摘

征稿启事

生生

“8号点”的坚守

照亮

一

蚯蚓爬上处方

故事货币

小丑之战

划算买卖

一

梦呓

我是一棵树

他们需要填表

执于一念

凤尾鱼、鸟粪和财富

《西游记》悟语

江湖中的沉重正义

锤炼的意义

学历真的会“倒挂”吗

女骑手

医生，你在想什么

人生

白色扶郎

人生

穿越风雨的人生

人生

最好的相遇

一

人生

姐弟

人生

情书

人生

勇敢的爱莎

人生

父亲的远方

寻找称意的小社会

30秒说出关键点

何时放下我们的野心

一

一封穿越时空的邮件

谣言的魔力

锚定情感

死棋是怎么下活的

水啊，你该这么走

为什么商朝人的脑袋比我们的大

退役的飞机去哪儿了

金融杠杆与日本海军

言论

幽默与漫画

有故事的房间

梅花闲笔

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

简约

“心”的十喻

消亡与存在

文学说的是真的

我在场

桃花源时间

笼马

唯文字可以完成抗拒

凌乱之美

某个人的全部

听一首歌

使人留恋的东西

微书摘

征稿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