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健

古建筑是历史的锚点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紫禁城的。2020年是紫禁城建城的第600个年头，我和团队一起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六百年》。

从1420年建成以来，紫禁城一直坐落在北京的正中心，是这座城市悠久历史与文化的见证。2015年，养心殿开始了100多年才经历一次的大修。2020年8月，我们的拍摄团队正好遇上养心殿修缮的关键阶段。

走进养心殿的前院，我被一根朽坏的扶脊木震惊了。它是养心殿正殿房顶上的一根木头，清代时由东北大兴安岭的松木制成。由于长期风吹日晒，这根木头已经朽蚀，必须被替换。故宫古建部和工程处的老师们告诉我，他们已经从大兴安岭订购了一根新的松木，并计划将其运至紫禁城进行替换。

我们决定记录下这一过程。一个周五的傍晚，我们赶往河北廊坊的木材市场。在那里，我们拍摄了粗加工的扶脊木被叉车放到货运卡车上，并随卡车驶向北京、驶向紫禁城的场景。几天后，这根木头经过修整，和百年前的木料通过榫卯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拍摄过程中，我们愈发意识到，紫禁城不仅是北京城的锚点，更在无数普通人的生命中留下了痕迹。我们在紫禁城的墙砖上发现了嘉靖年间山东临清砖窑工匠的名字，在养心殿顶上琉璃瓦的背面发现了嘉庆年间北京门头沟琉璃烧制工匠的名字。此外，我们还将镜头对准了故宫的文保人员，这些文物和历史的研究者、保护者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紫禁城在600年的历史中得以延续，并继续影响我们的后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建筑是历史的锚点，它不仅是王侯将相的舞台，也是无数普通人生命痕迹的累积。

山是空间的锚点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纪录影片《喜马拉雅天梯》的。影片的主角是一群藏族少年，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西藏的聂拉木县和定日县。初中毕业后，他们从偏远的县城来到拉萨，在登山学校经过4年的学习，就有机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高山向导。

拍摄攀登珠峰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我们的汉族摄影师张华最高爬到海拔7028米的登顶指挥部，在那里待了4天，总共睡了不到10个小时，最后不得不下撤。于是，在2014年春季拍摄登顶之前，我们提前3个月找来了优秀的藏族登山向导巴塔和旺堆，把他们培养成了摄影师。后来，巴塔和旺堆拍摄了海拔8000米以上的所有素材。

2014年的寒假，我们在定日县度过。在那里，我体验了藏历新年。大年初三凌晨，按照当地的习俗，每家每户都要派一个年轻后生，身着民族传统服装，背着风马旗，爬上附近村子的一座神山，在第一缕阳光照耀之前，把风马旗挂好，用古老的语调祈望来年。

那天凌晨3点多，我们顶着零下20摄氏度的低温，爬上那座山。听着那么多年轻帅气的小伙子用淳厚的嗓音唱出他们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我们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于大山的别样的情感，见证了一个民族、一群人对生活的渴望。

山，不仅让我们去攀登、去挑战，也成为我们心灵的寄托，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标记和锚点。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应该如何应对时代的挑战和人生的困境。

拍摄纪录片时，我们最终的成果和最初的设想往往大相径庭。一旦把自己投入别人的生活，生活本身就会教我们去拍什么、表现什么。所以，拍纪录片的过程就像一场南辕北辙的旅行，开始的时候可能想朝这个方向走，但最终拍摄的过程会把我们扯向另一个方向，赋予纪录片不一样的主题。

音乐是生活的锚点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纪录电影《风起前的蒲公英》的。

蒲公英中学坐落在北京市大兴区，是北京市唯一一所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初中。学校里有一个合唱团。从2017年9月开始，我们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纪实拍摄。

第一年，拍摄过程磕磕绊绊。因为这些孩子到了初二或初三都要回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准备中考，所以合唱团的人员流动特别大。这不仅让合唱团无法排练新曲目，也让我们的拍摄对象频繁更换。

在第一年的拍摄过程中，孩子们没有获得任何比赛机会，唯一的一次登台演出是在2017年的冬天，他们去了一家曾为这所学校提供赞助的五星级酒店，在酒店的答谢会上唱了两首歌。登台演出之前，他们在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每个人都喝了很多饮料，肚子胀胀的，唱歌也荒腔走板，但大家仍然很开心。回到学校已经夜里12点多了，他们还在车上唱着歌、聊着天。

后来，这所学校的音乐老师尝试把男女声混合的合唱团改成纯女声合唱团，一批男生被请了出去，但合唱团里最调皮捣蛋的男孩权煜飞坚持到了最后，他也成了这部纪录片的主角。

除了唱歌，我们还发现这些孩子的情感特别敏锐。他们的生活境况不太好，很多人处在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中。很多孩子周一来到学校，都不知道周五回家的时候要回什么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常常更换住所。但是，从这些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对周围万物的好奇心。他们借助音乐、借助合唱团，去探索这座城市，借助生活中的泪水和欢笑成长。

对他们来说，音乐是生活的锚点，不是为了考级或演出，而是把他们引向更广阔的天地，解答他们心中的好奇，把不同的生活拧在一起的重要方式。

纪录片是我的锚点

纪录片拍摄者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想拍的场景，有99%是拍不到的；你拍到的素材，有99%是无效的。《风起前的蒲公英》的素材有500多个小时，最后的片长不到2个小时，只有不到0.4%的素材最终被采用。

这种工作特点常常让人焦虑，但拍摄纪录片的日子里，我拥有了很多深刻的记忆：在紫禁城度过的炎炎夏日，我看到了这座城的正面，也看到了它的背面；在定日县度过的春节，我每天醒来都能看到床顶上挂着的风干羊肉；在陕北白云观拍摄民俗庙会，我听道长们吟诵写给玉皇大帝的辞章，听他们用古老的曲牌祈求风调雨顺；在柳州村口的河里，我看老莫向他的父亲学习游泳；跟随日巴回到他四川红原县的老家，看他娴熟地驱赶牦牛；大年初一，我们历时6个小时，开车从安徽亳州到江苏淮安，去拍摄两个孩子和家人相聚的场景……这些记忆如此鲜活真实，它们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个锚点。

生活中的锚点恐怕不只来自收获的那一刻，还来自我们在长时间的耕耘中对于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和捕捉。生活的锚点在于努力而不在于结果，这就是纪录片教给我的事情。

（李金锋摘自《解放日报》2024年12月6日，本刊节选）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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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索瓦丝·萨冈孔潜（译）

她把大衣搁在长沙发上，尽管知道自己来晚了，但仍在门口的镜子前梳了梳头发。她听见客厅里一阵喧哗，已经辨出朱迪思马嘶般的笑声，但听不出其他人的嗓音。

一年了，这还是她头一次见他，虽然见面的机会并不少，但她已不抱希望。朱迪思邀请她的时候问了两遍：“你知道，亲爱的，我还请了里夏尔和他的新太太，你不会难过吧？这样是挺荒唐的……”她回答：“当然不会，恰恰相反，我会很高兴的。你知道的，我们是友好分手，我一点儿也不会难过。”

朱迪思并不知道，这个“恰恰相反”不过是现实折射出的一点儿幽光。如果继续，她会说：“……恰恰相反，自分手的那一日起，我就死了。恰恰相反，我重生的唯一希望就是他，指望有一天他能重新爱上我，但这绝无可能。”可这番话她说不出口，哪怕是对挚友朱迪思。离异对她伤害极深，她痛不欲生的样子，大家有目共睹。不过，一整年的绝望应该是分手之痛的极限了，从现在起，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伤口已经愈合，所以她也该做出没事的样子。

在巴黎，邀请单身女人参加聚会对女主人来说已经是件为难的事，也不太方便，更不用说邀请一位黯然神伤的单身女人。三个月之后，朱斯蒂娜就明白了，要想不被遗忘，必须笑脸迎人，必须从幸福的小娇妻转变成快乐的离婚女人。她一个人的肩上担负着两个人的重担：既要有男性的独立、快活和洒脱，又不能缺少女性的温情、善良和内敛。自从被里夏尔抛弃在这片寂寞的海洋里，日复一日，朱斯蒂娜这个曾经怀抱爱情、心满意足的妻子渐渐不堪重负。

她似乎成功了，从幸福生活赋予的圆润的身体中一点点抽出一个更加出挑的身影，脱胎换骨成了全副武装的女人，即他们口中的“自由女性”。可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够体会并且承认，无数个轻咬枕头的不眠之夜换来的所谓自由，它的名字叫绝望。然而一年来，她依靠书本、身边的人或记忆拼凑起来的这个骄傲的摩登女郎，无时无刻不附着在她的脸上，没有人想到把假面摘掉，没有人对她说：“朱斯蒂娜，你好吗？”家人、朋友、门房、办公室的领导都仿佛怀着崇敬的心情，对优雅机灵的朱斯蒂娜刮目相看；有些男人也似乎从漫画般的独立形象中领略了她的风采。不过，今晚她并不想博得一心接纳她的社交圈的赞同，而是要让假面会一会那个使她不得不制造和戴上假面的人——他终究会明白，假面之下有一张生硬的脸，暴露无遗，熟悉极了。她就是要会一会这个人，他嘲笑她的单身生活，见到她快活的样子便面若冰霜。他就是里夏尔，去年在同一座房子的同一个地方弃她而去的里夏尔。

她缓缓地梳着头。一年前，镜子里的女人金发淡一些，雪青色的长裙显得傻里傻气，哪像这会儿，色彩艳丽的套装叫人赏心悦目。那个女人的脸虽说丰满些，却很苍白，双眼黯淡，噙满泪水，哪比得上今晚顾盼生辉，目光幽深，妆容精致。那晚的她没有从容不迫地对镜梳妆，而是泪眼婆娑，几乎看不清自己的影像，耳边一个冰冷的声音将她整个人悬到半空：“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这是最后一次。而我之所以用这样下作的方式，当着大家的面同你分手，也是因为要让大家劝劝你，我们真的结束了。”里夏尔并非卑鄙小人，却让她当众出丑。他用餐完毕即刻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去找他漂亮的情妇帕丝卡。而她不得不以泪洗面，身边围绕着同情或气愤的言语。总之，她需要别人的认同，才能相信自己真的被抛弃了。

她拿出化妆粉盒，漫不经心地往鼻子上扑粉，妆化得恰到好处。妆是为里夏尔化的，她严格按照里夏尔喜欢的样子，把眼睛的轮廓拉长，将嘴唇的曲线压直，突出面颊的阴影。当然，她可以说是为了埃里克、洛朗，甚至贝尔纳，可她一秒钟都不曾从这三个人的眼里探寻他们的反应。他们的眼睛不是镜子，而是晦暗的窗玻璃。今晚却不同，熬过这么多索然无味的日日夜夜，她第一次要从别人的眼中看看自己。

她进去了，当然没有立即看到里夏尔。朱迪思的声音快活又高亢，甚至比平日里还要兴奋。朱斯蒂娜很快与情敌狭路相逢，“那个”女人和从前一样令她反感：短短的脸，永远是那副姿态，声音傲慢。旁边一个人微笑着，笑容里透出一丝感动，让朱斯蒂娜立刻想起一位上了年纪、满怀深情的舅舅。这人就是里夏尔，或者说酷似里夏尔的棕发男子，举止优雅，一样的嗓音、一样的眉眼、一样厚实的手掌。朱斯蒂娜飞快地朝他笑了笑，就向另一对夫妇走去。她在更衣室耽搁太久了，朱迪思已经在拍手，催促大家入席了。

她周围坐了十三个人，六对貌合神离的夫妻、朱迪思风度翩翩的表哥，还有她自己，孤家寡人的典范。她跟里夏尔坐在同一边，因此看不清他的脸，也看不到他的眼神。但对面坐着他美貌的妻子帕丝卡，为氛围平添了几分紧张。帕丝卡谈笑风生、恣意纵横，一绺黑发在额头上跳动，眼睛熠熠发光，嗓子笑得沙哑。“她就是魅力的化身啊。”朱斯蒂娜麻木地想。邻座的恭维之词平淡无奇，她勉强应对着，失望透顶。她眼巴巴地盼了一星期，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夜晚，原以为打发了白开水一样的日子，今晚肯定会发生点儿什么棘手的事，针锋相对，大获全胜，没想到还是这么平淡无奇。

接下来，她可以面带微笑地同里夏尔交谈三言两语，大家会小心谨慎地称赞他们的彬彬有礼，然后她就回家去，他也回自己的家。第二天朱迪思大概会跟朋友们说：“知道吗，我把里夏尔和朱斯蒂娜请来共进晚餐啦，顺利极了。两个陌路人……不管怎么说，还挺逗。”她甚至还会与女友就爱情的脆弱性问题交换一些大彻大悟的看法。

朱斯蒂娜突然希望晚宴赶紧结束，真希望饭后不喝咖啡，不上干邑，也无须在用餐完毕的客厅里花费大把时间说些感谢的话。想到这些，这出喜剧就变得面目可憎，尽管大家表面上相安无事、心平气和。可是这个男人就在这里，隔着几米远，她看不见摸不着，三个人的脸孔遮住了他，就像接下来的一年里那几公里的路将他隔开。整出喜剧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她当晚就要垂头丧气地回家去，形影相吊，好不凄凉。即便今晚不再落泪，也于事无补。

用过晚餐，她向朱迪思请求早走一步：“累了，明天一早还有要紧的约会。”朱迪思漫不经心地听着，客厅里几对夫妇正玩得开心，朱迪思像个好主妇那样，在隔壁小书房里用眼角的余光照应着。但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一面怜爱地拍着朱斯蒂娜的肩膀，一面回想着。

“这么说，你又见到里夏尔了。”她兴致勃勃地开口了，“多久没见了？转眼一年了吧。觉得他怎么样？有些憔悴，不是吗？”

“是有点儿。”朱斯蒂娜从齿间轻轻挤出一句。

可她心里一点儿都不这么认为，里夏尔还是那么英俊潇洒，充满吸引力，还是那个风流倜傥、拈花惹草的里夏尔。没错，她又见到了里夏尔，再次见证了自己的一败涂地。倘若朱迪思多留意些，她会如实相告。可惜朱迪思完全沉浸在女主人的角色中，只当她是晚会的一个齿轮。朱斯蒂娜觉得自己并非不可或缺的齿轮，便不声不响地离开了。

她在更衣室前的走廊上停了停，把皮鞋的带子重新扣上，起身的时候听见一句话。那是晚宴上沙哑而快活的声音。“那个”女人扬扬得意地说：“我希望你能明白，一切都结束了，真的结束了。别逼我当着你朋友的面把你撇下。难道非要我当众宣布，你才肯信吗？我不爱你了，里夏尔。我们的的确确结束了。”

男人喘着气，哀求着，声音都变了，完全不是里夏尔那富有磁性的声音。有些词句听不真切，或许是一声喊叫、一句痛苦的喃喃自语。两个人从另一扇门回到了客厅。

朱斯蒂娜一动不动。突然，她振作起来，飞奔过去，从长沙发上抄起大衣，往胳膊上一搭，逃一般地飞奔下楼。

直到出了门，圣日耳曼街上凉气袭人，她才想起披上大衣。她一个袖子一个袖子仔仔细细地穿好，再从上到下一丝不苟地扣上纽扣。出租车停车点在格奈尔街拐角，她迈着轻快的步子朝那边走去。街上有风，是春风，朱斯蒂娜惊讶而自责地发现，自己一下子精神焕发了。

（慕青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舞台音乐》一书，李晓林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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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沈赟璐（译）

我喜欢烟花，但不是那种限于地面或浮于地面的烟花，例如爆竹、拉炮、烟火棒、地面旋转式烟花、喷泉礼花这些。我对烟花的钟爱仅限于那种带引信点火装置的烟花，它们能在高高的夜空中展现自己的辉煌。

从记事起，我就一直喜欢这种烟花。小时候，我在一个住宅区长大，也就是一长排相同的房子，里面有一样的车道，周围是大小相同的花园。虽然每家每户发生的事情各不相同，但从表面来看，大家的生活都差不多。最大的不同是新年夜，在午夜十二点前后的几分钟里，所有孩子都会站在他们的母亲身旁，在花园里看父亲弯腰点爆竹，直到引信着了火，父亲才会跑回来和其他人一起，站着看爆竹带着噼啪作响的花火飞到高空。不仅这一家子人能看到，甚至墙外的人，以及所有其他住宅区的居民都能看到。

烟花就这么每年一次地照亮了每个人心中真正的想法，也照出了每个人的真实身份。哎呀！这五彩缤纷的颜色，这绚丽夺目的光辉，不仅会爆炸式地喷涌而出，还会悬在天上，再慢慢坠落，洒在漆黑的夜空中，告诉所有人它们的出处。至少在我父亲看来是这样。当第一批爆竹被点燃高升，在傍晚早些时候的住宅区里噼啪作响时，他只是摇摇头，坐在椅子上，不像我和我哥哥会冲到窗前去看。

当时针接近十二点，一只又一只的爆竹从不同的地点蹿到天空围着我们，父亲会清醒地点评每一只爆竹，有时还会夸赞两句：“汉森放的这只爆竹挺好。”但有时候他会批评两句，如果正好是从花园里放的一整箱烟花，那感觉仿佛自己是供奉这些灿烂烟花的仆人，配不上那么绚烂的画面似的。“真是浪费钱啊！”他可能会这么说。其他邻居可能只会放一两只爆竹，而且也不怎么壮观，然后就变得吝啬无趣。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暗示着，只有他，或者说只有通过他，我们才清楚地知晓应该怎么做，会既不夸张也不低调，既不浪费也不吝啬地放出完美的烟花。而其他家庭在目睹我们家的烟花后，也会赞赏地点头。

我从未在其他时刻见过父亲像放鞭炮时那般快乐的神情。他一只手握着打火机，另一只手挡着引信，随后猛然起身，向我们小跑过来。我从没在其他时刻见过，在引信烧到火药，爆竹飞起时，父亲眼里发出的那种光芒。先是小的烟花，大概在十二点钟声敲响前的二十秒左右，慢慢蔓延爬升到最大的烟花，用巨大的雷神为它加冕，一只形似蝴蝶的庞大生物在住宅区的上空划过，就好像标志着一年的结束和新年的开始。或许因为我们的烟花被其他烟花吞没了，没有人赞扬或批评这份特别的烟花。但这无关紧要，因为一年中的这二十分钟充满了快乐和力量。毋庸置疑的是，烟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仿佛在这个世界之上的另一个世界里绘制图案。这被美丽和财富堆叠的时刻并不是幻觉，它代表着一个真实的讯息，原来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如此绚丽。

（老痣摘自上海三联书店《在冬天》一书，赵希岗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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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啸南

好大一片麦田。

一九四九年，是个丰收的大年。

早上五点不到，天且蒙蒙亮，陈家三兄弟已起了身。陈母下了一锅茭瓜鸡蛋花汤卤子面条，爷儿四个“吸溜吸溜”的吃面声此起彼伏。陈少民跟在两个哥哥陈少文、陈少武身后，他们一人推着一个小推车，车子里塞满了镰刀、草绳、小铁锹，父亲陈庶振走在最前头，一句话也没有。这就是男丁兴旺的好处。

十九岁的陈少民走到哪儿都是视线的焦点。他迎风挺立着，时而以一种强健暴烈的男性美诱惑着缠绵的春情，时而又仿若一个不可被亵玩的钢铁战士，弥散着少年英雄的巍峨气象。

女人们都爱招惹他，他的嘴也跟抹了蜜一样，见谁都爱开玩笑。他的两个哥哥已娶了亲，上门来说媒的人踏破了陈家的旧门槛，都是为这发光的陈少民。他暗地里知道自己讨人喜欢，表面上就更无所谓起来，好似和谁家的姑娘都有一段风流韵事。

十九岁的徐凤英在家中排行老二，上头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弟弟。两个弟弟还小，麦收这样的农活儿，徐凤英就成了主力。十九岁的徐凤英谈不上多漂亮，但也说不上丑，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平日里沉默寡言，唯有两根乌黑浓密的大辫子贼亮贼亮的，招人羡慕。

人们着实想不明白，这陈少民到底喜欢上徐凤英什么。麦收后没几天，西杨家庄的陈家便急匆匆地请了媒婆，到东杨家庄徐家提亲去了。

一九五〇年春，陈少民与徐凤英成了婚。一时间，东杨家庄与西杨家庄两个村子，好不热闹。

夜里，徐凤英摸着陈少民硬挺的眉骨、俊俏的鼻尖，第一次开口问：“俺娘说村里好多大闺女都喜欢你，你稀罕俺什么？”

“俺稀罕你的两条大长辫子，”陈少民刮了刮徐凤英的鼻头，“去年麦收，我瞧见你在桑树下捡了很多桑葚，自己一个也没舍得吃，全装在口袋里。等你娘来了，你把果子一个一个都喂给她。俺就知道，你定是个善良贤惠的好女人。俺偷偷瞧你好久了。”

陈家的日子过得粗糙，却也有滋有味，直到一九五〇年的夏天——陈少民要当兵去了。这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西杨家庄回来了两个老兵，其中一个，名叫陈鲁兴，论血缘，算是陈家五服内的亲戚。按宗族乡规，陈庶振请陈鲁兴父子来家里喝酒。酒过三巡，陈鲁兴对陈庶振说：“俺现在给师长当勤务兵，师长待俺老好，如今仗也打完了，俺可以和师长说说，带个新兵回去。你家仨儿子个个样貌好、体格壮，去当几年兵，将来日子就有了奔头。”

陈少文和陈少武已经有几岁大的孩子，压根儿没把这话往耳朵里听。陈少民却动了心思。他一心想当英雄，不甘心像父辈那般死守着两亩三分地草草过一生。如今机会来了，冥冥之中，陈少民坚信，他的命运将由此改变。

徐凤英没有说一个“不”字。在他们的关系里，她就从未说过一个“不”字。他念过书，他所说的，她便相信是真理；他待她好，他所信的，她便坚信是永恒。

那日临别相送，一家人送陈少民到村口。徐凤英缓缓走上前。

陈少民说：“你等着我，我一定尽早回来，让你过上好日子。”

徐凤英说：“我等着你，你放心，我会替你孝敬爹娘。”

徐凤英怀孕了，陈少民走了一个多月后，徐凤英才有了迹象。这天大的喜事，乐坏了陈家二老。他们不识字，便让老大陈少文写了信，托人捎给陈鲁兴。村子里只有陈鲁兴的联系方式。陈庶振想着从小顽劣的小儿子如今也要当爹了，嘴角的旱烟就“滋啦滋啦”地更响了。

迟迟没有回信。到了年底，徐凤英挺着大肚子在院子里喂鸡，“咚咚咚”地有人敲门。陈鲁兴的爹皱着眉眼，连门槛都没有跨进来就嚷道：“糟了，送信的人传话回来，信没送到。他打听说，俺儿所在的部队支援朝鲜去了。”

陈庶振打了个趔趄，身子倒在门框上。

一九五〇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揭开序幕。这一年，二十岁的陈少民去了朝鲜，奔赴那生死未知的英雄梦。

一九五一年春，徐凤英的女儿降生了，取名陈麦，麦子的麦。

一九五三年夏，陈鲁兴回来了，他在战场上丢了一条腿。徐凤英抱着陈麦挤进陈鲁兴家的院子。陈鲁兴抬头看了一眼徐凤英，头颅就垂了下来，他说他最后一次见少民，已经是两年前，之后再也没有打听到他的消息。

一九五八年秋，陈麦快八岁了，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返回祖国，陈少民依然杳无音信。这时，人们终于明白——陈少民牺牲了。

所有人都坚信陈少民死了，只有两个女人不信：陈母不信儿子死了，徐凤英也不信。

岁月在徐凤英身上长出了一股力道，她的生命开始显现出一种动人的美。愈是苦难的日子，这美就愈发地动人心魄。

譬如，饥荒来了，原先和善的人，如今都成了一头头红着眼的困兽。唯独徐凤英不慌不忙。三月，她带着陈麦去远山沟里，荠菜没有了，她就挖曲曲芽子、蒲公英。她总有办法装满整个菜篓子，回来再把它们变成鲜美的汤。陈家人的人心和人性便被这汤水稳住了。六月，徐凤英带着陈母、陈麦和两个嫂子打槐花。树低处的花早就没了，她便练就了一身爬树的本领。

譬如，斗争来了。暗流渐渐漫延到村子里。早些年说陈少民死了的那些人，突然一夕之间改了口，说陈少民还活着，说他做了美国人的俘虏，成了叛徒。徐凤英起先当了真，以为陈少民还活着，但不久她就看穿了这些人的把戏。一夜，她把陈麦叫到眼前，抚摸着陈麦乌亮的发，细声地叮嘱她：“你记住，无论谁说你爹是叛徒，都不要信。说这些话的都是小人、地痞、流氓。”陈麦说：“不听话的人，会被带去游街。”徐凤英拿出一瓶农药：“没事儿，咱不怕，大不了和他们同归于尽。”

徐凤英说得那样平淡，那样和气，把“死”说得和去院子里喂鸡一般。陈麦就真不怕了，她觉得母亲大无畏起来，好似一个大将军。

一九七七年，陈麦嫁人了。一九八〇年夏，陈庶振过世了；又半年，陈母也去了。陈母临走时，念着的仍是她的小儿子。陈母走的那一晚，徐凤英伏在棺材前号啕大哭。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徐凤英葬完陈母，磕了头，忽然起身对陈少文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大哥，俺心里都清楚，少民没了，早没了。”

李朝生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是在一九九八年。他随儿子来的，他的儿子叫李念之，生意从韩国做到了中国。他们是坐船来的，眼看码头越来越近，一向沉默寡言的李朝生竟“呜嗷”一声，放声痛哭，那哭声比船只的轰鸣声还要响。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的母亲过世。去世前，母亲对儿子说：“他的心不在我这里，我走后，你把他带走吧。”

李念之活到四十五岁，才第一次听懂父母的故事。

一九五二年，李念之的母亲朴恩惠在山沟里捡回一个人，他的脸上全是被山石割破留的血痂，狰狞吓人。她把他拖回家，日夜照料。一个多月过去，那人才露出真面相，竟是一个标致的好男儿。

朴恩惠是个寡妇，刚结婚两年，丈夫打仗死了。她认定这是老天睁了眼，赔给她一个男人。朴恩惠猜，他是逃出来的战俘。朴恩惠决定把他藏起来，她说：“以后，你就叫李朝生。”李朝生听不懂，他躺在地上，闭上了眼睛。

没有人知道李朝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也没提过一个字。

李朝生真的成了李朝生，他成了一个性格木讷、谨小慎微，甚至唯唯诺诺的男人。朴恩惠高兴的时候，他轻轻地跟着笑；朴恩惠愤怒的时候，他便抬起两只手护着头，没有争辩，没有反抗，任由她打。

战争结束了，日子越过越好。大家都说朴恩惠性子泼辣，难得找到这么个老好人，事事依着她。朴恩惠脸上笑笑，心里清楚，她把他当丈夫，他却把自己当奴才；她满心都是他，他心里却一丁点儿没有她。

一九五三年，他们的儿子李念之出生了。朴恩惠从此把所有心思放在儿子身上。李朝生感受到这种变化，愈发羞愧而苟且地活着，干活儿时更加卖力。

一九五八年，李念之五岁，李朝生听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都撤离朝鲜，返回了祖国。他在房子后面起了一座坟，埋了当初身上的一件衣裳。他对着坟磕了几个响头，说：“娘，儿子不孝，从今儿起你们就当我死了。下辈子俺做牛马伺候您。”

一九八三年，李念之三十岁，报纸上说北京申办了亚运会，两国之间开始有人来往。李朝生穿了一身定做好的西装，偷偷照着镜子：他五十三岁了，鬓角斑白，额头上的褶子一道又一道。他惊慌地看着镜子里的老人，眼角流出泪来。

一九九八年，李念之四十五岁，七十一岁的朴恩惠过世了。六十八岁的李朝生跪在朴恩惠墓前磕了三个响头，一遍遍地唤着：“恩惠啊，恩惠……”

李朝生回来了。

千亩麦田不见了，东杨家庄和西杨家庄也不见了，一座座小楼拔地而起，所有人都展露着新鲜的容颜。他在儿子的电子厂附近开了一家小超市，每天盯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生怕错过每一张亲切的脸。慢慢地，他逢人就问：“您可认得陈少文？陈少武？陈庶振？”他坚信，两个哥哥总能找到，那是他在这个世上骨肉相连的牵绊。他的心底也藏着一个遥远的追问，他还有一个女人——一个他日思夜想的女人。梦里，她甩着两条长辫子，痴痴地站在村头等着他。梦醒了，他恍惚许久才敢睁开眼，心里也盼着她能再遇到一个待她好的人。

始终没有任何消息。

一个月过去了，一个春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李朝生的旧疾愈加严重，身体大不如前。李念之担忧父亲，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希望父亲能在故乡重新找一个体己的人，多少也是个伴儿。

李朝生哪有那样的心思，可又拗不过儿子，有时也去见见人。与他相亲的老太太中意他，可李朝生总是笑着摇摇头。媒人与李念之说：“你爹这是在等个天仙！”

陈麦也找到婚介所。她要跟丈夫去杭州了，可那个倔强的老太太，到死也要守着她那一亩三分地。

四月。艾草、蓬蒿和荠菜为春天织了一张软软的席，蜜蜂、喜鹊和蚂蚁在辽阔处呼吸新鲜空气。李朝生讪讪地跟在儿子身后，去见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是一户老旧的小院：铁栅栏做的门，黄岗石砌的墙，门前一丛含箨绿竹，新梢探出院墙，一条水泥小路蜿蜒至房前，小路之外，长满了青青小麦，如微小农田。李朝生说不出哪里熟悉，只觉得恍然如梦。一个老妪开了门，女儿在她身后抢先开了口：“李叔叔，李大哥，快进屋。”

两个人略感尴尬地笑了笑，陈麦跟娘说：“您和李叔叔先聊会儿，俺和李大哥去超市买点儿菜。”

李朝生细细打量起这个女人，她和善的脸色里藏着一些漠然。她低头说：“丫头净胡闹，你别见怪！”说完，她就缓缓走出院门，一会儿，又抱着几根松木劈成的柴火回来。她自顾自地行动着，丝毫没有顾及他的存在。

李朝生却一丝尴尬也没有。他步履蹒跚地跟着她，院子右侧的一丛青青麦芒里，影影绰绰地掩着她佝偻的身影。毫无缘由地，李朝生一阵阵急喘，心底生出一股股惊恐，孱弱的心脏跳得汹涌澎湃，血管里奔流着一道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不安。他站在几根老竹前，难以自抑地脱口问道：“你可认得东杨家庄的人？”

老妪脸上有了一丝生动的神采：“那是俺老家，你是认得谁？”

李朝生不敢作响，只听得见风吹树摇、竹声打叶。他不能开口，怕一开口就可能丧失一切，可他只能开口，这一刹那就意味着永恒。“东杨家庄……”李朝生颤抖着干涸的嘴，“东杨家庄，有个叫徐凤英的丫头，你可认得她？”

老妪慌忙站起来，匆匆走过麦子地，又迟迟地靠上前，她满脸迷惑地望着李朝生：“俺就是徐凤英，你是谁？”

李朝生一个趔趄，倚着石墙竹影。他咧开了嘴，蹲在地上，嗷嗷大哭。

“我是陈少民啊，徐凤英，我是少民啊，我的凤英……”

徐凤英退着脚步，又走上前。她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眉骨和鼻尖。

陈麦五十岁了，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爹——她知道，这就是命。

该怎么解释陈少民与徐凤英的重逢呢？这对年近七十的老人，自一九五〇年共同度过三个月的少年恩爱时光后，等待他们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苦难与分离。多少人劝徐凤英改嫁，她总是倔强地低着头，这一次被女儿安排的相亲，却意外地圆了她一生痴痴的等待。

陈少民与徐凤英重归于好。他去父母坟前磕了头，又到二哥陈少武的坟前敬了三杯酒。

大哥陈少文，数年前已随儿子南迁去了广东惠州。得到消息后，陈少文连夜赶回故乡。火车站前，相隔数百米，陈少文恸声号啕，陈少民老泪纵横。两个老叟紧紧相拥共泣，天地动容。

又四年，陈少民病逝。

街坊们都说，徐老太真的老糊涂了。清明节，女儿问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给爹扫墓？”

九十二岁的徐老太说：“你爹啊！你爹叫陈少民，他还没死呢，他还没回来。”

院子里麦苗青青，一只蛾子直愣愣地扑到她的眉前。

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

（丘以可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生而为人》一书，本刊节选，李晨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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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颖卿

在《一代宗师》这部电影中，叶问说了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大家都说这句话出自李叔同的《晚晴集》，但其实不是。不过这句话真是很好，把人的坚定心志说得明白易懂。

由李叔同的《晚晴集》，我想起大学时待我们如子女的施仁豪老师。老师介绍《晚晴集》给我们，让我们在“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歌声外还能对弘一大师有更深的了解。

回忆《晚晴集》，更深的印象是一百零一条佛语警句中的两首禅诗。一首是芝蓭禅师的：

千峰顶上一茅屋，老僧半间云半间；

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

另一首是石屋禅师的：

过去事已过去了，未来不必预思量；

只今便道即今句，梅子熟时栀子香。

年轻时，我对这些警句中的道理没有太深的体会，但对诗歌韵律留存好感。添加生活经验之后，这些诗不只停留在轻飘的美感当中，还有了值得思量与体会的厚度。

书中还有弘一大师的格言录。其中一则是我经常想起的“自我镇静剂”：“花繁柳密处拨得开，方见手段；风狂雨骤时立得定，才是脚跟。”

生活中说到“手段”总是偏取工于心计的负面之义，但是，这句格言中所用的“手段”却引导我在工作上有极深的反省。要把繁密拨开需要能力与耐心的完美配合，试想缺其一，可不可？有耐心而缺乏能力，虽不畏烦也一筹莫展，解决不了问题；有能力而缺乏耐心，繁密只会纠结得更紧，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的生活中经常交织着工作的繁与时间的密，因而我对“拨得开”中的“得”字想要了解得更深。“拨”是行动，并没有附带采取行动时所需的耐力，粗糙的工法也是拨。“拨开”是目标，但没有涉及质量；一扫而空的拙劣结果也算是一种拨开。如要把繁花密柳不伤其美地拨开，就得静下心来掌握方法。所以“拨得开”是工作水平，“手段”是展现这种水平的细心与精工。

生活在节奏越来越快、人际关系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害怕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生活处事的质量。但“慢”也不是故作从容优雅，我想的是，定下心来练习拨繁理密的真手段。

（白丁儒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放下手边事，坐下来读读书》一书，本刊节选，〔德〕简·斯莱曼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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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伦·埃利森孔雁（译）

赫维·奥蒙德已经干了十年的非法勾当。对于他这样能长时间隐瞒罪行的老手，第一个敢于站出来揭发他的人很可能会遭遇不测。赫维·奥蒙德向他的秘书开了三枪。

埃莉诺·隆巴达并不漂亮，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查姆斯维尔镇的居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奥蒙德——一个众所周知喜欢丰满、妖艳女人的老板——会雇用她。更让人费解的是，他居然还连续雇用了她六年。

要是大家知道她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好，也许就能理解为什么她能牢牢地抓住这个职位。她勤奋好学，对工作充满热情，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这也正是赫维·奥蒙德朝她连开三枪的另一个原因。

“我发现了那些报告。”埃莉诺说，她的脸在台灯的映照下显得煞白。

“嗯。”奥蒙德缓缓地回应着、思考着，同时关上办公室的门，“我知道你找到了。”

他突然在午夜回到办公室，是为了取下午落下的文件，却发现埃莉诺正在翻阅他藏起来的文件。

埃莉诺的声音紧张而坚定：“奥蒙德先生，你付给我的工资太低了。我要求加薪……大幅加薪。”

赫维·奥蒙德是个矮胖子，就像从漫画书中走出来的人物。他滚圆的身躯，潮红的脸颊，灰色的小眼睛眯缝着，衣着毫无品位。

虽然外貌不加分，但他的洞察力和在生意场上的冷酷无情却帮他赚得盆满钵满。

现在正是需要他冷酷无情的时候。尽管他很欣赏埃莉诺在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但她翻阅的文件会给他带来锒铛入狱的风险。

“你是怎么打开抽屉的？”他压低声音，没有理会她的加薪要求。

“锁弹开了。”她回答，细长的脖子泛起淡淡的红晕。正是这长脖子让奥蒙德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对她产生过任何的非分之想。尽管像只长颈鹿，她却从没有想过通过戴项链或穿高领衫来掩饰一下。

奥蒙德盯着桌子的抽屉，那是被撬开的，开信刀的刀刃都变形了。

“你在窥探。”他的不满溢于言表。

“我要求加薪，奥蒙德先生。”她坚持道，“我认为没有必要拐弯抹角。我要求每周三百美元，每周只工作三天。”

她似乎不太习惯这样提要求，但态度很坚定。她的要求实在过分，她却大胆地说了出来，就像在执行一项令人不愉快的任务。

奥蒙德继续无视她的要求。“埃莉诺，你怎么会觉得那个抽屉里有什么东西呢？”

她没有回答。

“埃莉诺，你为什么要偷窥呢？一直以来我们不都是朋友吗？我给你的薪水还不够高吗？”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困惑。他尽量让语调保持平和，既不生气，也没有恨意。

她抬起头，语气甚为不恭：“材料采购中的问题很多，我早就注意到了。你一直在使用劣质材料建造州际公路！你已经偷工减料了十年！他们可以因为这个把你关二十年……”

就在这时，埃莉诺·隆巴达挨了三枪。

夜色笼罩着奥蒙德建筑公司的办公楼。这座办公楼矗立在查姆斯维尔公路旁一片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有两层。夜幕降临时，蟋蟀发出阵阵鸣叫，等待着低音伴奏——青蛙的加入。

办公室里，赫维·奥蒙德瘫坐在椅子上。他弯下腰，观察地板上的尸体。令人惊讶的是，她几乎没怎么流血。

埃莉诺·隆巴达躺在台灯投射出的黄色光影下，赤褐色的头发披散在未经打蜡的地板上。没有了呼吸，她更是显得毫不起眼。

“一个讨厌的女人，”奥蒙德低声自语，双手托着圆润的下巴，“真的很讨厌。你和她一起辛苦工作，你付给她不少工资，她却反过来要挟你。这真不公平，没错，就是不公平。”他犹豫着又补充道，“不过，她是一个不错的秘书，是不错，但也是个讨厌的女人。”

他的心情更加阴郁。这可不像在建筑材料上偷工减料，也不像为了更高的回扣而降低产品质量。这是——他犹豫着是否要在自己身上用这个词——杀人。

哦，天哪，我杀了她！他想，面部痛苦地抽搐着。我杀了她。我从没，哦，我从来没想要这样。如果我说我是一时冲动，失去了理智，没人会相信我。哦，天哪，这太可怕了！她就躺在地板中央，而我只能坐在这里看着她。“我必须做点什么。”他自言自语。

但能做什么呢？奥蒙德在旋转椅上来回摇晃，仿佛在寻找出路。墙上的挂钟已经敲了三下，赫维·奥蒙德还是一筹莫展。

之前州调查委员会的人来公司查看了他的账目，发现一切正常，甚是满意。

虽然道路已经隆起、扭曲，路肩有了裂隙，磨损最严重的地方完全裂开了，但正如奥蒙德对弗兰肯森参议员和其他尊贵的访客所言：“最近本州的天气相当恶劣，非同寻常，先生们。你们在华盛顿可能并不知情，当然这绝不是说你们对当地情况不够关注——你们的位置就是我们伟大政府的所在地，你们注意不到各地的情况也在情理之中。但我们当地人都很清楚这里的情况。除了这些，现在汽车喷出的尾气也会侵蚀路基的分子结构。嗯，总之——”

他伸出双手，表现出无奈的样子。尽管受到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他仍然尽职尽责地完成了工作。

委员们离开了。

第二周，弗兰肯森参议员的个人账户里多了一大笔进款，备注为“竞选基金捐款”。

瞧，赫维·奥蒙德总是能及时支付账单。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四点十五分，突然，奥蒙德知道该如何处理秘书了。这个想法好像一直栖息在他的膝盖上，随时准备唤醒他的意识。

他从办公楼后面的棚屋里运出水泥、碎石和沙子，加水搅拌，制成一个混凝土凹槽，然后把埃莉诺的尸体丢了进去，再封好。这个过程只用了十分钟。

他气喘吁吁地靠在一棵树上，等着混凝土凝固。到时他会把这块封装了埃莉诺尸体的混凝土搬进后备箱，用防水布盖上，开车去斯库纳湖。

他会告诉大家，埃莉诺不得不去奥马哈看望生病的亲戚。她在这个小镇没有亲人，而且显然像她这般其貌不扬的女孩也不可能有什么情人，所以他的伎俩不会被人识破。

他微笑着，听着蟋蟀啾唧，蛙声一片。

去斯库纳湖的路上安静而愉快。

几名州警冲进他的办公室，其中一名亮出了逮捕令：“奥蒙德，她今天上午浮出水面了……是被几个钓鱼的孩子发现的。”

奥蒙德惊愕地看着几名警察，一时没反应过来。

“你犯了个大错误，”那名警察讥讽道，“就是用了你自己公司的水泥。你应该知道它的质量有多么糟糕，它根本凝结不住那么多碎石和沙子。”

（晨烟摘自《译林》2024年第6期，李小光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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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婉瑜

一定比海洋还大的啊这人生

坐着各自的小船

也许下一秒就会

出现

在彼此的视野

由远到近

由小变大

终于遇见

终于相聚

于是可以一起观测一下星星

于是可以一起晒一下上午的太阳

于是可以一起追踪海豚和鲨鱼

在大浪

把我们分开以前

在大浪

把我们分开以前

也许以后

不会再见面了

做彼此生命中的好人

（书竹摘自中信出版集团《那些闪电指向你》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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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南

周星驰，作为一个矛盾的文化符号，对媒体和影迷来说，充满了解构的魅惑。他把无厘头喜剧推向极致，但他的孤僻也挥之不去。人们急于知晓喜剧和悲剧如何在他身上拉锯，如何碰撞出一种独属于周星驰的艺术观，即便这未必是他的创作初衷。

“像条狗那么卖力”

尹天仇回到狭小逼仄的宿舍，透过房间的镜子，变换各个细微的角度，审视着自己黯淡的脸，然后躺在床上，捧起那本著名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关了灯，天黑下去，又亮起来，龙套演员平凡落寞的一天，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这是《喜剧之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演员的自我修养》，出自俄国的著名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本书对尹天仇来说，是有如信仰般的存在。电影中，这本书看上去薄薄的，跟个小册子一样。实际上，原著要厚重得多，接近300页。周星驰把它缩减了一下，让道具的意味更加显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论述的写实主义表演体系，催生了后来被广泛遵循的表演技巧——体验派。他要求演员把自己融入角色并吃透，在舞台上一以贯之地全情投入表演。

周星驰本人不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电影中，他想方设法地证明其体系的失效，将那些堂而皇之的理论纷纷解构和嘲弄了一番。换个角度看，星途多舛的周星驰，对所谓电影正统，有着近乎本能的反抗和不信任。

尹天仇不合时宜的执着，暗合了周星驰曲折而漫长的龙套生涯。影迷们给《喜剧之王》贴上“自传”式标签，并解读为小人物的演员梦和奋斗史，却忽视了周星驰身上暗藏的一点“小玩笑”——解构，反正统，或者说，潜藏着对所谓“电影梦”的自嘲。

1982年，怀着电影梦的周星驰，撺掇好友梁朝伟去报考香港TVB（电视广播有限公司）艺人训练班。阴差阳错下，梁朝伟考上了。当梁朝伟一路风光，成为“无线五虎”之一时，周星驰才等来机会——接替梁朝伟，成为《430穿梭机》这档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其余时间，周星驰都在跑龙套。尹天仇那样的日子，他过了六七年。在《射雕英雄传》中，他扮演被梅超风一掌打死的囚犯。他认真钻研角色，倒下时“啊啊啊”地叫喊，试图把自己代入被杀死的人。他还向导演提出，能不能让他举手挡一下再死。

1988年，李修贤向周星驰抛来橄榄枝。这一次，周星驰首次拥有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当时，面对李修贤的片酬询价，首次接触电影项目的周星驰不知所措，说：“不要钱也拍。”

周星驰很珍惜这个机会。李修贤是大明星，势头盛，人又好排场。生日时，他在半岛酒店包下整整一个宴会厅，一众大腕出席。小个子的阿星满脸堆笑、左奔右跑，又是招呼宾客，又是递送酒水。

有一次李修贤到了片场，看到周星驰正在拍摄，有些不悦，说了一句：“演戏又不是力气活儿，不是叫你像条狗那么卖力。”

这些经历，这些话语，都被他写进后来的电影剧本里。

矛盾体

周星驰的父母性格不合，常大打出手，后来宣告离婚，3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母亲凌宝儿。为了养活一家子，凌宝儿打着两份工，生活贫寒困苦。他们住在局促简陋的房子里，就像身处《功夫》里的猪笼城寨。

母亲强势，有些暴躁，时不时对他破口大骂，这在一定程度上养成了他的自卑感和低价值感。但他懂母亲，所以格外孝顺。

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周星驰从小不爱说话。戏里他说话很快，戏外说话却很慢，做决定也很慢。“我属于怕羞的那类人。有的人平时讲话很大声，希望有人注意到他。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喜欢听别人讲。”

刘镇伟也说：“他经常被人误会耍大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拍《大话西游》期间，有一次收工想跟我谈戏，他就偷偷往我酒店房间的门缝塞字条。星仔害怕接触陌生人，所以容易被人误会。”

小时候，周星驰喜欢趴在窗户上，看街上的人和风景。凌宝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不爱出门玩，有时候在窗户边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周星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醉在自己的想象中。

这种敏于思的性格，并没有让舞台上的周星驰变得胆怯内向，相反带来了古灵精怪的创意和表现欲。他说自己对日常生活中好玩的细节非常敏感。内心对笑料的高度敏锐，外在的沉默寡言，在周星驰身上奇妙地结合。

电影《大话西游》海报

从不对外讲述压力的周星驰，并不为自己的性格而感到苦恼。助手田启文说，很多人会觉得周星驰苦闷，其实他很享受这种独自思考的状态。“有些人需要朋友，有些人不需要，这没有什么好坏之分。”

周星驰沉迷于无厘头的艺术表达还有另一种更为原始且粗暴的动力：搏一搏。《盖世豪侠》是周星驰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他和导演李力持一起在其中加入很多笑料。剧中，只有周星驰在肆无忌惮地搞笑，其他人都是循规蹈矩地演。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出格的举动，甚至最后一集还迎来了无厘头的大爆发，他和吴镇宇就像烂仔打架一样，什么神功都不讲了。

很多人劝他，最后一集，不要这样搞，观众会讨厌你的。“我那时的想法是，不管观众喜欢还是不喜欢，我都不想在演完之后，听到观众问，《盖世豪侠》是什么呀。”

播过却没人知道，才是最大的可悲。《盖世豪侠》直接把周星驰送上了TVB一线小生之位。

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李力持和周星驰一共合作了13部电影。从某种程度上说，李力持是周星驰的“御用导演”。但这对黄金搭档，其实经历了一次次的较量。

周星驰的侵略性、对抗性，以及专断性，在后来的片场里展露无疑。哪怕面对李力持这位多年的老友，他也丝毫不会退让。在等级森严的香港演艺圈，一个跑了多年龙套的底层演员，一时间风头无两，随之而来的，是他对片场主导权的渴望。

悲喜剧

1992年是“周星驰年”，从《审死官》到《漫画威龙》，香港年度15部卖座影片中，他的占了7部，而且前5名都是他的。

周星驰的喜剧形象被人们认可，也从此奠定了他无厘头的表演风格。无厘头，字面意思是没有来由，没有逻辑。如今学界和影迷对无厘头津津乐道，赋予其种种价值，但在当时，这只意味着一种噱头和玩乐，没有人想过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去阐释。

1992年，周星驰在日记里写道：“我的喜剧形象已被大家认同。对一位演员来说，这已是成功的必备条件，但我认为还不够。因为我觉得自己经常演同一类型的角色，没有什么变化，就好像潮流一样，很快会过时。我希望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

1993年，王晶搭档周星驰拍摄了电影《逃学威龙3之龙过鸡年》，春节期间上映，但市场反应冷淡。心灰意冷之际，周星驰和老搭档李力持拍起了《唐伯虎点秋香》，这次，两个人都铆足了劲。

在《唐伯虎点秋香》的片场，周星驰的主导权前所未有地“膨胀”。从现场执行导演到剪片，周星驰都会参与，大家叫他“太上导演”。得益于这种掌控，在当时，《唐伯虎点秋香》成了周星驰完成度最高的作品。

在首次挂名导演的《国产凌凌漆》中，周星驰放弃一些过分的癫狂，融入黑色幽默，整个格调和气象也深沉了一些。周星驰想要改变那个被固化的傻乎乎的喜剧形象。

这个矛盾在于，人们只记得他的形象，却不记得他的电影，所以周星驰想成为真正的喜剧作者。

李力持说，周星驰很反感他的电影被称为“无厘头”，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的是“无脑、不花心思”。其实他们在拍片过程中，经常为喜剧效果费尽心思。周星驰更偏向于将他的作品称为悲喜剧，因为他总是关注小人物在生存压力面前的尴尬和窘迫。

抱着这种雄心，1994年7、8月间，《大话西游》在宁夏开拍。这是个很大胆的尝试。“我想搞一个戏剧，几乎不是喜剧，也没有特别想搞笑。”但观众还是将其当喜剧片来看，他后知后觉，搞笑，是自己潜意识里的。

电影《少林足球》剧照

当然，更糟糕的是，这部“魔改”《西游记》的爱情喜剧，迎来了周星驰喜剧生涯的滑铁卢。

有意思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大话西游》在年轻人中形成了解构狂欢。直到今天，它俨然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这让周星驰始料未及，但这都是后话了。

1996年成立星辉公司后，周星驰和李力持都觉得，他们长大了，不能再拍小孩子的玩意儿了。星辉的创业之作《食神》讲述奋斗和成长的故事，这也成了周星驰电影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喜剧之王》《少林足球》《功夫》等代表作中得到完美延续。

2000年后，周星驰的电影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以往香港电影那种粗制滥造的风格，而是展现出精良的制作水平和深刻的创作意识。《功夫》将他的职业生涯推向一个巅峰，与此同时，他也与所谓的无厘头渐行渐远。

永恒少年

偏执成就了周星驰，也让他沦为“孤家寡人”，从“伯乐”李修贤、搭档李力持，再到王晶、吴孟达，这些合作多次的搭档纷纷离他远去。

香港演艺圈是个小圈子，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但周星驰利益分明，分毫必争。他和王晶都喜爱李小龙，打算一起合作拍《少年李小龙》。一开始，他们商量六四分账，几周后，周星驰提出七三，最后八二，引得王晶大骂，写文讨伐，称周星驰“令我心淡”。伯乐李修贤找他拍戏，他最开始给过友情片酬，后来就不降身价了，李修贤大骂他势利。

周星驰眼里只有电影，没有朋友，也不讲职场尊卑。

毛舜筠说：“周星驰这个人很怪，我们做演员，都想着做好本分就行了，但他不是。我跟他搭戏时，他脾气差得要命，整天要求改剧本，不满意他就发火。”

王晶说，周星驰的沧桑和忧郁是从头至尾的。他似乎把所有的笑容都留在了银幕上，若生活中你想看见他的笑就得先付钱一样。

虽然对于他的人品，人们评价不高，但对于他的才华，却高度认可。有一次，王晶被问及他心中演技最好的男演员时，他顿了顿，说：“周星驰。”

周星驰是媒体公认的最难采访的人，一是难约，二是周星驰不像其他香港艺人那样兢兢业业地配合“媒体老师”。他说话随意，不着边际。助手田启文说，他像武侠小说里的孤独老人。他身上有一个悖论——思维太快，却又不善言辞，因此给外界一种难以沟通的感觉。在片场，他是最沉默的，因为在想戏；他也可能是最暴躁的，因为时常有工作人员达不到他的要求。

《少林足球》给周星驰带来巨大的成功，也带来无数“众叛亲离”的传闻；《功夫》引发同等程度的矛盾——与投资方产生纠纷，田启文出走，与洪金宝吵架，还有吴孟达远去。

拍完《功夫》这一年，周星驰才40岁出头。就影视创作而言，《功夫》的导演技法、类型糅合和主题表达，不仅是周星驰个人的巅峰，也将香港功夫片推向一个高峰；对一个导演来说，这个年龄正是创作的当打之年，个人的黄金时代。但电影之外，成人世界已经向他展开一张复杂的、冰冷的网。那些年里，周星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老去，他的脸庞越加瘦削、眼神越加深邃、头发越加花白。

矛盾的是，越是如此，他的电影却越显纯真，越有少年气。《功夫》的故事，始于主角阿星那个荒唐的、不着边际的梦，那本武林秘籍外人一看就是江湖骗术，但他信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尽管这份纯真一度丧失，一度远去，但在电影结尾的画面里，他依然是那个孩子。

这份孩子气和少年心，是周星驰给香港影史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但我们都知道，这种童真，远不是它本来的面目。那是一种失而复得，一种跨越无情岁月的回望，带着一层残酷易碎的滤镜，就像他手里那个破碎的彩色棒棒糖一样。

作为电影工作者的周星驰，也许自此老去——毕竟，其后的作品，无论是《西游降魔篇》还是《新喜剧之王》，都透露出一种力不从心之感。阿星永远停在了少年时代，被胶卷定格成了永恒。

（听白摘自《看世界》2024年第24期，本刊节选）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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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是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每次出场演出前，他都会先把曲谱背下来。他的宗旨是力求忠实于原作，追求完美，“不论是指挥还是其他音乐家，首先心中必须有音乐”。这就是托斯卡尼尼的音乐观念，他的座右铭是：“我不要听那些音符，关键意义在于音乐的灵魂。”有一天，托斯卡尼尼和他的一位传记作家一道聆听某个歌剧序曲的录音。作品很复杂，充满跳跃、组合、和弦。两个人静静地听着，全神贯注于每一个音符、每一种情绪。曲终，指挥大师对作家说：“你注意到里面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作家说没有，演奏很是激动人心，可以说美妙绝伦，他不知道眼前这位天才指的是什么。他不解地问道：“我也很好奇，演奏有什么异常吗？”“乐队里应该有14把小提琴，但我只听到13把。”作家大吃一惊，托斯卡尼尼怎么能察觉到缺了一把小提琴？他又怎么能如此肯定？第二天，这位作家为此专门进行了调查。结果再次令他大吃一惊，托斯卡尼尼完全正确，录制那天一个小提琴手因故没有到场，真是不可思议。

二

指挥家阿瑟·沙利文在晚宴上喝得酩酊大醉，可是他的家所在的那条街，每一座房子都很相似，他实在分辨不出哪一幢是自家的房子了。他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他沿着街道一路走过去，挨家挨户用脚去踢门口的金属刮鞋板，其中一个发出的声音很是耳熟。“这个是降E调，没错儿，到家了。”他嘴里嘟囔着，非常自信地推门进去。

（赵燕摘自微信公众号“青年博览”）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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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烟

袁枚像·（清）罗聘

“扬州八怪”中的罗聘心里有鬼，所以他画鬼。他是金农的弟子，很有才华。有人称其“五分人才，五分鬼才”。

罗聘画鬼，很多人不理解。而才子袁枚是罗聘的知己，对其《鬼趣图》大加赞赏，在画上题：“见君画鬼图，方知鬼如许。得此趣者谁？其惟吾与汝。”鬼之趣，二人默契地意会了，相视而笑。

说起袁枚，有个插曲。随园老人袁枚，交友十分广泛，罗聘便是其好友之一。某日，罗聘兴起，给袁枚画了一幅像。这幅像，据袁枚的家人说，根本不像袁枚。且袁枚自己望着这幅画像，也眉头直皱。罗聘问他还满意吗，袁枚不好意思说不满意，这毕竟是好友的心血之作，又不能违心地说满意。才子毕竟是才子，最后，他动用了一番心思，写了颇为拗口的大段题跋：“两峰居士为我画像，两峰以为是我也，家人以为非我也，两争不决……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两峰画中之我，一我也……两峰居士既以为似我矣，若藏之两峰处，势必推爱友之心，自爱其画，将与《鬼趣图》、冬心、龙泓两先生像，共薰奉珍护于无穷，是又二我中一我之幸也。”

袁枚的意思是，家人眼中的我，罗聘眼中的我，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世间哪有定论呢！最后，怎么处理这幅画呢？袁枚又说，且将此画交由两峰居士保管吧，跟《鬼趣图》一样，让朋友们都能欣赏到。众人猜测，这是袁枚并不满意画像，所以不肯亲自收藏。

袁枚的这幅画像，流传甚广。且看画中袁枚，光头，长脸长髯，像罗汉，右手持两枝菊花，严肃中有点戏谑，端庄中夹杂风流。写意的风格，笔墨相当自在松弛，正是罗聘眼中随园老人的形象。后来人想象袁枚的样貌，大多以此像为蓝本，只是很多人不晓得作者是谁。

（谷梦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忽有山河大地》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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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叔

预言家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

36岁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与巴黎和会。

在会议上，战胜国（英、法、美等）对战败国（德、奥、俄）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赔偿条件，要求德国赔偿1000多亿马克，还拆分了奥匈帝国，德国也被夺去部分领土。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大错特错。

严苛的赔偿条件，只会把战败国逼入复仇的绝境，让世界大战卷土重来；对领土问题的粗暴干预，只会破坏原有的政治秩序，导致无尽的革命和暴力冲突。

当然，他的声音并不被重视。愤怒的凯恩斯辞去工作，回到英国。随后，他写了一本书——《〈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揭露和谈的“真相”。他在书中痛斥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理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声称他们的短视行为正在葬送欧洲的未来。

凯恩斯不只提出批评，还给出了“建设性意见”。

他建议不仅应该减少对战败国的惩罚和赔款要求，还应该通过投资，帮助它们重建。因为战后无数饥肠辘辘的难民，不但没有钱赔偿，还随时可能铤而走险成为侵略者。帮助曾经的敌人，就是帮助未来的自己。

凯恩斯的预言陆续变成现实：战胜国强迫德国、奥匈帝国放弃的那些领土，纷纷爆发革命与冲突，战火纷纷；《凡尔赛和约》签署20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世界迎来德国人复仇的怒火。

凯恩斯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在胜利的时候看到了危机，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感受到了恐惧。

别人恐惧时我乐观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这场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

凯恩斯在股市和期货市场的投资，损失超过80%。

尴尬的是，凯恩斯两年前的预言还在耳边回荡。那时他觉得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自信满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不会再有进一步的经济崩溃。”

经济繁荣期有很多类似的预言，比如美国总统胡佛说贫穷将在不久后从美国消失，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费雪预言“股价已经立足于永恒的高地上”，繁荣会一直持续下去。

事后看来，这些预言相当于一种知识泡沫。

凯恩斯很快调整投资策略，搞起了“价值投资”。他锚定潜力股票，低价收购，并在几年后大赚特赚。他还购买土地，经营农庄，兴建养猪场和剧院。

大萧条让无数人失去信心，而凯恩斯觉得，无论经济状况如何，我们都不应该牺牲生活中的种种乐趣，比如文学与艺术。他认为，解决危机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政府积极花钱，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创造就业机会。

凯恩斯说，如果他是伦敦市市长，会选择重建伦敦，把伦敦建设成一个美丽的现代化城市。这样做，居民可以住进更好的房子，工人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个项目不仅能为我们提供视觉上的美感，也有实用价值。这个项目需要雇用工人吗？当然，毫无疑问！难道我们愿意看到他们整天无所事事，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吗？当然不是！”

今天，我们早已经习惯了“危机—刺激”的凯恩斯主义模式，但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还无法接受凯恩斯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多数纳税人深陷贫穷，你却鼓励花钱，毫无逻辑可言；革命者认为，必须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秩序，凯恩斯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关键是，钱从哪里来？印钞，会导致通货膨胀；增加税收，会加重民众负担。

凯恩斯讨厌谈预算问题，他认为，预算是一堵“思维的墙”，既束缚了人们的想象力，也妨碍了人们的创造力。

凯恩斯的意思是，钱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花钱。花钱才能拯救经济，花钱才能创造幸福。只有消费，才是整个经济活动的核心。

至于钱的来源，可以是债务，可以是关税，可以是印钞，可以是任何合法渠道。“若财政部用一些旧瓶子装满纸币，把它们埋在废弃的煤矿里，在上面堆满垃圾，然后让私人企业把纸币重新挖出来（用于商业活动）……就不会再有失业。此种措施能大幅提高社会的实际收入。”

凯恩斯甚至建议美国和法国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分配给其他国家，以促进国际贸易。这种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但它背后是凯恩斯一以贯之的思路：钱从哪里来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钱流动起来。

一位朋友写信批评他：“你一味要求政府增加开支，好像预算问题不值得考虑。你这样做的后果是让所有人，不管多么聪明和包容的人，都认为你已经彻底发疯了。”

我们总有一个错觉，认为凯恩斯在大萧条年代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我们这样想，是因为他的很多理论，都转化成了当时或后世的救市良方。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面。

很多学者关于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如果不搞凯恩斯主义，大萧条可能会更早结束。各种人为的“刺激”，只是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习惯性地采取“危机—刺激”模式，制造了经济周期，让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批评者认为，凯恩斯主义并非一剂良药，而是一种疾病。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盛极而衰的原因。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尾有一段名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力量之大，常常超出常人意料。我认为自己不受任何学说的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在经济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一个人一旦到25岁或30岁以后，就很难再接受新学说。所以，那些在目前时局中被运用的种种理论通常并不是最新的。但是，无论是早是晚，不管是好是坏，危险的并非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永远自信的凯恩斯从未怀疑过，他那套看上去很美的经济学理论，也许也是一种“危险的思想”。

（田晓丽摘自微信读书《经济学家的心碎时刻》一书，本刊节选，余浩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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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庆龙

现在很多人想要攒够一笔钱后，去一座小城市过一种相对闲适的生活。如果在这样的生活中，能找到一种新的、可以带来“自我效能感”的生存状态，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但如果这种生活让你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或者失去了展示自己能力和价值的舞台，失去了过创造性生活的条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我曾在微博上写过一句话：“一个人最自由的时候，一定是用必要的约束组织起了混沌的松散的时候。”这句话谈到了对自由的体验。我认为，自由必然存在于一种恰当的限制之中。那种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大把时间，虽然能供我们尽情娱乐、放松，但在这样的时刻，满足感消逝得很快。我们很快就会感到无聊，甚至陷入空虚和抑郁。

我接触过一些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他们完全不用再为经济回报而支出自己的时间。但最终困扰他们的是，不知道每天该给自己的生活安排些什么事情。如果你去关注这些人的生活，就会发现，他们要么做慈善，要么做另一种工作，比如乡村教师之类，一定会在社会上给自己找一个锚定点。人的存在感始终依赖于社会结构，无论他做的是什么。

限制虽然给人带来了约束，但也给生活创建了秩序。它让一个人不需要主动思考每天要去做什么，如何使用大块的时间。一旦你不能很好地支配时间，不能给自己的生活创建张弛有度的节奏，就会陷入某种心理困扰之中。

人要活在有张力的结构中，既有一定的压力，又能感受到松弛。恰当的结构可以让人持久地拥有一种舒适的生活体验。一个人面对限制，在情感上能够接受，并且有能力随时摆脱限制，这就是我们能够追求的最大意义上的自由。

（张秋伟摘自微信公众号“人物”，〔意〕斯蒂芬妮·因凡特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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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舒淇

古人云，“双鲤传尺素，鸿雁托锦书”。不论何时，人们在接到一封信笺的时候总是充满惊喜。这些书信，或诉衷肠，或寄相思。书信本就是寄信人的分身，承载着寄信人的情感。

《山茶文具店》就和书信有关，讲述了主人公在为不同的人代笔写信的过程中，因传递情感而被治愈的故事。

主人公雨宫鸠子，一直以来都和外婆相依为命，生活在外婆执掌的古老的山茶文具店里。这家文具店可不是普通的文具店，它有一项神秘的业务——代笔，不论是分手信、问候信，还是菜单、履历表，均来者不拒。

鸠子从小就肩负使命。外婆告诉她，她是雨宫家“第十一代代笔人”，将来要继承这间文具店的代笔工作。在外婆眼里，代笔不是冰冷地书写文字，而是一件富有仪式感的事情。每一次书写，都必须将自己沉浸其中，投入自己的所有情感，虔诚地书写他人的故事。

外婆对鸠子的要求无比严格，她从不允许鸠子喊自己“外婆”，而须称呼“上代”。这让鸠子感到非常拘谨。也正因如此，在同学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童年时，鸠子只能在家里日复一日地练习书法。手肘抬高，身体坐直，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不可以乱动“上代”的代笔工具，否则会被关进储藏室。

年少的鸠子并不明白，她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外婆的“良苦用心”。终于，进入青春期的鸠子爆发了。“为什么我永远都在练习书法，不能有自己的生活？”鸠子一气之下离开文具店去了国外，直到“上代”病逝的消息传来。

鸠子考虑了很久。那家文具店承载着自己儿时的记忆，外婆一走，山茶文具店就无人接管，自己曾经的所有努力也将付诸东流。怀着复杂的心情，鸠子决定回国接手山茶文具店，也从此正式开启了她的“代笔人生”。

在给不同的人代笔写信的过程中，鸠子的心境慢慢发生了变化。一次次代笔就像经历着不同的人生，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个人生故事中，鸠子逐渐收获了自己的成长。

这些代笔信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封“天堂来信”。

委托人叫清太郎，他妈妈九十多岁住进养老院后，天天说一些奇怪的话，说她已经去世的丈夫会写信给家里，天天吵着要回家。但是，在清太郎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肃刻板的人，绝不可能写信给母亲。他认为，母亲是因为年纪大了，头脑不清，才会胡说八道。

直到有一天，他真的在家里找到了一摞父亲当年写给母亲的信。几乎所有的信都是以“亲爱的小千”开头，落款必定是“全世界最爱小千的男人”。在信里，平日刻板严肃的父亲温柔地开着玩笑，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的爱。

而母亲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刻，依然在等待丈夫的来信。面对母亲，清太郎既无奈又心疼。他带着当年的这些信件，找到了鸠子，希望鸠子能以父亲的口吻给母亲写一封信，让母亲得到安慰。

鸠子翻看着这些信，生出无限感慨。她意识到，需要她完成的这封信承载着清太郎母亲刻进骨子里的期待与守候。

但鸠子怎么也找不到书写的感觉，因为她实在想不出如何才能表现一个男人那种不善言说的情感。半个月后，鸠子终于找到灵感。得知清太郎的母亲喜欢花，鸠子把回收纸压成花朵的形状铺满信件，即使在冬季，也不辞辛苦地专门去寻找不同种类的花来丰富这封信，仿佛是丈夫将一片花海献给了爱花的妻子。

她模仿清太郎父亲的笔迹写下这封信。

亲爱的小千：

我已经从走球人生（“走球人生”是清太郎的父亲自创的词，他把地球比喻成一个大橡皮球）毕业了，当我们下次见面时，要不要每天牵着手，尽情地散步？小千，我喜欢你的笑容。在下次见面之前，你一定要多保重。

全世界最爱小千的男人

清太郎的母亲在收到这封“天堂情书”后，高兴地把这封信塞在胸前当护身符，直到安详地离开人世。

在体会了清太郎的父亲对妻子的爱之后，鸠子也终于意识到，原来爱存在的形式不是只有一种。有些人的爱，深沉而内敛，或许就像“上代”对自己的爱一样。

一次偶然的机会，鸠子看到了“上代”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上面写着：“关于这家店，我一直都在欺骗鸠子，说是祖先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老店。我只是想把鸠子留在身边，因为我不想孤单一人。如果我的身体还健康，我一定会找到鸠子，向她道歉，给她自由。”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鸠子终于理解了外婆。那个不苟言笑的外婆，不过是一个害怕孤单的普通老人啊，她将她的爱都化作了无声的陪伴与严厉的教导。

故事的最后，鸠子用饱含深情的笔调，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上代”。在信里，她第一次亲切地叫外婆“阿嬷”，她是那个会烤奶油糖给自己吃，会背自己看风景的亲切的老人。鸠子写道：“谢谢您！如果能见您最后一面，我一定会好好和您道别，原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徒然无益的时光。又及，我会像您一样，成为真正的代笔人，今后也将继续以代笔为生。”

这个发生在镰仓的故事，在恬淡的叙事中散发着温情。山茶文具店，就如同隐匿于书海的“深夜食堂”，每一封信都温暖人心，令人感到无比舒适。

其实，正如鸠子年少时难以体会“上代”那份深沉的爱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也容易误解身边人的良苦用心。

然而细细品味，爱，有时越是深沉，越显得漫不经心。直到时光流转，岁月沉淀，你才能领悟，那些幸福与美好一直在身边，从未远离。

（心香一瓣摘自机械工业出版社《认知的重建：“我是讲书人”第一辑》一书，陆凡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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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

2024年11月16日，华为轮值董事长、CFO孟晚舟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九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做了精彩的演讲。

以下为演讲摘录。

实践出真知

在华为，有一个“博士军团”。他们拿着通信、光学与材料专业的“手术刀”，深入一线，在实践中，攻克了一个困扰业内20多年的难题。

这个难题是什么？

我们所在的城市部署了大量的光纤。我们打电话、发微信、刷视频，都离不开细细的光纤。

有没有人想过，光纤坏了怎么修？这个问题，曾经深深地困扰着我们。因为光纤是无源的，无法承载电信号。传统的做法是，在每根光纤上贴标签纸，出了故障，只能通过人工方法来一根根排查。效率极低、成本极高。

华为的“博士军团”创造性地提出在光纤里“印刷”光虹膜。这相当于在光纤芯里打上“光二维码”，让每根光纤都有专属的身份标识，再利用光的感知能力，实现对“光二维码”的识别。到时只需扫一扫，每根光纤就很容易被识别。

给每根光纤打上“二维码”，其难度相当于在头发丝上雕刻一个维纳斯。项目真正开始落地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问题层出不穷：

理论上证明成立，但没有考虑实际器件的制约，一做实验就失败了；当实验室验证成功，到现场验证时，太阳炙烤、材料升温，一个参数失效，又会导致整个系统失效；厂家的工艺达不到要求，博士们要在车间蹲点，手把手带着工人提升工艺；没有相应的生产线，博士们便协助供应商从0到1进行突破。

成功的那一刻，一位博士感慨：“在想法变成现实的过程中，仅凭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原理是远远不够的。从理论到产品，中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华为，70%的工作，就是在弥补这个差距。”

真实场景中产生的问题，不仅要依赖在校期间积累的强大理论基础，还要双手沾灰、两脚沾泥，在实践中解决一个又一个课本上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1950年元旦，“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去探望他的老师，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老师对德鲁克说：“仅仅凭借自己的书和理论而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否则就没有任何重大的意义。”

这句话深深影响了德鲁克。德鲁克认为：“才能本身毫无用处，任何一种知识，只有当它能应用于实践，改变人们的生活，才会有价值。”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实践出“真”知，专注出“深”知。专业不仅是稳定自身内核的根基，也是铸就组织价值的基石。

不是只有伟大才值得被歌颂

在华为的财经团队里，有一个默默无闻的群体，虽然从事着看似平凡的基础工作，却能把每项工作做到极致。他们虽然没有耀眼的学历或履历，却用一个个“零差错”，在各自的岗位上诠释着“优秀”。

“优秀”的定义从来不是唯一的。拿着“手术刀”在实践中解决难题的博士是优秀的，长期高质量交付日常作业的工匠也是优秀的。与岗位需求相适配、尽职尽责的员工，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优秀人才。

比如，华为有一个岗位叫合同全检。合同全检会计的任务，就是在公司的采购合同签署后，检查交底信息与合同文本的一致性。每天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比对采购订单与合同中的信息是否一致，识别合同中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条款，及时沟通、登记和跟进各类问题。这个岗位年均比对6000份合同，要始终保持极高的作业质量。他们既懂合同，又懂业务，还要给前端业务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和建设方案。

这些事听起来也许并没有多么惊心动魄，但他们准确无误的作业支撑着每年近千亿美元的付款。

并非站在山顶才能被看见，不是只有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一座大厦的根基，正是由普通人“一生一事”的执着、“精进不息”的专业、“毫厘必究”的严谨，和“千锤百炼”的卓越构筑而成。

优秀，是时间淬炼下的坚定，也是不懈攀登中的沉淀。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职必举。”奋斗诗篇的一笔一画都是收获，漫漫征程的一朝一夕都有精彩。成长就在点滴奋斗中，背朝灯火，面朝星光，在平凡中诠释非凡。

人生不是一场关于成功的竞赛，而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求真之路、求知之路。知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成不变的，唯有培养主动探求的意识，打破固有认知的束缚，才能恒久地接近它们。

（晨曦摘，勾犇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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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铜

如果所有事情都能像计划的那样有条不紊地推进该多好，但现实往往不是这样的。

现实情况往往是：按计划这一周要完成10件事，可到这周快结束时却膨胀到了十七八件。这些事是计划外的，但是又不得不去应对，可问题是，原本的日程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了。

许多职场人都面临这样的难题：任务总是从天而降，不分青红皂白，似乎你原本无事可做，可明明你手头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也许会有聪明人给你支招：排出事情的优先级，先去做重要的、优先级高的事情。这个方法当然没错，但并非总是奏效。因为它潜藏着3个棘手的问题：

1. 如果我把优先级排错了怎么办？

排列优先级是一项复杂的决策活动，完全有可能出错。而排列优先级的方法根本没有考虑“排错”这一可能性，它建立在一种完美的假设之上：人具有非常强的排序能力。可这一假设并没有根据。假设一个人真的可以每次都排对优先级，那么他的工作当然会是有条不紊的。而一个人工作混乱恰恰是缘于不知道怎么排列优先级！

2. 越是重要的事，越可能拖延。

“拖延症患者”典型的表现是，对于最重要的事，总是拖着不做，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干起来却非常利索。写作者就经常面临拖延的苦恼，他们知道写作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但是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给内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故而他们会找一些小事情来忙活，好像时间没有白费，其实只是为了拖着不做那件最重要的事情罢了。所以，排出优先级，去做最重要的事，道理上是对的，执行起来却可能困难重重。

3. 优先级低的工作，同样需要完成。

即便你真的可以排对优先级，那又如何呢？处于优先级底部的工作，你同样需要完成。事实就是，公司交给你的任务都必须完成。而且现实中还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原本你的直接主管给你布置了任务A、B、C，可是突然你的主管的主管越级给你布置了任务D，难道你能不做吗？

于是，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情形，就好像进入一间乱七八糟的屋子，里面垃圾遍地，墙皮脱落，漏水停电……此时你可能会崩溃地问一句：“到底我应该先做什么？”

这时可以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的、傻瓜式的原则：先进先出原则。试想一下，把手头所有要完成的任务排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顺序按照你接受任务的时间先后，接受越早的任务越往前排。然后你按照这个顺序来处理这些事情，排在队列前面的任务你要先处理。

先进先出原则就好像一个羽毛球筒。羽毛球筒的特点是，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把羽毛球取出，先取出的羽毛球一定是先放进去的那个，后放入的只能等前面的羽毛球全被取出后才能取出来。如果反方向取羽毛球，球基本上会被搞坏。

在计算机的数据结构中，以“先进先出”方式存放的数据构成“队列”，而另一种数据结构“栈”则是采用“后进先出”的方式，即最后进入的数据最先被取出。

“队列”和“栈”，都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在计算机学科中各有各的用处。但是类比到现实场景中，我认为，用队列的方式来推进行动更为可取。

“栈”的方式有点像我们每天追的热点八卦。每天都有新的八卦出现，我们的注意力也被这些八卦吸引，而这种兴趣又总是会被新的一天中新的八卦所替代，“栈”中更早的数据则渐渐被遗忘，有点类似于我们存在硬盘里的那些一直想看而没看的经典影视作品。

实际上，“拖延症患者”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总是不断地去关注新的热点，只顾着新出现的工作，并以这种假装忙碌的方式来逃避堆积已久的“老大难”任务。换句话说，“拖延症患者”也是“栈型工作者”，而执行力强的人则往往是先进先出的“队列型工作者”，对他们来说，事情就是要一件一件地、不留余地地去完成，如果旧的任务没完成，也不去做新的。

所以，先进先出原则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行动原则。它不需要考虑“优先级”这种主观性很强的东西，而是“简单粗暴”地以进入时间来排序，省去了做决策的麻烦，不给人犹豫和借口，迫使人去完成必须完成的每一件事。

在行动上越简单的原则，往往被证明越有效。

（李彦文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精进3：找到你的潜在生态位》一书，杨树山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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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昱鲲

经过几代心理学家的努力，积极心理学如今已成为心理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其中，有两个理论是我们最应该了解的，它们是“未来”和“行动”。

2016年，积极心理学创始人之一塞利格曼在《展望之人》一书中，用大量科学研究证明了积极心理学的第一个核心理论：展望理论。简而言之，人是被未来吸引，而不是被过去驱使的。

塞利格曼认为，这才是积极心理学和传统心理学真正不同的地方。心理的积极不仅仅是感到快乐、开心，凡事都往好处想，更是拒绝被过去定义，愿意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未来。

以往的心理学家在分析一个人的时候，往往把重点放在他过去的经历上，比如，是什么样的原生家庭、什么样的童年经历让他形成了后来的性格。为什么心理学家会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呢？

因为心理学发展的早期正值物理学的巅峰时代。看上去，物理学家们似乎只用少数几个公式就把这个世界的规律解释清楚了。比如，如果过去是A、B、C，那么现在必然是D、E、F，而未来必然是X、Y、Z。用著名科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的话来说就是：“只要你告诉我全宇宙所有粒子的状态，我就能够推断出从现在开始直到永远的世界的每一个状态。”因此，早期的心理学家一心想构建一个类似于物理学的体系：只要知道了一个人的过去，就能推测出他的现在和未来，甚至可以把他当作机器一样操纵。

但是，人和机器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人有主观能动性，人会做选择。并不是你有这样的过去，就必然会做那样的决策。过去只能对你有所影响，但最终决定你现在要采取何种行动的，是你对未来的想象。

心理状态也一样。比如，你感到消沉，表面上是因为过去太悲惨、现在太艰难，但本质上是这些悲惨、艰难让你觉得未来没有希望。再比如，你感到愤怒，表面上是因为有人对你不公平，但其实是因为这些不公平让你觉得自己必须反击，才能改善未来。

人类进化出的所有心理机制都是为未来做准备的。进化并不关心过去，因为过去已经无法改变，重要的是你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去塑造什么样的未来。

积极心理学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研究进展是“创伤后成长”。心理学家发现，有些人在经历创伤事件后，一直深陷其中走不出来。比如，战争、地震、被霸凌、亲人去世等。然而，还有很多人在创伤之后虽然经历了短期的应激障碍，但他们的心理最终变得更强大。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

积极心理学的第二个核心理论——行动，也叫“主动性理论”，也是由塞利格曼提出的。

这是一种类似于“我要去影响世界”的信念，主要由3个因素构成：自信、面向未来的乐观，以及解决问题的创造力。塞利格曼一直强调，积极心理学重在行动。比如，他提出一种帮助人摆脱悲观的方法，叫“习得性乐观”。这种方法并不意味着让人越乐观越好，只是悲观会让人选择放弃、不行动，而乐观会让人行动起来——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状况，“躺平”是不能真正改善我们的任何处境的。所以，塞利格曼经常说：“积极心理学至少有一半是在脖子以下。”

主动性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是一种积极的信念，更重要的是，这种信念能引发人的主动行为，让人们积极地改造自己和世界。这正是积极心理学的目标，它不是为了让人感觉良好，而是为了让人持续提升。所以，积极心理学也是一门关于积极行动的科学，它研究的是哪些积极情绪、积极认知会导向积极行动，以及如何去实践积极行动。

（林峰摘自新星出版社《不管，我就是要幸福！》一书，刘宏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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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

我被加到一个金融群，消息不停地闪。这个群看起来很“高大上”，不是有人发巴黎的落日，就是有人发布鲁塞尔的城堡；不是公司并购，就是项目招人。我顺手屏蔽了。因为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初中时，我从学校小卖部老板那儿，第一次听说“人脉”这个词。老板跟坐在门口玩的几个小家伙说：“你们将来谁能当多大的官，要看跟你们最近的那几个人能当多大的官；谁能挣多少钱，要看跟你们最亲的那几个人能挣多少钱。”

后来我们那几个小伙伴中，有一个去邻县搞房地产，挣得比我们其他人合起来都多。但小卖部老板的理论并没有因此得到验证，因为我们早就不跟那个土豪玩了。

我爸有个发小，他们有三十年的交情，二人到了四十岁还无话不谈。但突然有一天，他的发小从一个清水衙门的副主任科员升到宣传系统的领导岗位，正科级。从此他就不大来找我爸了。

人和人之间有没有交流的可能性，取决于相互之间能否传递有效的信息和情感。像“hi”“hello”这种，都是无效的交流。但它们的存在也意义重大，就是避免尴尬。你之所以每次在走廊碰见上司，都会说一句“王总好”，就是要保证哪天真找他办事，他不会觉得你没礼貌。所有“hi”“hello”这种寒暄式的交流都是在为未来可能的有效交流做铺垫。

遇到朋友，称“二货”比“你好”有效得多。“二货”虽然没有传达事实，但传达了情绪。事实可以乏善可陈，情绪却能变化多端。即便两个人共同生活在荒岛上几十年，没有新奇的生活内容，也可以产生有效的交流。有效的情绪和有效的交流一样，都是有效的信息。只要交流有效，生活就不会沉闷。

有人经常嚷嚷，说和某人没有共同语言。这不是说你用瓦房店话，我说驻马店话，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而是说，如果你的话没戳中我的笑点或痛点，和你的交流就会变得乏味、沉闷，没有意思。

此外，交流还需要合适的场合和氛围。无法想象宝钗和香菱挤在地铁上聊“韦苏州之淡雅，温八叉之绮靡”。你的学霸朋友，也不可能在微信群里指导你做傅立叶变换，解偏微分方程。仅仅因为都在一个微信群就把对方看成朋友，那就跟在同一家驾校学过车就把彼此看成同学一样。

交流一定要有互动。所以，如果我觉得待在一个群里有意义，我就不能只接收信息，也得发出信息。如果他们发巴黎的落日、纽约的夕阳，而我只能发北京五道口的地铁，我就该趁早退群。我不是鄙视五道口，而是说，应当把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地方，这才叫资源配置。应该把五道口的地铁照发到硅谷码农的群里，而不是北京的金融群里。大洋彼岸的华人看到五道口，会有感触，这才叫优化。在加州卖肉夹馍，就很优化，能上报纸；在通州卖肉夹馍，就不算优化，上不了报纸。

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能让世界通过他的手和眼，呈现出不一样的姿态。只有如此，别人才愿意和你交流。而从不追求给周遭世界带来新东西，只图谋从外部踅摸点儿东西的人，世界也会以最吝惜的面貌呈现在他眼前。

（若子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唧唧复唧唧》一书，喻梁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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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宇

篮球比赛中，有一种叫“手热”的现象，就是一个球员突然间如有神助，接连投中的现象。据说，篮球队中负责传球的后卫，需要具备一项技能——在比赛中及时发现哪个队友正处于“手热”的状态。一旦发现，就赶紧多给他传球，借着他“手热”多得分。

那么问题来了，球员“手热”的原因是什么？

像NBA（美国职业篮球联赛）的优秀球员，年薪高达几千万美元，优秀球队的全年收入更是数以亿计。如果对“手热”现象的研究有突破，就意味着可以提升球员和球队的成绩，商业利益很大。

研究者收集了大量的比赛数据，用各种软件反复计算。有人猜想，如果球员连续命中，就可能引发后续的高命中率；有人认为，如果球员连续失球，会激发斗志，从而进入“手热”状态；有人推测，上一场比赛的命中率可能会影响下一场比赛的表现。

结果发现，毫无规律可言。

为了排除对手防守强度这一不确定因素，研究者还专门研究了罚球中的“手热”现象，结果发现，同样毫无规律——上一个球是否罚中，根本不影响下一个球的命中率。

至此，他们得出结论：“手热”现象根本不存在。

但球员、教练都知道这一现象的存在，这是怎么回事？答案是，这属于随机现象。

这个结论让人难以接受。

很多资深教练和优秀球员都对这个结论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些研究数据的家伙根本不懂篮球。对此，一个研究者无奈地说：“针对这一主题，我已经参与了不下1000场论战。尽管每一次都是我赢，可我没能说服一个人。”

说服他人为何如此困难？原因在于，人类大脑有一种本能，就是为各种现象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对于“没有原因”这种情况，我们的大脑往往难以接受。一个统计学教授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他要求大家连续抛掷200次硬币，并记下结果。

教授特别提醒：“不要造假，我看得出来。”学生认为，不就是交一个随机数嘛，编一个没有规律的结果就可以了。结果，编造的记录被教授一眼识破。那么，教授是怎么发现的？

因为编造的记录是这样的：正反正反正正反正正反反反正……造假者认为，只有这样的“随机结果”才符合掷硬币这种“随机现象”的特征。他们会极力避免连续多次出现同样的结果。

实际上，如果真的老老实实地掷200次硬币就会发现，真正的结果会像这样：正反反反反反正正反反正正正正正正正……

懂概率的人稍加计算，就能解释这种现象。

掷10次硬币，结果都是正面的概率很小，只有1／1024；如果掷710次，连续出现10次正面的概率就达到了50%；如果掷5000次，连续出现10次正面的概率达到了99.3%；如果掷上万次，连续出现10次正面的概率为99.99%，这时，几乎可以确定，一定会出现连续10次正面。

所以，掷200次硬币，就会出现连续六七次相同的情况。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明白了篮球场上的“手热”现象。NBA每支球队每赛季仅常规赛就要打82场，加上季后赛，整个联盟一个赛季的比赛总数在1000场以上。每场比赛双方球员累计投篮超过100次，也就是说，一个赛季的投篮总数将超过10万。

因此，出现某名球员若干次连续命中，也就是所谓的“手热”现象，就像扔硬币连续多次正面朝上一样，是典型的随机现象。

人类的心智是模式化的，人们习惯于用某种理论来理解世界，因此很难接受一个毫无理由、无法解释的随机的世界。人总是难以遏制地想要去探索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这种心理机制很重要，没有这种心理机制，科学就没有办法产生和发展。

这个发现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们过去以为，迷信的对立面是科学，其实不是。迷信和科学都在找规律，只不过，科学讲究方法和证据，迷信则是胡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迷信和科学反倒是近亲，都符合人类要给现象找原因的本能。

迷信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其实是承认不确定性，承认随机性，承认有些东西是不可解释、不可预测的。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认知能力不错，他得具备两个要件：第一要有科学精神，第二要学会接受随机性。

（希合摘自文汇出版社《罗辑思维：认知篇》一书，张伯陶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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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义飞

那些互联网大厂，工资不低，年终奖和各种福利也都十分优厚。但老板宁愿给加班费，也不愿意多雇点儿人干活。我让公司的人事部门算了笔账。一个员工正常工作8小时×21.75天，每月工作174小时。而“996”工作制每天工作12小时×26天，每月工作312小时。

从工作量上看，如果实行“996”，那么基本上一个人能顶两个人用。

以二线城市为例，若招聘两个人，每个人每月工资2万多元，两个人就是4万多元，再加上17200元的社保，总计需要57200多元。

现在我只雇一个人，每月工资和社保是28600元，再给他双倍加班费7356元，总计35956元。每月3万多元，可以招到很优秀的人，而对公司来说，每月还能省下2万多元。还有招聘、培训、隐性福利等花费，也可以一并省去。

但这只是表面的，再深入计算，“996”减少了基层员工的数量，也就变相减少了管理层的人数。比如，一个经理能管10个员工，以前公司有100人，需要10个经理，现在实行“996”，员工人数变成60人，那么只需要6个经理；经理自己也要执行“996”，那么只需要三四个经理就够了。

经理不但工资高，还有各种补贴和福利，管理层人数减少，省下来的钱就更多了。加班多的公司，人力成本有时候能压缩一半以上。

当人事部门把这些数字报给我的时候，我确实心动了。这比“双11”购物节的折扣力度还大，直接全场半价，换了你，你不心动？

然而这只是表象。

有很多企业根本不缺钱，却也要坚持实行“996”，单纯就是为了压缩人数。传统企业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喜欢说自己的员工数量多，显得规模大、家底足。然而在管理学中，人数规模是一个大坑，人越多效率越低。互联网行业有个名词叫“两万人陷阱”，比如华为在2001年员工总数达到两万人的时候，任正非发表了文章《华为的冬天》；阿里巴巴在2009年员工总数达到两万人时，“十八罗汉”集体辞职，重新应聘合伙人；腾讯、百度在员工总数达到两万人左右的时候也遇到了增长的门槛。

所以企业实行“996”减少员工总数，有时候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人多了太难管。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996”对公司来说还有更大的优势，哪怕一分钱成本都没有减少，甚至还要让企业多花钱，也会有老板强制实行“996”。未来，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因为这本质上不是钱的事儿，而是产业变革的必然趋势。

以前中国发展低端制造业，生产衬衫、袜子、零件，产量很好计算。这种工作不需要实行“996”，它是计件工资制，你不愿意工作有的是人替你，反正工厂是按产量发钱，只要机器不停，根本不管工人是谁。有时候，想加班还得讨好负责排班的领导。

但是脑力工作不一样。制造业是人和机器协同，脑力工作是人和人协同，人和人协同往往是很低效的，人和人之间的信息传递需要成本。

比如一张报表、一份材料、一个代码，如果做到一半想交接给同事，光是把前因后果说明白就得用半天时间，有时候还不如自己一口气做完更高效。

一个人干两个月的工作，在传统行业，你可以让两个人花一个月干完，但是在新兴行业就不行。它的生产本身不是标准化的，没办法被拆分清楚，所以管理学中把这叫作“人月神话”，不光无法被拆分，甚至有时候人越多工作干得越慢。

有的公司没完没了地开会、加班，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效率低吗？他们没有办法，人越多，信息传递越慢，协作效率越低，最后出来的东西质量也不高。

所以企业宁可付加班费，给毕业生开高薪，也不愿意多招人来干活。

更重要的是，“996”是一种筛选机制。高工资、高强度，筛选出的都是愿意拼命干活的员工。进入大企业的门槛不低，能进去的都是精英，难道他们不清楚干活辛苦？但他们大部分是A型人格（A型人格者具有较强的进取心、侵略性、自信心、成就感，愿意从事高强度的竞争活动，不断驱动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干最多的事——编者注），凡事都要争个高下。当学生的时候考试要考第一，玩个游戏也要争第一，工作了一样想着干到最好，甚至有人就拿工作当爱好。

换你是老板，面试的时候，人人告诉你自己会吃苦耐劳、态度端正，但真的想知道谁干活拼命，只能通过高压环境筛选。

但是，即使“996”有这么多优势，我还是选择让员工“双休”。首先，我是A型人格，我也喜欢赢，但如果我强制大家执行“996”，只能说明我管理水平不行，等于我认输了。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原因，我希望企业老板都看看。

所谓管理，就是通过鼓励、惩罚、奖励等办法让大家好好工作。强制加班是最初级的管理手段，非常简单，一条规定就能搞定，随便是谁都能做到，根本无法显示出管理水平。

但是要让员工真的热爱他的工作，真的对公司前景感到认可，进而自愿投入更多精力和时间，就很难了。特别是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为他的工作付出了多少努力，是很难衡量的。

有些老板自己焦虑，却找不到破解的办法。他们不懂管理，只能用强制延长工作时间的笨办法折腾员工。一个公司被逼到强制加班的地步，员工肯定也有无数种方式偷懒，逃避工作。而且这些宁可忍着被你折腾，也不出去找其他出路的人，可能本身能力也不行，这是你想要的员工吗？

有些企业不强制实行“996”，大家也愿意拼命，无非就是做的事情有意义，拼命干活有奔头。这考验的都是老板的管理水平。

在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拼几年就能实现财务自由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暴富的机会变少，但真正的好企业也更容易被看到。我不规定员工的工作时长，但是我会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多见的机会。

我身边过着“996”生活的朋友，嘴上喊着累，外面有舒服但工资低的工作又不想去。社会的真相就是这样，只要有一天大家还羡慕那些实行“996”的地方，它可能就不会消失。

（离萧天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让财富找到你：有温度的经济学》一书，毕力格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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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

2024年7月，广州地铁上发生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5个女生在那里给她们的同事过生日。她们不但为同事跳舞，还给她买了一块“灯箱广告”。此情此景，我要是那位过生日的同事，一定特别感动。

不过，在地铁里买广告给同事过生日，这也太奢侈了吧？

从2024年开始，广州地铁接受个人投放广告了。5天的广告，大概只要几百块钱。这个价格对地铁公司来说，别说赚钱，就连成本都很难收回。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做呢？

因为地铁广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广告，被称为经济的晴雨表。

我们个人收入下降时，可能会想，今年不买新手机了，也不出国旅游了；企业遭遇困境时，老板会想，今年不投广告了。

研发经费、员工工资不能减，但广告费用可以减。效益不好的时候，公司首先削减的就是广告经费。即便做广告，也会做那种马上能带来收益的“效果广告”，而不是做慢慢才体现价值的“品牌广告”，比如地铁广告。

那么，给地铁广告上加一个二维码，直接链接到销售平台行不行呢？这也不现实。试想，你会一边赶地铁，一边掏出手机扫码购物吗？

其实，何止是地铁广告遇到了难题。每年的商业环境，就是老天给你发的一张考卷。只是有些年份的考题特别难：走访了800个客户，600个说没钱，怎么办；好不容易找到客户，对方又把价格压得很低，怎么办；你还在想这单接不接时，400个竞争对手已经冲过来跟你抢生意，怎么办；人工智能来势汹汹，像要随时颠覆世界，怎么办……

所以，地铁公司开始做起个人广告，虽然不赚钱，但它有独特的价值。

有个年轻的法律博主，学美剧《风骚律师》的风格，在地铁里打了个广告：“你知道早餐不能吃什么？午餐和晚餐。”你说这是广告吧，他啥联系方式都没留，就是纯粹地“炫”一下。

两个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在地铁里打了个广告：“我妈过生日啦，纪念杨女士下凡又一年。”这妈妈也太幸福了，被宠得都快融化了。

大家找工作不容易。一个小伙子在地铁里打了个求职广告，两天内，小伙子的微信就被加“爆”了。最后他还真就找到了工作。

有些话说不出口，就打个广告：“尊敬的老爸，谢谢你做我们坚强的后盾。”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老妈别吃醋，感恩有您，让家里充满爱。”

炫、宠、找、谢，年轻人的“脑洞”真大。给个舞台，就能玩出花来。

可是，这对地铁广告的经营有什么帮助呢？

以前，地铁里的10个灯箱全是商业广告。现在，会有一两个“脑洞”大开的内容。这样一来，乘客出地铁的时候，就会像刷短视频一样，一路看过去。人们抬头看的次数多了，关注度也就提高了。

这就是用“个人广告”，提高客流的“抬头率”。这样，那些真正的企业广告主也愿意在这里打广告了。

以前，我们都是在讲“趋势＋潜在机会”。

2021年，根据“流量新生态”，可以找出藏在私域里的潜在机会。

2022年，数据成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可以从数字人、无人挖掘机这些领域找到潜在机会。

2023年，内部竞争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出海”加速的趋势，可以在中东、非洲、中美洲、南美洲这些地方寻找潜在机会。

但是，2024年推动创业者前行的，可能不是跳起来抓住高处的“趋势”，而是蹲下来解决眼前的难题。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必须凝视脚下。

哥伦比亚热带雨林中有条河，河水清澈，但没有养分，因此水中几乎没有生物。这是不是有点像大家所处的行业？看上去很美，但赚钱不容易。可能有人会说，为什么不换个行业？当然可以，但哪有容易的行业？你想挤进去的地方，可能也是别人想逃出来的围城。

哥伦比亚热带雨林河流中的虹河苔说，我有一个解题思路：不下牌桌。

水流太急？没关系，它能分泌自然界最强的天然胶水，不管水流多急，它都能把自己牢牢地粘在石头上。水里养分少？挺好的，竞争对手少，它就可以“微利生存”。所以虹河苔不但活了下来，还把一条贫瘠的河流，变成世界上最美的河流之一。

马来群岛热带雨林的植物非常茂盛，却遇到了讨厌的婆罗洲须猪。树上的种子成熟后掉到地上，本来是为了繁衍后代，却成了猪的美食。这就像你好不容易搞了创新，本想靠它发展第二曲线，结果你的创新产品还没来得及生根发芽，就被竞争对手抄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龙脑香树说，别生气，我有一个解题思路：饱和创新。

龙脑香树几年才开一次花，结一次果。神奇的是，整个雨林中成千上万棵龙脑香树，会几乎同时开花，同时结果。更神奇的是，所有这些龙脑香树花了这么多年准备的数亿颗种子，会在几乎同一时间从树上掉下来。这样一来，猪就吃不过来，总有一部分种子可以生根发芽。

所谓的“饱和创新”就是，我没法不让你抄，但我能让你抄不过来。

中国的天山美不胜收。但因海拔高，气温低，夏天短，土地不肥沃，太阳辐射强等，植物开花的时间窗口特别短，且还不固定。这就好像变化莫测的商业世界。

这道题，怎么解？天山雪莲说，我有个解题思路：延迟开花。

天山雪莲一般是夏天开花，但要是碰上极端气候条件，比如太干、太冷，或者下雨太多，天山雪莲会选择“暂停开花”。它的生存策略，从“向外求”转为“向内求”——加强叶子和根茎。叶子用来制造能量，根茎用来存储能量。不能在外部增长，就先在内部增强。然后，等，一直等，等到威胁过去再开花。

是的，冬天总要为春天作序。不管遭遇多长的冬天，花，总会盛开。

（咏诺摘自微信公众号“刘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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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

昨晚，我家的快递被偷，伴侣非常郁闷，我试图安慰他，把这起事件归因于小区治安不好，运气不好。总之，不是他的问题（因为他负责取快递），我希望他能尽快让不好的情绪走开。“嘴遁”了十分钟，效果为零。

他一边听我滔滔不绝，一边开始给物业写邮件，报警，随即又联系了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秘书，询问私人物品能否邮寄到办公室，顺便还查询了周围有没有快递代收点。做完这些事情，得到一些满意的答复后，他那熨斗都无能为力的眉头一下子就舒展了，愈发显得我的安慰是如此苍白无力。

换位思考，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事，我一定会先把不良情绪发泄完，让伴侣哄哄我，等自己开心一点后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对我来说，在解决问题和解决情绪之间，我一定优先解决情绪。但有些人就是需要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修复情绪，旁人对他的安慰、给予的情绪价值都不及付出实际行动去解决问题效果好。倾向于优先解决问题的人认为，自己的情绪就源自问题，解决了问题，不好的情绪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情绪还存在，就说明问题还没有被解决。

在亲密关系中，“情绪价值”和“解决问题”的优先级排序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中，解决情绪和解决问题的优先级排序会更为复杂。

设想一下，在工作场合，客户让你改方案，老板让你加班，遇到讨厌的同事，即使我们有情绪问题，也很少当场爆发。普遍做法是，优先解决问题。

但在两性关系中，我们会对另一半有期待和依赖心理，于是消解情绪的需求被放大。对方能否提供情绪价值也被我们看得无比重要。

好友给我讲过一件事，她的伴侣不小心把她最喜欢的毛衫洗缩水了。伴侣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优先解决问题：马上在网上下单，给她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新毛衫。至于那件洗小的毛衫，他建议可以给家里的宠物狗穿，反正宠物狗也是他们俩疼爱的“狗儿子”，给它穿既不浪费，又挺贴心。

不到十分钟，伴侣完美解决了毛衫缩水的问题，听起来简单高效。但即使问题解决了，好友还是不开心。因为，一方面，那件毛衫是她多年不见的好友奔赴千里与她见面时带给她的，有情感价值在里面，不是一件一模一样的新衣服就能替代的；另一方面，这已经不是伴侣第一次把她的衣服洗缩水了，她提醒另一半不要烘干某件衣服时，对方总是会忘记。好友不想上纲上线，只是同一个错误一再发生，她很难不怀疑另一半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她讲话，重视她的问题。

当伴侣引发某个问题，而你没有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关心、歉意时，即使问题被迅速解决，你的内心依然会像书写时垫在下面的那张白纸，即使铅笔没有在那上面涂抹，痕迹也在。

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常希望伴侣先顾及自己的情绪，而非急于给出解决方案。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吐槽工作，他却不停提建议，结果我越听越生气。”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想要情感上的理解与认同，而非实际的建议。在两个人智商、背景、阅历相当的情况下，情感支持往往比提供方案更重要。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网友发帖，说下班后本来已经很累了，但回到家自己还得承担大部分家务，因为老公的工作比她还忙，实在是顾不上家里。当她叠着一堆刚烘干的衣服，而老公却在一边吃晚饭，一边刷手机时，她怒从中来——他虽然很忙、很累，但我也在上班，为什么他就不能快点吃完来和我一起叠衣服？

老公看出妻子的不满，放下碗筷，走到她身边搂住她说：“老婆，你辛苦了。”她说，一瞬间，她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她催促老公快回去吃饭，自己又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家务。

尽管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硬核技能，但在亲密关系中，我始终认为照顾情绪优先于解决问题。

首先，情感需求是冲突背后的核心，许多冲突并非缘于问题本身，而是隐藏的情感需求未被满足。美国心理学家约翰·戈特曼说过：“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时，问题本身会变得无法解决。”忽视情绪的共鸣，只会加深矛盾，阻碍问题的解决。

其次，建立持久、健康的亲密关系，其核心始终在于信任和情感安全。

在亲密关系里，一个拥有出色解决问题能力的伴侣，可以让这段关系更稳定、顺畅；但如果缺少了情绪共鸣这块拼图，这段关系看起来就有些冰冷和空洞，毕竟建立亲密关系的主体是人，不是搜索引擎、人工智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需要有回应的。只有感受到情感上的安全，我们才能真正与他人建立深度连接。

最后，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即刻被解决，但情绪始终可以被安抚。

生活中，有一些问题没有明确、高效的解决办法。例如，亲人去世、疾病或失业等情况，往往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在这些情况下，试图寻找“完美解决方案”不仅徒劳，还可能让彼此更加无助。专注于情绪支持，给另一半足够的安全感和舒适感，往往才是解决问题的开端。

在《生活大爆炸》中，天才谢尔顿总能完美解决问题，但也总因为忽视情绪问题而伤害身边人。在最后一集中，挚友们开心地陪谢尔顿去领奖，就因为他无视佩妮孕吐和霍华德夫妻对孩子生病的焦虑，差点失去朋友的支持。

普通人既不大可能拥有谢尔顿那样的天才头脑，也未必能遇到如此包容的伴侣或朋友，那么，学会重视和关注他人的情绪，可能是一种更温暖、更容易的交往方式。

（林韦梦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Cyan Lin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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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安安是在上高中的第一天。

当我从校门口的分班榜单上看到自己被分到年级最好的班级时，激动得手舞足蹈。一回头，我看见一张愤怒的脸。一个女孩向她的母亲不满地喊道：“叫你不要找关系把我分到快班，你偏不听。我就算去了也跟不上！”

她便是安安。

安安的成绩差得离谱，全班倒数第一。老师将她安排在第一排，跟高度近视的我成了同桌。但我一开始不和她说话——从小到大，我妈都不喜欢我和成绩差的同学交朋友，害怕他们把我带“坏”了。妈妈理想中的好朋友是朝阳学姐那样的。

朝阳学姐比我高两届，和我住在同一个家属院。在学习上，她是我们院子所有小孩的榜样。朝阳学姐高二那年，参加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得了一等奖，被保送到复旦大学。这个消息在整个院子炸开了锅，家长们成群结队地到她家“取经”。

我就是在那个夏天被妈妈送到朝阳学姐家去的。

当我羞涩地推开她卧室的门时，一个扎着丸子头的女孩正坐在木地板上听CD。见我怯生生地站在门外，她抬起头冲我一笑，有如春风拂面。

那天，我并没有讨教到什么学习经验。她表示自己并不是一个学习机器，她只是喜欢化学，参加竞赛，拿到了奖。她还告诉我，她妈妈一直建议她读金融专业，可她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要你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没有道理不成功。”她坚定地告诉我。

她还给我听了她CD里放的歌，那是她最爱的乐队演唱的。耳机里传来的音乐喧嚣而杂乱，震得我耳朵发疼，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但我觉得她整个人酷得发光。

二

我再次听到朝阳学姐CD里的那首歌，是在安安的MP3里。

一个炎热的下午，安安在体育课间隙坐在树荫下听歌，脚尖跟着节奏打着拍子。我被蝉声吵得焦躁，也过去坐在她身边，她突然把耳机往我耳朵里一塞。

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我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个不入流的“学渣”竟然拥有和学霸一样的音乐品位，我不禁对安安肃然起敬。

安安告诉我，歌名是《别哭》（Don't cry），一首“枪炮与玫瑰”乐队创作的摇滚乐。乐队成员们留着长发，穿着很朋克，手臂上布满文身。

安安也很“朋克”。她的耳骨上打了一排耳钉，头发顶部烫着当时流行的“玉米须”，裙子很短。每次学校抓校风校纪，她都会被责令整改。

但外表的叛逆只是一个方面，安安还拥有“摇滚”的内涵：愤怒。她是一个易怒的女孩，像烟花一样一点就炸。我们班不少同学都怕她，只有我常和她待在一起。

我们经常一起去逛书店。书店一角有许多好看的小文具，但价格偏贵，安安和我从来只看不买。有一天，她兴奋地告诉我，书店要做周年庆促销活动，买文具的小票面值每满200元就送12元现金券，还可叠加使用。她说：“我们去书店门口找买了文具的人要购物小票，他们留着也没用，一定会给我们的。”

我拉不下脸，远远地躲在一边。安安大大方方地站在书店门口，见人就问对方是不是买了文具。那天，安安要到的购物小票面值加起来接近2000元，共兑换了9张12元的现金券。她一口气买了6个笔记本和一把中性笔，让我挑走一半。

我想要却觉得受之有愧，尴尬之余，忍不住开口打破沉默：“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你妈妈要钱买呢？”

“我才不要她给我买。”安安摇头说，“用了她的钱就要听她的安排，就像我不愿读咱们班也被硬塞进来一样。我的人生要自己做主。我最期待的就是经济独立，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妈妈对我和安安越来越近的关系感到不满。她觉得倒数第一的女孩将来一定不会有出息，这样的“坏”坯子不会成为一个“好”朋友。她多次告诫我不要和安安来往，还让班主任把我和安安的座位调开，阻断我们俩的一切联系。

三

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班之前，我经常去找朝阳学姐。

没有高考压力的学姐生活得非常洒脱。她参加了校乒乓球社团，跟着一群专业的体育生南征北战。升大学前，她拿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古筝过了10级。

我在学姐家读完了《巴别塔之犬》。她为了让我改掉看了开头就看结尾的坏习惯，一直陪着我读书，等我要回家时就把书收回。

直到她去上大学，我也没来得及向她咨询我该读文科还是理科。

这之后，我和安安被分到了不同的班。她的理科班教室在3楼，而我的文科班在顶楼，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凑在一块玩。

我们俩现在回忆起高考前的那两年，都觉得苦大于甜。我说她当时上学跟上刑似的，她说我补课跟补钙一样。

高考成绩出来后，成绩不理想的我选择了复读。安安去了杭州某专科学校。

复读期间，迷茫的我给朝阳学姐写了封邮件。学姐很快回复了我，还把她新学期的作息时间表发给了我——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充实得像我的一周。她说自己一直计划读研，所以从大一开始就按照申请全额奖学金的保研标准在做准备，本科读完将赴香港大学继续深造。

我把学姐的邮件打印出来，复读期间，每次觉得自己即将崩溃时，就拿出来看看。

安安常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咬牙坚持。

她的大学生活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她和舍友的关系很不融洽，课很无聊，连谈恋爱也索然无味。她宅在寝室里逛论坛、贴吧，还学会了网购。

时间过得飞快，第二年高考，我终于考上了一本。

四

我的大学生活既不像朝阳学姐的那样充实，也不像安安的那样无聊。我按部就班地上课、考试。

有一年寒假回去，妈妈说朝阳学姐在香港大学谈了个男朋友，对方家境优渥，同样品学兼优。妈妈总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说教的机会。多年来，她从我的生活和学习过程中发现，我和她理想中的女儿背道而驰。我安于现状，毕业后最想做的工作是图书馆管理员，泡在图书馆里看海量的书籍，挣够用的工资，过平淡的一生。

也是那年寒假，安安告诉我她申请了一家网店，专卖衣服。她教我开通了网银，让我在网上下单，给她刷评价。

我对她的网店事业并不看好，身为学生，不好好学习反倒赔钱做生意，不是舍近求远吗？但安安认为如果自己现在就能挣到钱，谁还在乎读不读大学。

安安的网店事业并没有做起来。她开店一个月，真正成交的只有一单，没挣上钱，反而亏了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朝阳学姐研二那年，我和安安去香港找她玩。

多年没见，学姐已然发福，常年坚持的运动应该停下了。她的寝室不大，却摆满了东西。床头散放着许多音乐专辑，课桌上立着一个相框，里面放着一张她和一个高个子男生在香港太平山顶的合照。

学姐的男朋友早已毕业，在上海找到了工作。他劝学姐放弃读博，毕业后去上海，可她并不愿意。对于自己在化学领域的深造，学姐也有些动摇。同一所学校的，化学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工资只有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工资的一半。过几年，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她不知道选择读博到底对不对。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学姐摇摆不定。我发现在前进路上高歌猛进的她，也不过是个普通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安安却充满干劲地拍了拍学姐的肩膀，说：“等下次痛仰乐队巡演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现场听《公路之歌》。”

“好啊。”学姐点点头。

从香港回来，安安发现香港的化妆品价格比内地的便宜，她打算重新开个网店卖化妆品。我问她货源是哪里，她说在学姐所在学校的公共游戏室认识了一个女孩，留了联系方式。那个女孩家境一般，支付香港这边的学费和生活费挺吃力。内地学生在香港不能打工，她可以给安安当买手。两个人按比例分利润。

我以为安安又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她真的做起了化妆品代购。后来开通微信，她就天天在微信朋友圈大张旗鼓地叫卖，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

后来，听我妈说朝阳学姐和男朋友分手了。我想起学姐床上的音乐专辑。她都从摇滚听到了民谣，谁又能保证爱情一成不变？

而安安和朝阳学姐相约一块去看痛仰乐队的巡演，一直未成行。

五

朝阳学姐申请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读博的全额奖学金。

她临走前回了一趟老家。我发现她并没有特别高兴，她父母也十分平静。学习上的成就再也不能给予他们全家意气风发的喜悦了。

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坐在地板上聊天，学姐脸上却是一片迷惘。她的学业瓶颈早已出现：资质虽不差，但已触及天花板。现在她常质疑自己不够变通，没有魄力，错过了转行的最佳时机。她本科的一些同学毕业后自主创业，有的在互联网行业，有的进军房地产，短短几年已小有成就，可她还一事无成。

同一时期，在风口发展起来的安安已实现财务自由。作为最早的一批代购者，安安从“港代”起步，逐步发展成多国代购，有了规模不小的代理团队，日进斗金。

现在，安安还会直播代购的过程，在直播中向粉丝推荐好用的货品，告诉大家衣服怎么搭配才好看。她受到一群粉丝的热捧，俨然一位时尚达人。年纪轻轻的她已经在二线城市买了车和房。

我妈对安安如今的成就感到不可思议。每年春节安安回老家上门来找我，我妈都格外热情，叫我多跟安安学习，说我们这种从小一起玩、知根知底的交情最可贵。她仿佛忘了，自己曾经用尽一切办法想要拆散我和安安。

我妈再也不把朝阳学姐挂在嘴边当榜样了，反而觉得她读书厉害又有什么用，也没见她多孝顺父母，挣的钱还不如安安这个大专生多。评价相当功利。

人生路那么长，不走到最后谁也不知道结局会怎样。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报社做编辑，一待就是5年，薪资的增幅完全赶不上通胀的速度。我妈常说我是只没出息的青蛙，只会坐井观天，被温水炖熟了还沾沾自喜。如今纸媒式微，我还是不愿离去。天天和报纸相伴，也算曲折地实现了自己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愿望。

最近，我无意间翻出我们在香港拍的合照，想起安安和学姐之间那场未能履行的约定。我上网找出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在线试听。

“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就是为了来到你的身旁……”

那时的我们还非常年轻，未来正闪闪发亮。

（章期帆摘自台海出版社《真故·女性叙事》一书，本刊节选，陈曦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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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河

从K2峰顶滑雪下山后，安杰伊·巴吉尔站在冰川上

在遇到波兰登山滑雪运动员安杰伊·巴吉尔之前，我不太理解这种冒险。

征服K2？有四分之一的人不能生还，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安杰伊没有使用“征服”这个词，他说的是梦想。

“梦想可以将你带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安杰伊说，“我的梦想将我带到了K2。”

K2指乔戈里峰，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乔戈里是塔吉克语，意为“高大雄伟”。“K”指喀喇昆仑山脉，“2”表示它是当时喀喇昆仑山脉第二座被考察的山峰。另外，乔戈里峰恰巧在世界海拔8000米以上的14座山峰中排第二，海拔8611米，仅次于珠穆朗玛峰。

安杰伊的壮举，不仅在于他不带氧气瓶独自爬上K2，更在于他完成了滑降。这个句子中有几个关键词：不带氧气瓶、独自、滑降。这些都意味着将生命置于成倍的危险之中。

滑降，就是踩着滑雪板，从8611米的峰顶一路滑下来。一些地方的坡度是75度，可以想象有多么陡峭。当然，危险远不止这些，还有突变的天气、看不见的冰隙、白雪掩盖的岩缝、无法预料的雪崩、偏离路线等。

他给我看他弟弟用无人机拍摄的影像，他沿山脊向下滑，两边是万丈深渊。看着那么陡峭的山峰，我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即使他已完成滑降壮举，此刻就坐在我身旁，我还是紧张得发抖。

“你害怕吗？”

他说：“这是我做出的最困难的决定。”

他在滑降时，一度天气突变，云雾翻涌，能见度为零。这种情况下是无法滑雪的。稍稍偏离路线，一个错误的转身，就会掉下悬崖，摔得粉身碎骨。他弟弟说下面天气晴好。要等吗？他弟弟说冷风正在袭来，必须立即做出决定。他很清楚，冷风袭来，他会被冻死；冒险下滑，则后果无法预测。有什么办法呢？必须滑下去！成败在此一举。害怕吗？他说没时间害怕，必须专注于滑降。

他话语不多，说出的每句话都是自身的经历和体验。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登山滑雪，他说他少年时曾用一副乒乓球拍和朋友换了一副滑雪板，从此，他就爱上了滑雪。“这是命。”他说。

“很久以前，我认识到梦想不会自己实现，必须努力去争取。”他说。

“你如何看待冒险呢？”

他说：“我们必须冒险，这是我们的天性。”

稍作停顿，他又说：“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然后，他又说：“我不会为了成功牺牲一切。”

虽然没有人活着从K2滑下来，但这并非不可能。他详细地勘察过路线，每一个细节都注意到了。他用无人机一遍遍地观察山峰，规划下滑路线。直到认为可行，他才实施自己的计划。安全至上。

“成功意味着什么？”

“成功只是体验中最为渺小的部分。”他微笑着说。

（一纸枕书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献给爱伦·坡的玫瑰》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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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小浅

2010年，我爸来南京看我。那一年，我26岁，他48岁。走在路上，人家都以为他是我哥，因为他年轻又帅气。

我爸爱美，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妈说：“当初看上你爸，就因为相亲的那几个男的里面，只有你爸搽了雪花膏，香喷喷的，可招人喜欢了。”

那时候我爸真是一穷二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也不过分。我爷爷去世得早，家里两儿一女。姑姑比我爸大4岁，早早嫁人了。大伯结婚后分了家，要走了房子。我爸16岁就被扫地出门，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那时他在胶鞋厂上班，生产解放鞋和农田鞋。

不过，穷并不能阻止我爸的爱美之心。没钱的时候，他买最便宜的蛤蜊油搽在脸上。后来，为了相亲，他花了1.2元的“天价”买了友谊牌雪花膏。

我妈在国营饭店做服务员。

她家里人都不看好我爸，觉得他“油头粉面”，靠不住。可是，谁让我妈就喜欢长得好看、收拾得干净的男人呢。

1983年，我妈嫁给了我爸。我爸的厂子分给他们一个两室的宿舍。第二年，我就在这间小房子里出生了。

我家在辽宁一座靠几个大厂撑起的小城。许多人说起童年，都说自己经历的是“丧偶式教育”——妈妈包揽一切，爸爸撒手不管。可我家不是。

他特别热衷搞家庭活动，每年都要攒一点钱全家人出去旅游。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堂课讲长城。

老师问：“谁去过？”

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还叽里呱啦地讲了长城的历史。老师夸我见多识广。那时候我真的是无比自豪。我心里特别感谢我爸。因为从小到大，他都在向我科普一堆稀奇古怪的知识。别说是长城，如果那天老师问的是UFO，我一样能答出来。

那时候，电视台还有一档叫《评书联播》的节目。每天放学回家，我就跟着我爸听评书，比看《大风车》还有意思。田连元的《杨家将》、单田芳的《童林传》……我听得高兴了，还和我爸比画比画。

在我的记忆里，整个童年仿佛只有夏天。阳光灿烂，浓绿新鲜，橙色的橘子汽水，飞散着欢乐的泡泡。

我妈说：“哼，还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呢。”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大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好多人下岗了，我爸妈也不例外。但我从来没觉得苦，因为没少过吃，也没少过穿。

长大后，我妈才会和我说说当年。

那时，我爸妈被工厂用几万块钱买断工龄后，我妈去了一家保洁公司干活，我爸到洗澡堂子给人搓澡。但我爸从不让我妈在我面前说一个难字。

每年暑假，他们都会带我去旅行，近一点也会去葫芦岛转一转。大概是我上初一那年，我爸突发奇想，带我们去了郊区的一个大公园野餐。

我妈做了好吃的，我爸背上汽水，还带了一条大床单当野餐布。我傻傻地玩了一天，可开心了，还说比爬长城省力气。

其实，那是我们家最苦的一年。我奶奶患脑梗，舅舅跟别人打架，赔了好多钱……家里是真没钱了。有时想想，我成长的路上，好像从来没有阴云。因为爸妈把所有苦难都隐去了。

我上高中后，我家的条件才有起色。我爸在搓澡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大爷，大爷有独门的烧鸡手艺。我爸百般讨好，要给人家当徒弟。

大爷也喜欢听评书，和我爸很投缘。我爸就在家里背好段子，给人家边搓边讲。有一次讲得激动，滑倒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大家都笑他，可大爷觉得他可怜。

大爷问我爸：“你都快40岁了，还当啥学徒？”

我爸说：“我闺女还没长大，还要考大学。不能因为我没本事耽误了她。”

大爷被我爸感动了。

我爸在大爷家干了一年活儿，得到了真传。出师的时候，大爷把自家几十年的老卤分给我们，只立了一条规矩——不许在他家附近开店。

就这样，我爸在马路边上支起了小摊子。我记忆里，都是他冬天卖烧鸡的样子。因为东北的冬天太冷了，人站一会儿就能冻透骨头。我爸穿得像个皮球，围着厚厚的围巾，脸上涂着一寸厚的蛤蜊油。

有时候烧鸡卖不完，我下晚自习回家时都能看见他站在路灯的光晕里，黑色大皮帽上结着一层霜。

他从来不让我陪他。他说：“路口的风太硬，把脸都吹坏了。”

我妈说：“看你爸这个爱美呦，不担心他闺女一个人走夜路，就担心闺女被吹丑了。”

好好的一个温暖片段，被我妈一秒破坏。

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是这样的，所有的苦情戏，都能变成喜剧。

那几年，我爸的烧鸡越做越好。他用料实在，人缘也好，口碑慢慢就传开了。后来，我们租了店面，第三年开了分店。等我读到大二的时候，我们家就买了新房。

我在南京读的大学，交了男朋友。他叫梁城，南京本地人，个子不高，但帅帅的。

梁城是个干什么都一本正经的摩羯座男生。我们恋爱一个月时，他就认真地问我：“你毕业是留南京，还是回老家？”

我说：“当然留南京，回去能有什么好工作。我爸巴不得让我出来闯！”

这一点，我无比确定。

寒假的时候，我带梁城回东北玩，我爸热情地招待了他。

临走的时候，他对梁城说：“我们这个小城你也逛了，太闭塞了。将来你有了孩子可能就会明白，越是爱闺女，越不想把她拴在身边。我希望她活得比我们好。”

梁城说：“叔叔，你放心，我这辈子一定会对她好的。”

那时太年轻，还不懂得我爸和梁城这简单的对话，其实是达成了某种契约。我爸妈尽足了做父母的义务，却放弃了做父母该享有的福利。

梁城的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在一家国企做财务。他们蛮喜欢我，觉得我懂事又漂亮，梁城这么死板的男生和我在一起都变得活泼了。

工作的第二年，我做了南京媳妇，日子过得蜜里调油。

翌年我生了宝宝，我妈过来帮忙伺候月子。家里请了保姆，可我妈全都要自己来。

梁城说：“妈，你歇歇，别累着了。”

我妈神采飞扬地说：“我不累。这些年我姑娘不在家，我都要闲死了。有儿孙烦你，那是福气。”

出了月子，我妈又陪了我一个月，才恋恋不舍地回了家。

没多久，意外发生了。家里维修门面灯箱，工人把扳手落在上面，后来刮风掉下来，正好砸在我妈的脑袋上。开始没当回事儿，结果第三天我妈后脑肿起拳头大的包，并伴有呕吐。

我爸连忙送我妈去医院，但有些晚了。

我爸刚开始瞒着我，说我妈感冒，嗓子疼，不能接电话。直到有一天我爸给当医生的表哥发图片错发给了我，我才知道情况。

我妈的命是救回来了，但留了后遗症，偏瘫，连话都说不全了。

是梁城陪我回老家的。儿子刚过百天，我们没有带在身边。梁城问我爸有没有追责，是哪个工人干的。

我爸说是老同事的儿子，人家都上门磕头了。

梁城气愤地说：“磕头能治病吗，能当钱花？”

我爸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不懂。各家活得都不容易，心意到就行了。他赔个倾家荡产，也换不回你妈的健康。”而我只会拉着我妈哭。

回南京的路上，我第一次感到不想离开家，不想离开那个封闭的、慢吞吞的、用磕头当赔款的小城。你可以说它不现代，法治观念欠缺，但也可以说它盛着一碗垂暮的夕阳，满满的人情味儿。

有了孩子才知父母恩。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妈和我爸，想我妈怎么样了，想我爸能不能应付得来。电话里，他是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只能见缝插针地找时间回去看一看，却没法待太长时间。这让我很愧疚，却毫无办法。

2010年，我爸突然来南京看我。他还是那么帅气。走在路上，人家都以为他是我哥。可一见面，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他脸上的伤，很明显是挠的。我一直不敢问。

晚上，我和梁城陪他喝酒，两瓶下去，梁城就躺下了。

我爸的脸，隐隐泛着红。

我说：“爸，我都当妈了，有些事真的不必瞒我。有什么难处，让我帮着分担一点。”

我爸红着眼圈，终是开了口。那段时间，我妈的情况不太好，身子没有好起来，脑子也不行了，常常发脾气、砸东西，还打我爸。

我爸说：“爸爸不是怕累，我是不忍心看你妈这个样子。她最爱美了，最后落得这么不体面。爸爸过来，一是散散心，二是想看看你。你们俩是我这辈子最爱的人，你妈救不回来了，你可要好好的呀。”

我听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心里痛得要死，却帮不上任何忙。

我爸住了三天就回去了。他舍不得我妈，也怕朋友照顾不好我妈。

回去之后，他仍然是报喜不报忧。电话里，不是说我妈吃了一碗饭，就是说上厕所知道喊他了。在他的描述里，我妈日渐好转。可每次等我回去，我就知道，那只是假象。

2013年，我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是晚上走的，安安静静走的，脸上带着笑容。

我爸说：“睡觉前，你妈忽然清清楚楚地和我说，辛苦你了。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半夜起来，你妈就没了。”

那一年，我爸刚过50岁，头发全白了。我好自责，可我能拿什么补偿呢？钱吗？我爸可能最不缺的就是钱。在这座偏远的小城里，物价不高，平时爸妈省吃俭用，攒了不少。

陪伴吗？他可能也不需要。他有朋友，有自己的圈子，带的三个徒弟比我还孝顺。其实，他只是需要我。他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一个已经离开，一个与他相隔千里。

这几年，我会组织全家旅行。有时梁城没有时间，有时公婆不想去，但我必定会拉上我爸。像小时候他带着我去玩一样，现在我带着他去看看世界。只是每次离别时，我都好怕看他的背影。别人说他年轻、帅气，其实他已经开始驼背了。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想我不会远嫁。我会陪着爸妈快乐地开店，他们想我了，我就回家吃饭；他们想外孙了，就来我家看看……

有一次，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这些。

我爸说：“从小《杨家将》你都白听了？人家一门女将，没有缩头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都是一代一代往上奔的。你闯出去了，我外孙子以后就不用再遭那些罪，对不对？”

说实话，我不知道对不对。我只是想到儿子，理解了我爸。做父母的，都希望孩子踩在自己的肩膀上，去看更远的风景，见更大的世面。

（梁衍军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谁不是第一次做人》一书，马明圆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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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乔

麦子阿姨

认识麦子阿姨，是在大冰的直播间。

她三言两语就讲清了自己的问题：河南安阳人，今年60多岁，手头有5000块钱，想在种完麦子后往南边走，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她之所以跟主播连线，是想知道出去转转需要花多少钱。

大冰点点头，和她一项项盘算。

怎么出发？她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怎么睡觉？搭个帐篷就可以。

擅长什么？做保洁。

那想去哪里？喜欢西双版纳，想在南方过冬天。

听到这里，我心头一热，这是一位骑着三轮车就敢踏上旅途的勇敢女性。

可明明说好要9月出发，到冬天了，阿姨却还没有抵达西双版纳。有人问她，她说，种完麦子，地里还有白菜要打理，于是又想，卖完白菜攒够路费再出发。听到这里，我以为故事就要以遗憾收尾了，就像“下次再见”一样。有些希望，会在一茬茬麦子、一捆捆白菜中渐渐消失。

但麦子阿姨没有食言。大冰私下联系她，说可以找朋友接力，护送她到西双版纳。麦子阿姨也争气，卖完白菜就真的踏上了旅途。

出发前，她一件件展示自己的行李，言语间有一种饱满的幸福。

她先是拿出一张很大的地图说，有了地图才方便看祖国的青山绿水。接着，她又拎出一床小薄被，大概是觉得南方的冬天不再需要厚重的被褥吧。最后，她居然还有一箱子颜料和画笔。

当时我还纳闷儿，阿姨居然会画画？后来才知道，阿姨从小就想学画画，但直到60岁，才有机会拿起笔。她狠了狠心，花2000块钱在网上买了画画的课程，为此还和丈夫大吵一架。

我从阿姨的话语里，零零散散地拼凑出她的前半生：13岁辍学种地，妹妹们都去上学了；年轻时揣着23块钱离开家乡，想开个裁缝铺，结果手出了问题，中指再也直不起来；去山西卖东西，后来孩子上学，又回来给孩子做饭。

一件件事紧锣密鼓地排列起来，她个人的需求总是排在最后。她说：“我不认命。”

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在飞机上，空姐问她喝什么饮料。

阿姨笑着说：“喝一杯咖啡吧。”

她特意要了杯苦一点儿的，说：“以后就不吃苦啦！”

到了西双版纳，看着参天大树，她说：“大树，我来看你，跟你握手了。”她很自然地伏在大树上，小声说：“给我点力量。”

遇见小女孩画画，她蹲在旁边欣赏。女孩把笔递给她，她也不推辞，径直画了起来。

女孩问她画的是什么，她说：“是老树生新枝，代表我老了。”我本以为，接下来会是一句很伤感的话，没想到，阿姨语气欢快，“老了就有新的想法，更向往外面的世界。”

这句话，让我热泪盈眶。多勇敢、多敞亮、多鲜艳的人生。这之后，阿姨一边打工，一边利用空闲时间卖花。她说无论如何都要还上大冰的人情。

她拉着一车橙色玫瑰骑向集市，车身印着“建设”二字。明明只是三轮车的标识，但我觉得这个词格外有力量——阿姨从真正意义上“建设”了自己的人生。

（夏菡摘自《北京青年报》2024年12月12日）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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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仪

深夜1点40分，在救护车上待命的我们接到无线电呼叫：“77岁男性，心搏骤停……”

拒绝的刺青

深夜的纽约，交通没有白天拥挤，救护车几分钟就赶到一栋看起来有点老旧的公寓大门口。我们迅速拉出担架，带着电击器和其他基本设备，往患者家中跑去。

大门开着，一名中年男子一看到我们，立刻带领我们穿过客厅，进入卧房的浴室。我们看到倒卧在浴室地上的老先生，似乎没有了呼吸和心跳。当我用随身携带的剪刀剪开他的上衣准备进行电击时，赫然看到老先生胸口上有着大大的刺青：Do Not Resuscitate！

Do Not Resuscitate，简称DNR，通常是指病人或其法定家属所签署的一份同意书，同意当病人濒临死亡或没有生命迹象时，不施行心肺复苏，也就是不急救。

这是一份需要本人、见证人及公证人共同签署，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原始文件由病人或家属保管，医疗机构会留一份复印件存档。但是，在紧急医疗事件中，除非当场看到具有法律效力的DNR文件，否则紧急救护员还是会以抢救为优先做法。

我很确定，在身上刺写的DNR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他用洗不掉的刺青写在急救时不可能看不到的胸前，就是希望在他无法亲自传达此信息的重要时刻，以此表明他的意愿。

自己的心愿

心肺复苏，是患者心脏停止跳动后，为恢复患者自主呼吸和自主循环而采取的急救方式。在急救的过程中，需要用极大的力量反复在患者胸腔上施压，有人甚至用“暴力”来形容这一过程。常听说在心肺复苏过程中有患者肋骨被压断，从而刺伤其他脏器的事件发生。这也是有些重症末期的患者或家属愿意签署DNR的原因，它实际上是为了使患者少承受一些不必要的折磨。

当时我愣了一下，随即看了一下旁边的人，并大声询问：“有DNR的证明吗？”一位老太太坐在床边，好像还没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带我们进来的中年人好像是患者的儿子，站在门口一脸困惑，“DNR？”他激动地大声嚷道，“什么DNR，赶快抢救！还在等什么？”

“不要急救。”突然，老太太开口了，“我们讨论过了。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病痛不断，能够这样走是他的福气。”

“病痛不断？你在说什么？”儿子一脸不可置信，“我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啊，救人要紧！快救人啊！”

“你住得那么远，不清楚我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确实讨论过了，他就是希望当自己遇到危急情况时，可以不被干扰，平静地离开人世。他怕找律师签同意书要花很多钱，所以特地在胸前刺了Do Not Resuscitate。”老太太指着老先生胸前的刺青说。

“什么？”儿子显得六神无主，但还是坚持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管怎样，先救人再说！”

我再次跟老太太确认：“你们没有签不要急救的相关文件吗？”老太太摇了摇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一定要急救。我一边跟老太太解释，一边着手电击。看着强大的电流通过老先生的身体，把他震得从地上弹起来，老太太转身离开。儿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整个急救过程。经过一连串电击、心肺复苏后，老先生又有了心跳。一有心跳，我们就立刻将他移上担架，送进救护车，驶往医院。一路上，我们还是得继续用人工方式帮助他呼吸。

平凡的琐碎

一星期后，我回到老先生所在的医院。询问后得知，当天急救后，老先生虽然恢复了呼吸和心跳，但再也没有醒来。在加护病房住了数日，最后家人还是决定放弃。我想，假若这位老先生生前能利用住院的机会，询问一下医护人员或社工，获得关于“不要急救”的正确信息，事情也许会有不同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许多子女都住得离父母有段距离。但生活常常是由许多琐碎的细节组合而成的，若是双方分居两地，要了解对方的生活，确实很有挑战性。

我有个朋友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虽然平常忙着工作跟照顾孩子，但还是常常惦记住在国内的父母。有一次我回国，他要我帮他带些东西回去，有训练记忆的小游戏，做运动时用的各种器具，等等。

当来到他父母家时，我看见大大的房子里只住着二老，有一间房里堆满了子女托人带回的各种东西。我有些迟疑地将朋友委托带回的记忆游戏拿出来讲解，却注意到伯父的视力已经弱到无法阅读的地步。再取出做运动用的器具时，我看到伯母需要用拐杖才能从沙发上站起来，餐厅旁还放着一辆轮椅。

生活，是由每天、每时、每刻的点点滴滴累积而成。而人们偶尔联络，会着重于叙述不平凡的经历。虽然现在科技发达，人们随手按一个按键就可以经由网络看到对方，但很难通过这样的对话想象对方生活中平凡的琐事。例如，父母未必会提到他们现在无法一觉睡到天亮，半夜一定会起来上厕所，有时甚至不止一次，所以睡不好；现在食量不比从前，晚餐吃三个饺子就饱了；以往天天去小区里做晨操，最近双腿无力，已经有一个星期没去了……

获得优质时间，或是高质量的相处时间，可以让彼此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呈现自我，分享生活。这其中的要点，在于自处和相处。

（小小摘自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生命这堂课》一书，刘璇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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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启

皮特有一个少见而古怪的姓，这个姓读作“拿缸嘎”，意味着他来自遥远的非洲。

我在美国上大学时，主修经济学，皮特·拿缸嘎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教授。

这是一所一百多年前由北欧人建立的教会学校，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历来没什么黑人学生，亚洲人也寥寥无几。直到21世纪，我进校第二年，皮特才通过一个交流项目成为学校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教授。

皮特有句口头禅，翻译过来就是：人生苦短，与人为善。

皮特上课非常有趣，他出生在尼日利亚，后来在纽约的一所大学任教。他时不时讲一些发生在非洲大草原上的故事，或者纽约的“大都市段子”，引得大家艳羡不已，恨不得马上飞到非洲看看长颈鹿，或到纽约去尝一尝他口中“全球最美味”的墨西哥牛肉饭。

与此同时，在欢乐的气氛里，皮特对于经济学专业知识的传授却并不热衷，往往点到即止。

第一次考试，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没及格。

作为一个很在意分数的学生，我有一次忍不住在考试前去找他，问了几个他在课上没有解释清楚的问题。皮特给我出了好几个例题，耐心地为我讲解，讲完还不让我走，抓着我问中国的风俗人情。临走，他向我眨了眨眼，说：“放心，没事的。”

拿到试卷，我惊呆了，试卷上的题目，就是他单独讲给我的例题！连数字都一样。

不出意外，我考了A+。

这就是赤裸裸的作弊，对于真正的学习，也是弊大于利。但面对如此诱惑，又有谁能抗拒呢？

这种秘密是藏不住的。先是有同学带要好的朋友去，朋友再告诉另一个朋友，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几乎大半个班的同学都在皮特的办公室里。

随后发生的事情，在我整个学生生涯里都是前所未有的：为了保证“公平”，皮特找了一间空教室，把全班同学集中在一起，讲这次考试的题目。全班都得了A，颇有“天下大同”的理想主义色彩，以至于下一学期的课刚刚开选，皮特的课就已经人数爆满，还有一份长得看不到尽头的候补名单。

一个冬天的早晨，雪刚停，我们在教室里等待着皮特。等了很久，皮特没有来，来了另一个经济学教授，他说：“同学们，很抱歉，拿缸嘎教授以后都不会来了，由我来给你们上课和考试。”

同学们慌了。下午，全校师生都收到一封来自校长办公室的群发邮件。

邮件的题目是：警告！注意前任教授皮特·拿缸嘎！

邮件中写道，皮特因特殊原因，已被免去教学职位，如果今后有谁在校区附近看到他，请报告给学校保安部门，并报警。

晚些时候，一张照片在宿舍里传开。照片里，皮特背对着镜头，双手被铐在身后，正被几个穿着制服的大汉塞进一辆黑色的汽车，制服背后写着三个巨大的字母：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拍下这张照片的人说，他目睹了一切，皮特是突然之间被FBI抓走的，FBI说，他是恐怖分子。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思绪杂乱，不知该庆幸自己和一个恐怖分子和平共处这么长时间，还是根本无法接受“皮特是恐怖分子”这一事实。

皮特在这所学校存在过的痕迹很快就被抹去。直到期末，皮特的离开终于对我们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没有人再告诉我们考试的内容了，一群看起来成绩优异的学生被打回原形，有的勉强及格，有的索性交了白卷。

很久之后的一天，我忽然收到老同学发来的一条短信，他让我快看邮箱。

打开邮箱，有一封题目叫“我是皮特·拿缸嘎”的邮件。这是一封9000多字，长达17页的信，看完它几乎用尽了我的英语知识。

皮特在信里说，他被FBI抓走的理由是，他曾经向某政府公共部门发送了一封含有恐怖主义与恐吓性质的威胁邮件。他说，事实已经查清，信虽然是由他的电脑通过学校网络发出的，但不是他发的。

其实，在校任职期间，皮特一直受到种族歧视的迫害。

他办公室的门上偶尔会有“黑鬼”字样的贴纸，他参加学术论坛的差旅费无法报销，甚至连本该为他服务的办公室助理也直接告诉他：“我们学校从来没有黑人，你能来就不错了，老实点儿。”他试图融入，结果好几次被逼为整个经济系的聚会买单，之后情况也并没有好转。有一天，皮特在前往办公室的途中被警察拦截。警察说有人举报他非法持枪，在彻底搜查后才获准放他走。后来皮特才知道，报警的是他的同事，经济系的一名教授。

他在被歧视、被羞辱的同时，在课堂上却丝毫没有显露，只是告诉我们：人生苦短，与人为善。

面对这一切，皮特做了一个经济学教授最擅长做的事情——调研，收集数据，用事实和逻辑说话。他花了大量业余时间进行探访和搜集，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学校女性员工的薪资水平、涨薪频率与幅度、升迁概率都远远低于男性。

第二，有色人种员工的薪资水平、涨薪频率与幅度、升迁概率也远远低于白人员工，并且白人教师对黑人员工、学生存在严重的歧视。

第三，学校存在严重的性骚扰问题，即便女员工和学生受到性骚扰后向学校管理层报告，问题也得不到解决，反而会失去工作、被逼转学。

第四，管理层中存在腐败问题，如果不认识“对的人”或做“对的事情”，就永远无法获得升迁。

他把自己的发现整理成文，并试图与校长沟通。随后，皮特因为一封由他的电脑发出的“含有恐怖主义与恐吓性质的威胁邮件”而被FBI带走。

在邮件末尾，他写道：

“虽然那个恶作剧的元凶还没有找到，但已证明我的清白，我也回到纽约教书。我的研究成果已经通过FBI转交美国教育部，他们组织了一个独立调查小组进行调查。

“我找回了自己的生活，但愿我所做的一切，可以为你们，为这所学校，带来真正的美好时光。

“很高兴认识你们每一个人，虽然结束得很突然，但我与你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从专业角度说，皮特未必是个好老师，因为我从他的课上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寥寥无几。但他又确实是最好的老师，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老师会用自己的命运去向学生证明自己所相信的道理、所说的话。

皮特虽然走了，但似乎从未离去。每当我面对糟糕的时刻，他就会跳出来说：“嘿，兄弟！听我说！人生苦短，与人为善。”

（松明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糟》一书，王娓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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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荔

有一种焦虑症叫黄昏焦虑症——一到黄昏时刻，看到天色渐暗，心情就变得特别低落、烦躁，有种莫名的空虚感，心里像被填满了很重的东西。特别是中午只想小睡片刻，结果一觉昏昏沉沉睡到了太阳落山。下午五六点钟醒来的人最孤独。一觉醒来，独自待在日暮时分尚未开灯的家里，房间昏暗，一种幕天席地的孤独感便奔涌而来。向窗外望去，沉寂的余晖里有着说不出来的荒凉感伤，仿佛这空空世界里只剩下自己被暮色一点点侵蚀，恍恍惚惚中觉得自己好像被全世界抛弃了。

看见太阳落山会恐惧焦虑，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我们基因里的一种本能。在人类前三百万年的发展历程里，祖先们在大自然中风餐露宿，与野兽抵死相搏，白天采集捕猎，待到黄昏时刻，就得抓紧时间躲入洞穴。晚间夜行性的野兽出没，外面处处充斥着危险。所以，黄昏预示着性命攸关的紧迫感，这是源自大自然强大无情的压力。现代人对黄昏的恐惧与逃离感，是人类进化而来的防御机制，也是根植于古老大脑的本能反应。

黄昏焦虑症，也是一种心理投射。从时间意义上看，清晨代表一天的开始，光线明媚，充满了未知的希望，同时人被繁忙的劳作、匆促的行程填满，披挂上阵，冲出家门，无暇思索。而当黄昏来临，倦鸟归巢，一天也即将结束。周围一下子冷下去，色调慢慢暗下来，淡淡的倦意给窗玻璃镀上斑斑污迹。面对庸碌的一天与逝去的时间，人有时会觉得非常惶恐。当黄昏的灰雾四起，如同犹犹豫豫的幽灵，渐次破坏了地平线，掠过树梢晚归的鸟儿，振着剪影般的翎羽，吞下白天最耀眼的阳光，整个天空变得暗淡下来，白天在一川暮色中即将消逝，人在心理上也有了一种万事终结的感觉。

李商隐的《登乐游原》写过这种情绪。这首诗只有二十个字，起首就是“向晚意不适”。“向晚”不仅是在讲客观的时间，也是在描述心情上趋于没落的感觉，以及自然所赋予的、不可抗力所孕育出的生命悲剧意识。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向晚”，不仅是说唐朝到了后期，在时代心理上有一种没落的感觉，更是说关乎个人的生命会结束，朝代会兴亡，所有的一切，在时间的意义上都有所谓的结束。当意识到这件事时，人就会产生一种幻灭感。只要意识到一切都会结束，不管离这个结束还有多久、多远，都会生出幻灭感，觉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随时可能丧失。

“向晚意不适”，我觉得是描写心情上的一种讲不出理由的闷。“不适”用得非常有分寸，就是有一点不舒服，但也讲不出有什么不舒服。白日将尽，没有未来，低迷的情绪开始弥漫。如何解脱呢？“驱车登古原”，出去走一走，散散心吧，就驾着车子到古原之上。“夕阳无限好”，可是前面有“夕阳”两个字，无限好就难免荒谬。夕阳再璀璨，终归是向晚的光线，接下来必将沉入黑暗。如此好的夕阳，奈何“只是近黄昏”。到了快入夜的时刻，再好的金黄暮色，也会趋于没落，即使斜阳再华丽也是虚幻。

从清晨到日暮，不论男女老少，都有些难以抵抗这种来自大自然的消沉力量。我觉得，黄昏的孤独不仅属于个人，也是一种宇宙洪荒式的孤独。黄昏焦虑症这种情绪并不特殊，接纳就好。对日暮的情绪共鸣，承载了我们对更宏大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的思考与追寻，这种体悟本身也是生命感受的一部分。

下午五点多钟，不知不觉地，日光已然偏斜，白日轻逸地逃去，像即欲离开的客人。向晚的微光，早已沉淀出一片寂静，在你熄了火的眸子里，滑过幽暗的水面。下午五点钟，忙碌的一天结束了。回家吧，和归巢的鸟一起。父母做好饭菜，等着孩子们回家享用。即便孤身一人，也总有一个现代“洞穴”在暮色中等着你回去躲藏。

（田龙华摘自微信公众号“文化学者黎荔”，黄思思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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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幼

丈夫来自北方，每到冬天就抱怨南方没有暖气，冷得刺骨。仿佛南方的冬天都汇聚在骨缝中——在里面开了一个冰糕厂，冷得让人打哆嗦。

回到家，丈夫缩成一团，脸色苍白，一声不吭。我抱着猫，坐在丈夫旁边，我们都没有说话。这点儿寒冷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猫在我双手的抚摸下安静地睡着，热量逐渐从我的手指向周身传递，身子解冻，慢慢暖和了起来。猫趴在我的腿上一动不动，如同一个热水袋。猫身体的热量很高，它把热量传给我，驱散了我身体的冰凉。

我想把猫递给丈夫，让他也暖和暖和，我抱着猫晃了晃，只听见猫肚子里的水拍打肚皮的声音，像海浪拍打海岸。多神奇的猫！原本是个烧水壶，现在又成了一个热水袋，性质虽差不多，但热水袋摸上去更柔软、舒适，真想一直抱着不放手啊。

丈夫接过猫，急忙用脸去贴它的肚子，手顺着猫毛轻轻地抚摸。我看见丈夫的脸逐渐红润起来，表情也从僵硬恢复到自然。

猫解冻了丈夫，丈夫回归了正常。我想把猫要过来，但为时已晚，丈夫不愿意把猫还给我。他双手抓紧猫，生怕被抢走，独自霸占了“热水袋”。

抱猫可以取暖。就算不抱着猫，猫在家中四处走动，也会把热量散播到各个角落。作为一个移动的“热水袋”，用不着充电，也用不着往里面灌水，猫会利用自己烧水壶的功能把身体里储存的水烧热，只要人有需要，就会立马咕噜咕噜地开始工作，24小时保持恒温，任何时刻抱起来都会让人觉得无比温暖。

胀鼓鼓的“热水袋”从地上经过，所到之处都会留下一条温热的道路。

尽管猫会自动加热，但还是经常钻进我的被窝取暖，用它那丝绒般的皮毛贴着我的脚心。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痒，反而感到格外舒适。猫无意中接近了我身体最冷的部位，体贴地把热气堆在我的脚边。尤其在冬天，猫每晚都睡在我的脚边，脚暖和了全身都暖和了。当我周身热起来以后，我和猫便开始互相传递热量，弥补彼此身上缺失的温度，让体温达到均衡。这样一来，猫不仅没有失去热量，还得到了更多的热量。

我把手插入猫与床之间的缝隙，立刻会感到烘烤般的温暖。我担心持续这么高的温度会不会把猫烤熟，也许猫本来就是被烤熟的，不然怎么会一直热气腾腾的呢！

（叶木书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乌有猫》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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殳俏

不善吃面的孩子从小就会受人讥笑，一碗新鲜滚烫的面被端到面前，便开启了一场令人沮丧的战役。大多数时候是又烫又不合胃口的汤汁作祟，再加上嘴形结构不同，光看着别人“滋溜滋溜”瞬间吃到碗底朝天，自己眼前的一碗面，却是无论怎么吃，都不知被谁恶作剧似的，生生地从一碗变成了两碗那么多。是以长大之后，每逢吃面，一定不会单独点一碗，而是央求服务员再给个空碗，从别人那里分一点，再单独点份面的浇头，这样才能吃得气定神闲。就算这样，依然会被人讥笑：“你不是打算搬去北京吗？这么吃面你可会在那里变成众矢之的哟。”

真正住到北方之后，却发觉自己变得会吃面了。原来南方人吃面重浇头或汤头，真正面的部分却是差点意思。而北方人吃面，看重的是面本身，一碗简单的清汤和一点点香辛的调料，便能衬托出面之筋道、面之骨气、面之精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兰州的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都是配角：一碗清可见底的牛肉汤、几片爽脆的白萝卜、几滴鲜红透亮的辣椒油、少许嫩绿清香的香菜和蒜苗。真正的主角，则是手工捣揉、抻摔拉扯出的黄亮润泽的面条。面在滚水中略煮一下就好，加上那“一清”“二白”“三红”“四绿”，这么一碗面端到眼前，饥肠辘辘时，五分钟便能连面带汤吃喝个精光。

都说好的兰州牛肉面，出了兰州就变味，这话一点都不假。面食是生根于本乡本土的食物：本地产的小麦，和面的水，甘南草原上生长的黄牛，夜以继日燃烧着的煮着牛肉、牛肝、牛脊髓、牛棒骨的老汤锅底下的火，还有在兰州土生土长的拉面师傅的手。离开任何一样，就算原料再讲究，面也会隐隐约约地“不对味”，而这种“不对味”，也只有最眷恋本地牛肉面的味蕾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在地球的另一端，也有一群跟中国北方人一样爱吃面的人。流传已久的传说是，马可·波罗把中国人的面食带到了意大利。但意大利人不爱听这话，为了证明自家面食的原创性，他们专门建造了一个面食博物馆，让世人都来了解意大利的面食。其实从罗马时代开始，他们就开始吃面食了。按照面食必须生根于本乡本土这个逻辑来说，意大利人的“着急”一点儿没错，若没有亚平宁半岛出产的硬质小麦、维苏威火山灰土壤孕育出的上等橄榄油和鲜甜西红柿，意大利面也将沦为味道平平的食物。可不是吗？你看，兰州以外的中国各大城市，那“兰州拉面”的招牌让真正的兰州人哭笑不得。同样在意大利之外，风靡世界的各种快餐中，总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意大利面，让意大利人一说起来便露出鄙夷的神色：“全拜美国人所赐。”要吃到好的面食，必须去这些面食真正的故乡。我想在这一点上，兰州人和意大利人应该会“心有戚戚焉”。

而吃到一家好面铺，最大的乐趣莫过于“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给你什么样的面”。

去吃兰州牛肉面，第一个步骤如同做几何选择题——你想要什么样的面：毛细、细、三细、二细、筷子头，这些都是实心圆面；韭叶、薄宽、宽、大宽、皮带宽，这些则是扁形面；更有做成三角形横截面的荞麦棱、四边形横截面的四柱和某种现在已很难看到的空心面。如果想换换口味，你还可以试试面疙瘩、面片、雀舌、搓鱼子等手工面。

与此呼应的是，当你走进一家意大利小馆，让你纠结不已的，同样是那些发音复杂的意大利面的名字：缎带面、顶针面、手帕面、螺旋面、笔管面、拐子面、草苗面、特宽面、水管面。

“天使发丝”其实就是意大利面版的“毛细”，意为极细面；“噎死神父”则是一种毛巾扭绞状的短面，据说因为实在太好吃，以至有位神父吃到差点儿被噎死，故而得名；“小肥牛”的形状跟牛没关系，是一种用柳条篮子压出纹路的撒丁岛面，据说每个撒丁岛女孩都必须做得一手“小肥牛”才能顺利出嫁；“袖管儿”，顾名思义是如袖管一般的空心面，大多数时候会用来填馅儿。

而意大利人也跟中国人一样，喜吃面片、面疙瘩、猫耳朵。

只能说烹饪的灵感无处不在，东西方面食既有差异，也有不谋而合之处，这正是面食最大的魅力。

（安译摘自重庆大学出版社《饿童时代》一书，蔡卫东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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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宋贞渊宋贞林赵杨（译）

父亲偶尔来首尔，我们姐妹都会一起去机场迎接。我们都随父亲，喜欢吃肉，所以父亲总是一下飞机，就带我们去排骨店。

那天不仅我们姐妹，我丈夫也一同去迎接父亲。大家一起到饭店点了酱排骨。排骨上桌后，我丈夫就辛苦地又烤又切，我们姐妹则跟着父亲奋力地吃。父亲吃完后说了句“走吧”，就起了身，我们姐妹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丈夫惊慌失措地小声对我说：“我一直在烤肉，一块也没吃呢。”那天回家后，丈夫一个人悄悄用水泡了碗米饭吃。

父亲不管干什么，都不喜欢长时间地停留。无论在哪儿，只要懒洋洋地坐着浪费时间，父亲就觉得很可惜。在饭店吃完饭，与其在那里坐着，父亲更喜欢移步到咖啡店去喝杯茶。

在座位上停留时，父亲总会说“尾巴还是短点儿好”。他说家人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想再玩一会儿，这时最好站起来告别，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会说出些让人伤心的话，甚至会互相争执起来。如果我们兄弟姐妹说“不会的”，父亲就会说：“有留恋才会更亲密。”

不知是不是受父亲的影响，不管是和多亲近的人见面，我也会拒绝一晚上三次、四次地喝酒。

吃东西的时候，在距吃饱还稍稍有些欠缺的时候就放下碗筷，打电话时留下一点余韵就打住话头，见面时则在有些依依不舍时相约下次。

（映宣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父亲的话，女儿的路》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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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楚楚

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大多数App（手机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和电视开机广告时长不过5秒，而不少剧集的贴片广告则长达60秒甚至2分钟。这是为什么？是部分平台为了用户体验牺牲了商业利益吗？显然不是。试想，如果你点开一个App，开屏广告从30秒开始倒数计时，你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用几次就会卸载甚至给出差评。所以App开屏广告和电视开机广告，往往时间不会太长。但只给开屏广告留下5秒钟，广告商愿意吗？愿意！5秒足以传达广告最核心的内容，也不会让用户产生过多的抵触情绪。广告商购买的其实是用户的注意力及其潜在的消费行为。

注意力经济强调要最大限度地吸引用户的注意力，通过培养潜在消费群体，获得最大的未来商业利益。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注意力是一种稀缺资源。只有大众注意某种产品时，才有可能成为消费者。因此，注意力经济也被称为“眼球经济”。

5秒的开屏广告往往还有一个隐藏点：有些开屏广告其实不需要等到5秒就可以关掉，但页面的倒计时，会让用户在潜意识里认为必须等够时间才能“跳过”。伴随着倒计时，用户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广告到达率”一下子就提高了。

那为什么很多视频平台的贴片广告时间都比较长呢？因为对这类平台来说，收入来自两部分：广告投放与会员购买。爱奇艺公司的财报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爱奇艺的整体营收为79亿元，其中会员营收为48亿元。

像热播剧、热门综艺等，其广告位是不愁卖的。但很多人追剧时，会在贴片广告较长或频繁出现时，倾向于为优质内容付费，通过购买会员来“跳过”广告。假如广告时间足够短，在用户的忍受范围内，购买会员的人就少了；假如广告特别长，长到大部分用户都倾向于购买会员来“跳过广告”，那么广告商就不乐意了。

由于每个用户对广告的接受阈值不同，因此贴片广告需要找到一个“留量”平衡点，既能满足广告商的需求，吸引部分用户的注意力，又能让一部分对广告时长“接受阈值”低的用户购买会员，专注于平台内容。现在还有个新趋势，通过广告提供附加值。比如，看15秒广告可免费听歌半小时。这种模式大大提升了用户看广告获得的效用，增值服务和额外的满足感会让他们更有可能选择看完广告。

再如，前两年大火的免费游戏《羊了个羊》，操作简单但难度不小，容易让人“上头”。玩家可以通过观看15秒至30秒的广告获取复活次数和游戏道具，每获取一次，广告时间会递增一次。不少玩家为了通关，只能选择把广告看完。

既要提升广告的传播效果，增加平台营收，又要提升用户体验，真正实现多方共赢，还得动一番脑筋。广告传播路径需要不断优化，广告内容也得出彩、出新。假如广告本身就具有吸引力，“留量密码”到底是多少秒，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杨子江摘自《经济日报》2024年6月16日，肖文津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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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田邦子张秋明（译）

三月十日。

那天，住在蒲田的同学约我一起去海边挖蚌壳。

晚上刚睡着，我就被防空警报声惊醒。黑暗中，我正想抓着白天挖到的蛤蜊往外逃，就被父亲一把推开：“笨蛋，拿那种东西干吗？丢掉！”

厨房的地板上，蛤蜊散落一地。

这是当天晚上所有混乱的序曲。跑到门外，整个街道上方的天空已是一片通红。我家对面的面店受到燃烧弹的攻击，冒起了大火。

父亲身为村里的干事，不得不出面处理。他交代我和母亲留下来看家，让读中学一年级的弟弟带着八岁的妹妹到赛马场后面的空地避难。

父亲叫住正要往外跑的弟弟、妹妹，将夏天用的亚麻凉被浸在消防水桶中，吸饱水分后盖在两个人身上，然后用斥责的语气赶他们上路。这条凉被有着淡蓝色的布边，中间是秋天的花草图案，我很喜欢，不禁在心中叹息：“好可惜！”但是想到刚刚的那些蛤蜊，我没敢说出口。

然而，之后我根本无暇顾及那条凉被和那些蛤蜊，也没办法继续读《明星》杂志和食谱了，因为火势逐渐逼近。

门口的马路上有许多拉着载满家当的拖车、扶老携幼的逃难者。随着火势渐强，有些人甚至沿路抛弃行李。

火随风势，四周扬起了明信片大小的火花。空气十分燥热，一呼吸，鼻子和喉咙便灼热难耐。我一边用泡过水的灭火拍扑灭火苗，一边察看家里有没有发生状况。

“没关系，你直接穿着鞋子进去！”父亲大声指示。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着鞋子走在榻榻米上。

我心想，说不定我就这么死去了，却又难掩穿鞋踩在榻榻米上的新鲜感。

这种时候，女人总比男人看得开。父亲虽然那么说，却还踮着脚，走得很不自在。母亲居然穿着父亲的马皮靴，大摇大摆地在屋子里来回穿梭。或许母亲的心情和我一样。

整条街只有我家附近奇迹般地没有被烧成灰烬。我一脸烟灰，连眉毛都给烧掉了。弟弟和妹妹也回到了家。

彼此都是大难不死，逃过一劫，照理说应该是场面感人的重逢，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唯一记得的是，弟弟和妹妹把急救袋中的干粮吃光了。他们听说我们家附近全部陷入火海，觉得不会被父亲责怪，就放心地大吃起来。

事后妹妹还表示，当时哪有可能成为孤儿的悲痛，全是能吃饱肚子的喜悦。

听说接下来的战况会更激烈，于是父亲提议：“照这样下去，我们家肯定难以幸免，不如把剩下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吃掉再死吧！”

母亲便将收藏的白米拿出来煮了一大锅饭。我挖出埋在庭院里的地瓜，用之前藏起来的面粉和麻油做成油炸地瓜片。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我们家这一顿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大餐了。

经过昨晚的折腾，榻榻米上满是泥印。我们在上面铺了块布，一家五口脏得像泥人一样，围坐成一圈吃饭。周遭弥漫着昨晚火烧之后的余烬和烟尘。

我们家隔壁是一家外科医院，不断有受伤的人被送进去。想到这些邻居的遭遇，我们全家人竟在光天化日下享用美食，实在是太放肆了。

母亲变得很爱笑，一向摆着臭脸爱骂人的父亲也显得很亲切，不断招呼我们：“多吃一点，应该还吃得下吧？”

饱腹之后，我们一家五口像河边卖的鲔鱼一样，一字排开睡起了午觉。

看见榻榻米的接缝塞满污泥，蔺草席也断裂起了毛边，母亲偷偷起来想拿抹布清理。父亲轻声制止她：“别打扫了，你也睡吧。”

屋子的角落，我前一天挖到的蛤蜊散落在地上，支离破碎地被晒干了。

我一直是个嘴馋的人，也自诩比一般人更常有机会享受到美食，可是屈指细数心目中印象最深的美食记忆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东京大空袭隔天“最后的午餐”。尔后也曾有好几次觉得“真好吃”“真幸福”的美食经验，当时固然刻骨铭心，但之后惊艳的感觉便逐渐融化，最后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像钩针上的倒钩一样，收获快乐之余总伴随着甘中带苦的泪水咸味。这顿生死攸关的吃饭往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文远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父亲的道歉信》一书，本刊节选，肖琪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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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润草木非易

不知道你有没有过以下经历：当你听到所有人，尤其是小学生都在唱《孤勇者》时，哪怕它再好听，你也会一秒“下头”，觉得没那么好听了；追剧时，主角完美无缺、人见人爱，但你就是更青睐那个有些小缺点的配角，认为主角比不上他；你喜欢的宝藏UP主（上传者）上传的视频下本来冷冷清清，有一天却突然爆火，看着自己曾经的一条条留言淹没在满屏的弹幕中，你会莫名失落……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流行文化恐惧”，换句话说，是你的“独特性”在作祟。

心理学家斯奈德和弗罗姆金曾面向大学生做过一个态度测试。测试前，单独告诉他们每个人，他们的态度与其他人截然不同或者完全一样，之后再试图让他们产生从众行为。结果发现，那些不从众的人，恰恰是被研究者诱导，而认为自己最不独特的人。这个测试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大喜欢离经叛道，但内心深处，仍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当人们认为自己有“适度的独特性”时，自我感觉更好。比如，上学时，我们大概率会讨厌穿校服，它千篇一律，不仅破坏了我们的独特性，更剥夺了自由感。我们会在校服里面花心思，穿一些戴帽子的卫衣，更多地“露”出我们不同于他人之处。

所以，自己私藏的爱好突然流行起来，就好像自己最好的朋友“叛变”，有了其他更好的朋友。这时，我们会懊恼或者干脆失去兴趣。

你没注意到的是，我们会暗戳戳地将身边人划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前者是与我们相似的人，而后者是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常常会拿自己同外群体比较，试图找到自己优于他们的证据。相较外群体而言，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偏爱自己所归属的内群体。所以，许多人不希望自己喜欢的歌火起来，甚至会给自己原来喜欢但后来火起来的作品打低分。这是因为，自己原来所属的内群体拥入了本不该在此存在的外群体，破坏了内群体原本的独特性，从而导致心理失衡。

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也是一种“我不再是我”的失落。这种心理不可避免，我们只需要随心而动，坦然接受自己的好恶即可。其实，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并不等于宣扬极端的个人主义，最重要的是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平衡独立与依恋的需求。正如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所说：“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终会成为我们自己。”

（叶怡伶摘自微信公众号“京师心理大学堂”，王原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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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成

在某些书店或图书馆，你往往会遇到这样的管理员。当你询问某本书时，他们往往双手一摊，用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都在书架上，没有就是没有了。”但你经过自己的努力，还是能在书架的某个角落找到你所要的书。

而在门德尔图书馆，你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门德尔图书馆刚开业时打出的广告：想到，你想不到的；找到，你找不到的。

门德尔图书馆的管理员非常热情，当你报上所需书目时，你往往会得到更多。管理员会向你提供一份令你瞠目结舌的书目——你原以为你决定深入研究的人不大出名，资料少，容易穷尽，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可供参考的著作，这实在是出乎你的意料。

有时，你甚至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往门德尔图书馆的：你信心满满地拿出一份自认为非常详细的书目，迫切地想通过管理员来验证自己的成果。你满怀期待地等待着，但不过片刻，管理员便列出一份更为详尽的书目，包括每本书的出版者、出版年代和价格。如果你愿意等待，你还会得到更多的相关信息。

门德尔图书馆的管理员无疑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一份包罗万象的“图书目录”。

你在惊愕的同时也发出了疑问：“这些书都能找到吗？”你担心这份书目中有些书已经“死”了、绝版了、化为灰烬了，或者仅仅作为一个书名存在于管理员的大脑中，甚至只是管理员为了炫耀自己的学识而杜撰出来的，并不曾存在——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管理员只是微笑着，指着墙上的那句话，告诉你：“想到，就能被找到。”

（秋水长天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书籍的隐喻》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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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鲍勃是在6年前。“二战”史学者戈叔亚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前来中国寻找他的表哥詹姆斯·布朗的遗骸，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完成这个心愿。

我所发起的“老兵回家”公益活动，除了照顾幸存的抗战老兵，寻找抗战阵亡将士遗骸也是重点工作之一。但我从未想过，会去寻找美国人的遗骸。

我想去见见鲍勃。

2018年10月，在建川博物馆援华义士广场上，我见到了站在詹姆斯·布朗半身像前悲喜交加的92岁的鲍勃。

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在美国为詹姆斯申请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墓碑时，却被告知“不符合条件。”几年后，他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在异国寻找失踪军人遗骸的工作因“资金短缺、意愿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极端官僚主义”而停滞不前。

二

1921年，詹姆斯·布朗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他酷爱飞行，从河滨军事中学毕业时就拿到了私人飞行员执照和双引擎飞行执照。

1940年7月，德国出动2000多架飞机发起了“二战”中规模最大的空战“不列颠之战”。詹姆斯告诉父母，自己想加入英国的航空运输辅助公司，为英国各基地运送飞机。他对母亲说：“我想去，但我不想杀人！”

随后，詹姆斯前往英国，开始了他的冒险旅程。他驾驶过喷火式战斗机、飓风式战斗机、布伦海姆轰炸机、教练机、水陆两用飞机——几乎所有类型的飞机，除了四引擎轰炸机。

1942年7月，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深机长哈罗德·斯威特找到詹姆斯，希望他加入中国航空公司。哈罗德说，中国正处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滇缅公路被日军占领后，美国援助中国的战略物资只能通过空中航线经由印度运入中国，“中国需要你”。

三

1942年9月23日，詹姆斯从美国芝加哥飞往南部的迈阿密，再几经周转，于10月7日到达印度汀江。这里，是驼峰航线的起点。詹姆斯作为副驾驶员被编入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机长是曾在飞虎队击落3架日本战机的约翰·迪恩，无线电操作员为杨光鎏。他们的任务是在驼峰航线上运输战略物资。

鲍勃曾在文章中缅怀这些英雄：驾驶着动力不足、超载且老旧的运输机，飞越印度与中国，穿越长江、怒江和澜沧江，以及无比凶险的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天气条件极其恶劣，高空风速可达160千米每小时，突然出现的气流会使运输机失去控制，“几乎没有地面通信，无线电设备十分原始，而跳伞进入丛林或高山绝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飞行员们清楚这些风险，也深知他们肩负的任务的重要性”。

40天后，詹姆斯的父母等来了中国航空公司副总裁哈罗德·比思毕从昆明发来的电报：詹姆斯的飞机在驼峰航线上失联。7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对詹姆斯“推定死亡”。

10年后，詹姆斯的父亲去世；又过了5年，他的母亲去世。“他们是因为过度悲伤而去世的。”说完这句话，鲍勃陷入了沉默。

“您愿意委托我们去寻找詹姆斯的遗骸吗？”我脱口而出，“费用由我们自己来筹集。”

在鲍勃出版的《寻找詹姆斯·布朗——一个“二战”时期在中国失踪的飞行员》一书中，他也提到了这一幕：“当孙春龙问我是否可以授权他们去寻找60号飞机，且由他们的机构承担所有的费用时，我惊呆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努力遭到无情的拒绝，现在竟然有一个会说中文的伙伴主动来帮助我们。足足过了一分钟，我才告诉他，这个提议是多么无价！”

四

鲍勃寻找表哥的遗骸，是从1993年开始的，那年他刚刚退休。当时，他无意中读到前上尉飞行员约翰·吉诺维斯于1945年出版的《我们无武装飞行》一书——同为中国航空公司招募的飞行员，他曾受詹姆斯的未婚妻琼安的委托给詹姆斯带去吉祥物：一头用布做的蓝色小象。

这头被命名为“塔福”的小象，陪伴了詹姆斯的每次飞行。约翰在书中写到，1942年11月17日，因为日军空袭巫家坝机场，塔台命令他们紧急起飞。匆忙之间，詹姆斯忘记了带小象。约翰回到飞行员宿舍后，看到“塔福站在那里，非常忧郁”。

这是詹姆斯消失半个世纪后，鲍勃再一次捕捉到他的身影。

鲍勃觉得，他应该带詹姆斯回家。为此，他先后4次来到中国。

2010年，他见到作家刘小童——他在《驼峰航线》一书中，记载了60号飞机坠毁前的信息。飞机从昆明起飞一个多小时后，即将进入横断山脉，60号飞机的机长约翰联系上在南线飞行的另一架飞机，询问南线是否有日军的战斗机，他说，60号飞机结冰比较严重。不一会儿，塔台收到60号飞机的紧急报告：“飞机在下坠，我们正在抛卸锡锭……”报告尚未结束，无线电便归于静默。

鲍勃将这些重要的信息告诉了美国探险家克莱顿·库勒斯。据经验丰富的克莱顿分析，60号飞机有可能在由北线转向南线时坠毁。他打开地图，一眼就看到了高耸的苍山。

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最艰险的空中运输线，由于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在这里，总共有500多架飞机坠毁，1500人牺牲。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的飞机残骸，成为飞行员的航标。正因如此，这条布满飞机残骸的山谷也被称为“铝谷”。

带领克莱顿前往苍山的向导名叫茶兴华，他的家在苍山西坡的一个山沟里，这是前往苍山腹地途经的最后一个村庄。茶兴华说，他的父亲在山上打猎时曾意外发现一架坠落在马龙峰下的飞机。机舱内有一具尸骨，像外国人。从现场推测，飞机应是撞上山崖坠毁的。

2011年9月，克莱顿在海拔4084米的山崖上找到了撞击点，并在其下方的乱石中发现了很多金属碎片。其中一块碎片上有4681的编码，这正是他们想要寻找的那架飞机。

由于条件和经费所限，寻找遗骸的工作暂时停止。

五

2018年10月，我们接受鲍勃的委托，打算立刻开始行动。此举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但因为马上进入雪季，所以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才可以上山。

鲍勃收到邮件后，满怀希望地期待着春天的来临。

那时，中美贸易摩擦初现端倪，所有人都期待事态向好的方向发展，却没想到它快速升级为中美贸易争端。我们的行动不得不中止。

两年前的冬天，我突然收到鲍勃的邮件：“又一个春天即将来临，我们全家都期待着你能带詹姆斯回家。”这句话戳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知道，必须开始行动了。

2022年5月12日，我们的先遣队找到已71岁的茶兴华，希望他带我们登上苍山。我们需要在灌木丛中步行三四天，且山崖陡峭，还有野兽出没。没想到，茶老没有一丝犹豫，还说不要任何报酬。我既欣喜又好奇，问茶老为什么愿意带我们来苍山，茶兴华说：“他们虽然是美国人，却是来帮我们打仗的。他们牺牲在这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

进入苍山的第三天，我们需要穿越海拔3000米左右的箭竹林。手指般粗细的竹子挤挤挨挨，让人寸步难行。到了下午，下起大雨，我们的雨衣被竹子刮成了碎片。当天晚上，风雨交加，山间河水暴涨，所有队员一夜无眠。

第二天，雨慢慢停歇，趁着这个间隙，我们决定尽快下山。那时，我们距坠机点，预计仅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

离开前，我们在山坡上采了一捧高山杜鹃，面向60号飞机坠毁的方向，举行了简单的祭拜仪式。我对着高山之巅说道：“中国航空公司60号飞机的机长约翰·迪恩、副驾驶詹姆斯·布朗、无线电操作员杨光鎏，由于条件限制，我们无法抵达坠毁地点。我们会再次前来，接你们回家。”

我的声音在山谷里回响。

六

我想了很多办法，但前往苍山寻找60号飞机的事情没有任何进展。

2024年，鲍勃给我发来一封邀请函，他说：“在过去的6年里，你和你的同事一直希望把詹姆斯的遗骸带回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表明，我们需要合作才能走得更远，我们之间是如此，两个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202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纪念日，我从驼峰航线的终点昆明出发，由上海飞越太平洋，经旧金山、新奥尔良，抵达佛罗里达州，再乘坐汽车抵达终点——东海岸的罗克利奇小镇。82年前，21岁的詹姆斯就是从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出发，飞越大西洋，经由非洲，到达印度，再前往中国昆明。我的起点，正是他的终点。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出征的小伙子。此刻，我正急着回家，我要告诉父母战争胜利了；我要开着敞篷车去接琼安，和她举行婚礼……

是的，只要我们还有记忆，詹姆斯就没有死去。

我一眼就看到鲍勃家门口挂着一面黑色旗帜，旗帜上有一个低着头的人像，背景是战俘营和铁丝网的图案。这是战俘与失踪人员旗帜，代表家人一直在等待他们回家。

一见面，我和鲍勃就来了一个深深的拥抱，他说：“我等待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此次前往美国，我想当面向鲍勃道歉，我虽尽了最大的努力，却一次次地让他失望。同时，我也想告诉他，这6年里，从中国政府到地方，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为此事而努力。就在启程前的一个星期，我突然得到消息，中国的有关机构要组织更大的力量寻找60号飞机。我希望这样的消息能带给他一丝安慰。

鲍勃听后眼眶有些湿润。他拄着拐杖带我来到客厅，在客厅正中央的茶几上摆放着2015年他去北京时，中国政府颁发给他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我不会英文，鲍勃不会中文，但更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言语。我拉着他的手，他看着我的眼睛，就明白彼此想说什么。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我和他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肤色和信仰，因着对人类共同的美好的期待，我们的心紧紧地靠在一起。

在一次摔倒后，鲍勃腿部受伤，变得有些虚弱。但我能感受到，他的内心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他。

我去抚摸他的腿时，他情不自禁地唱起一首歌，竟然是我无比熟悉的旋律：

怎能忘记旧日朋友

心中能不欢笑

旧日朋友岂能相忘

友谊地久天长

……

（大浪淘沙摘自微信公众号“天使望故乡”，宋德禄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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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黛安娜·贝雷斯福德-克勒格尔李盎然（译）

一片森林就是一个家。全球花园中所有的森林都是微生物、昆虫、哺乳动物和植物的家。这些家对于每一种形式的生命都至关重要。没有哪个物种比另外一个物种更好或更差。它们在联结的链条中彼此平等。每一只蜜蜂、每一匹狼都有做梦或死去的权利，也都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求知的权利。它们拥有对于那个家的所有权利，直至永远。

在森林中，有一项增加多样性的经验法则。每个树种都要对40多种昆虫负责。这些昆虫与那个特定树种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因此，一个多样化的森林意味着生物的多样性，在每一个可见或不可见的范围内迅速增加多样性。森林决定了猎捕者与猎物的结构，奠定了健康生态结构的基础。

每片森林都有看不见的生命力。这强大的生命力存在于每一棵树中，只有在每棵树死亡时才能看到。在包围着将死之树的森林土壤中，看不见的内生真菌变成了看得见的“蘑菇毯”。这些真菌一直以无性繁殖的方式生活在树中，遍布于森林那黑暗、潮湿的管道系统。真菌的条条菌丝，贩卖着化学物质，为它们的取食者提供服务。这世界上一些最强力的药物就取自这些隐秘的菌丝之家。其中很多药物用来治疗和对抗女性癌症。如今，紫杉烷类药物的疗效是最为显著的。

很多益虫利用落叶植物落下的叶子过冬。瓢虫形成大型越冬群落。在加州的缪尔森林和新英格兰的东部沿海森林里，都是如此。这些益虫利用了落叶的黑箱加热效应；这些落叶充当了益虫的小帐篷，使它们得以大量存活。一旦气温升高，它们就出来与森林中的其他昆虫竞争捕食。

森林与鱼也是密切相关的。许多水滨森林会产生对于水系具有良性作用的生物化学物质。胡桃科植物在秋天时会向水中滴入胡桃醌。这些镇静剂会影响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的休眠，帮助维持和稳定它们的基础代谢率。海洋森林会抑制营养的流动，减少有毒藻类的大量繁殖。森林赐福于它庇护的生物，这福气叫作健康。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福气。

（王世全摘自商务印书馆《全球森林：树能拯救我们的40种方式》一书）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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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嵘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荷兰〕约翰内斯·维米尔

美国作家唐娜·塔特写过一本名为《金翅雀》的小说，故事的开始讲述了13岁的主人公西奥·戴克，在母亲带他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那天遭遇了大爆炸。爆炸导致母亲丧生，西奥却奇迹般幸存下来，同时他还悄悄地藏了博物馆的一幅藏品，作为他回忆母亲的纪念物。这是一幅绘有小鸟的画，所有人都以为它已在博物馆的爆炸中化为乌有。

这部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这幅画却是真实存在的。这幅画就是荷兰绘画大师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在1654年所画的《金翅雀》，画中一只被链条锁住的金翅雀栩栩如生。

法布里蒂乌斯1622年出生在荷兰的贝姆斯特尔，他是伦勃朗最出色的学生，凭借卓越的才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后来法布里蒂乌斯去了代尔夫特，并一直在那里以绘画为生。

代尔夫特是一座繁荣的荷兰小城，这座城市由运河网络连接而成，其名称源自荷兰语“挖掘”一词。这里的很多居民靠着投资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发了财。代尔夫特离海牙不远，这里除了盛产挂毯、银器和陶器，还盛产画家。在代尔夫特，法布里蒂乌斯遇到了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

维米尔1632年出生在代尔夫特，比法布里蒂乌斯小10岁。法布里蒂乌斯搬到代尔夫特后，二人便有了交集。法布里蒂乌斯曾是维米尔的老师，历史学家发现，二人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了圣卢克行会的账单中。而只有成为该行会的会员，才被允许签名和出售自己的画作。

两位画家亦师亦友，如同伯牙和子期。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追求，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引入了光学技术。在摄影技术尚未诞生的17世纪，两位画家使用一个名为“暗箱”的带小孔的黑盒子来辅助作画。

然而在1654年10月12日，一切戛然而止。这一天，代尔夫特一座修道院内储存的约30吨火药发生爆炸。这场被称为“代尔夫特雷霆一击”的事故导致半个小镇被炸毁，1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当时，法布里蒂乌斯正坐在画架前作肖像画，画室倒塌，他所画的肖像画成为他生命中最后一幅画作。

幸运的是，当时代尔夫特的很多市民因参加海牙的集市而幸免于难。也许维米尔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幸存了下来。11年后，也就是1665年，维米尔画下了被称为“北方的蒙娜丽莎”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法布里蒂乌斯的朋友、印刷商人阿诺尔德·博恩写了一首悼亡诗：“风华正茂时，这只凤凰死了，幸运的是，他留下的那团火，点燃了维米尔，而他精湛的技艺，让作品永世流传。”

金翅雀〔荷兰〕卡雷尔·法布里蒂乌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布里蒂乌斯都被人遗忘。直到19世纪，一个艺术评论家重新挖掘出法布里蒂乌斯的作品，让它们的价值为世人所知。《金翅雀》的命运很曲折，它消失了两百多年，直到1859年才被再次发现。法布里蒂乌斯的大部分画作遭到破坏，《金翅雀》是留存于世的少数作品之一，价值不可估量。

维米尔也同样被人遗忘了两个多世纪，和法布里蒂乌斯一样，直到19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他的伟大。《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更是命运多舛，这幅小尺寸画作无人能识，长期流落在外。1881年在海牙的一场拍卖会上，一位艺术收藏家居然以2.3荷兰盾的白菜价格得到了这幅传世画作。

在海牙国会大厦的后面，有一幢建于17世纪的朴素小楼，从这座二层小楼的窗口可以看到霍夫菲法湖平静的湖面。这里就是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它曾经是莫里茨伯爵的旧宅。在这座不起眼的美术馆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金翅雀》被同时陈列，画中的少女双唇微启，欲言又止；金翅雀轻转身体，欲拍双翅。

在这安静的展厅里，两位已经分别数百年的大师再次相遇。

（小霜摘自《今晚报》2024年12月13日）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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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筱懿

2013年9月，在西安出土了一块墓志。它的铭文不仅颠覆了史书记载，也还原了一段尘封千年的友情，上官婉儿的形象从此被逆转。

公元677年，上官婉儿13岁，被武则天召见。武则天评价她：“聪达敏识，才华无比。”从此她留在武后身边，与最得宠的太平公主成为密友。

史书记载，上官婉儿先后嫁过两位皇帝，13岁被武则天安排嫁给唐高宗，封为正五品才人。在唐代，女子想要在官场发展，有两个途径：一是做常规女官，但最高只能做到正五品的尚宫；二是嫔妃职级，最高能做到一品。当时的唐高宗已是暮年老人，和上官婉儿没有夫妻之实，武则天安排她嫁给高宗，更多是为了培养得力助手，让她更快升迁。

公元696年，上官婉儿32岁。武则天安排她处理百司奏表，参与政务。此时的她虽无宰相之称，却有宰相之实，人们叫她“巾帼宰相”。

第二段婚姻，上官婉儿嫁给了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儿子李显。武则天晚年政局动荡，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联合太子李显发动“神龙政变”，武则天正式退位，李显成了新帝。李显登基后，封上官婉儿为昭容，地位仅次于韦皇后，负责内诏等重要工作。史书中说，这时的上官婉儿已成为韦皇后的心腹，私生活极其混乱，权欲熏心。但墓志铭与史书记载完全不同。墓志铭中提到，上官婉儿曾多次以死劝谏皇帝，收回立安乐公主为皇太女的命令，甚至不惜自贬为婕妤。她主动联合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帮助更具政治能力的李旦、李隆基父子获得政权。

既然是功臣，为什么李隆基还要诛杀上官婉儿？因为政治斗争，他在向他的亲姑姑太平公主示威。

历史向来由胜利者撰写，碑文则寄托了对逝者的思念。在上官婉儿的墓志铭中，我们除了读到一个与史书记载完全相反的上官婉儿，也读出了太平公主对她深厚的情谊。上官婉儿死后，太平公主悲痛万分。她亲自请愿恢复上官婉儿的昭容身份，赠五百匹绢厚葬，还安排人将上官婉儿的诗集整理成册——对于一生沉浸于文字的人，这应该是最知心的怀念吧。

墓志铭的最后这样写道：

潇湘水断，宛委山倾。珠沉圆折，玉碎连城。甫瞻松槚，静听坟茔。千年万岁，椒花颂声。

自你走后，天地失色，物是人非。我静坐于你的坟茔边，听风吹过树梢，仿佛你我还是当时的少年。愿千年万年，仍有人如我一般，记得你的容颜。

这对少年闺密是否会怀念豆蔻年华时的初遇？那时，她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她是才华横溢的贵女，在大唐帝国的辉煌盛世中，在皇宫巍峨的高墙内，她们是难得的挚友。

可惜没多久，太平公主也被李隆基赐死，与她关系亲密的上官婉儿，墓被彻底捣毁，人生经历被彻底改写。

大约百年后，唐德宗时期的诗人吕温作《上官昭容书楼歌》怀念上官婉儿。他写道：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吕温是从文学角度，赞赏这个女子的才情丝毫不输于最负盛名的男人。

在唐睿宗、玄宗朝三次担任宰相的张说，称赞上官婉儿“两朝专美，一日万机，顾问不遗，应接如响”。这更像一位同僚的肯定——只有做到那个位置，才能理解她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智慧。

上官婉儿自己写过一首《彩书怨》，字里行间是深宫中的孤寂：

叶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怅久离居。

为什么同一个人，在政敌唐玄宗、挚友太平公主、诗人吕温、同僚张说，以及她自己的笔下，是截然不同的状态？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立场和角度，所言未必是谎言，但也很可能掩盖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真相。

（小林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自在：关于生活智慧的100个基本》一书，曾仪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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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来

有人送礼，福兮祸兮？

我们来看近两千年前的一份豪华礼单：“今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枚，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㹀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眊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华服仙杖、官绢公帑、俊仆美婢、宝马香车……令人眼花缭乱。

如此大礼，何人所送？送与何人？送礼的是曹操，收礼的是当朝太尉杨彪，也就是三国名人杨修的老爸。历史上，曹操与杨修有一段公案，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绘声绘色地演绎了一番：杨修恃才傲物，深为曹操嫉恨。其中“鸡肋”“一盒酥”等典故，更是妙趣横生。

历史的真相其实很简单，在曹丕和曹植争位的过程中，杨修选择了曹植。即使曹操已然属意曹丕，杨修依旧如故，于是，曹操就找了个理由把他除了。

上述那份大礼，是曹操向杨彪报丧时送的。画风是不是瞬间变得残酷而诡异了？曹操送这份大礼，是在安抚杨彪，还是在救赎自己？开列礼单之前，曹操在信中说：“你的儿子杨修仗着你的权势，屡次违法乱纪，我已宽宥，他却不改，如果再行赦免，恐怕会连累杨氏一门遭受大难，因此杀了他。”曹操为保自己的儿子上位，杀了别人的儿子，还假惺惺地说“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何其讽刺。

作为宦海中人，杨彪对曹操的手段自然心知肚明，但在强权之下，也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他在给曹操的回信中谦卑地说：“雅顾隆笃，每蒙接纳，私自光慰。”接着数落已在九泉之下的儿子“宽玩自稽，将违法制”。

然而，丧子剧痛毕竟掩饰不住。在信的末尾，杨彪还是破口而出：“近闻问之日，心肠酷裂，凡人情谁能不尔？”是啊，这些豪华大礼哪一件不是鲜血淋漓的呢？一句“省览众赐（细看众多赏赐），益以悲惧”，是杨彪浓缩了万千伤痛的无奈叹息。

（简凡摘自《传奇故事·百家讲坛》2024年第12期）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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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皮埃尔·巴泰勒米魏舒（译）

《夺宝奇兵》第四部《印第安纳·琼斯和水晶头骨王国》中，由哈里森·福特扮演的集考古学家和探险家于一身的英雄印第安纳·琼斯一路从夏里布德辗转到了西拉（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地名）。他刚刚从潜入美国的苏联特遣队的魔爪中惊险逃出，却又要面临更大的凶险。这座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美国小城里，一切看上去都如田园牧歌般宁静美好，但背后有一个隐患：这其实是一座人造城市，所有居民都是木偶，并且它即将遭受一次核试验引发的气流及大火的洗劫。印第安纳·琼斯最终得以脱身是因为他躲在一个很重的双层冰箱里。观众看到这里不买账了：“这叫啥玩意儿啊，斯皮尔伯格就是把我们当猴耍，拍完《圣战奇兵》就应该金盆洗手了。”因为他们笃信，就算是躲在冰箱里，也没有人能躲过核爆炸的侵袭。

嘿，可别这么轻易就下结论。看，历史和“不正经的科学”正手拉着手朝你走来。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电影里那座人造城市还真的存在过：它建造于内华达州，美国曾经在那里引爆过数百枚原子弹，因此，这座城市被戏称为“幸存之城”。1955年5月5日进行的核爆炸损毁了大部分城区，在此次爆炸期间，人们还进行了很多令人震惊的实验。当然，他们并没有把一个人藏在某个家用电器里，但是他们却完成了“32.5计划”，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个计划验证了电影中那一场景的可行性。

根据1956年公布的一份15页的报告，“32.5计划”旨在测试速冻食品在遭受核爆炸后受污染的情况。因为有很多食品企业的友情赞助，这个实验的发起者收到了好几十箱速冻食品：鸡肉圆馅饼、鳕鱼排、薯条、浓缩橙汁、豌豆，以及草莓。这些冷冻食品有一部分被埋在了两个不太深的战壕里，分别距离威力为29千吨TNT当量（相当于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威力的两倍）的原子弹爆炸点387米和838米。另一部分则被放在“幸存之城”某间房子的冰柜里冷冻，距离爆炸点1.4公里。

爆炸过后两天半，人们才把离爆炸点最近的食品挖了出来。鳕鱼排受到的核污染最严重，其次是豌豆。草莓一点事都没有。但报告中特别指出：“除非有紧急情况，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在前两个星期不要食用这些食物。”

从化验结果也可以看出，食品的营养成分没有减少，除了冻薯条里的维生素B9含量降低了一些。志愿者团队还证实，从口味、结构及外观等方面来看，这些食品和同类食品几乎没有差别。

而那些被封存在冰柜里的食品没有任何被核污染的迹象。不得不承认，如果我们把鸡肉圆馅饼换成印第安纳·琼斯这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男人，只要他蹲在冰箱里，那副老骨架就不会被核爆炸炸散。

（张侑欣摘自中国致公出版社《一本不正经的科学》一书，小黑孩图）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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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潜游水底和江河湖海晤谈，和每一棵树握手，和每一株草私语，方知宇宙浩瀚，自然可畏，生命可敬。

——新青年生活分享节目《你好，生活》中的一句话

自卑和自负、懦弱和傲慢，希望获得关注，又怕被看到。

——艺术家式的孤独是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的结合

速度、质量和成本，要明白自己有什么，要什么，舍什么。

——美团创始人王兴说，不论是个人还是公司，三者只能取其二

决定一个人的并不是他所处的环境，而是他对自身处境的解读。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

养活自己，保护自己，原谅自己。

——一个年轻人能做到这三件事就算圆满了

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抑郁，以及接受。

——国际知名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提出，悲伤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也就是说，愤怒其实是悲伤的一部分，只不过有时候，愤怒的表现更为强烈，以至于掩盖了悲伤

圆满不是建立在完整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缺失的接纳之间。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角度

我会给你们两次逃课的机会，一定会有什么事比上课更重要，比如楼外的蒹葭，或者傍晚的月亮。

——江苏大学文学院周衡老师

如果你觉得安全、感到被爱，你的大脑就会特别擅长探索、游戏和合作；如果你总是受惊吓、感到不被需要，你的大脑就会特别擅长感知恐惧和抛弃。

——巴塞尔·范德考克《身体从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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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难的

命理师也挺难的。

有一个女生年底最后一天去问命理师：“师傅，你说我今年一定会交桃花运，直到今天连个桃花的影子都没有见。师傅，你算得不准啊。”

师傅沉思了一会儿，说：“我爱你。”

搭配

去商城买衣服，导购热情地问我想要买什么样的。我说：“你看我穿什么能比现在帅，你就给我拿什么样的。”导购说：“好的。”然后，她给我拿了一个口罩……

变成大人

我确定自己变成大人，是有一天当我看见一个塑料袋时，心里想的是：这个塑料袋很适合用来装其他塑料袋。

用心险恶

老婆和闺密在家打麻将，后来单位打电话找她，她就让我顶上，说无论输赢，一人一半。5小时后，我一赢三。送她们出门时，我调侃了一下：“大老远的来送钱，谢谢啊。”关上门，我数了数那堆票子，一共630元。这时老婆来电：“她们都告诉我了，你赢了3000多元，别独吞啊。”

没见过世面

最没见过世面的是我这种人：上不认识奢侈品，下不认识田里的菜，中间还不认识家里的亲戚。

尴尬

男同事昨天去相亲，今早我问他：“情况咋样？”男同事说：“够呛。我们俩喝了点酒，她就热情地给我找了代驾，我也没车，咋整？最后，我和代驾小哥一起坐公交车回家了。”

精简

领导让我把文案的字数精简一下，从17页减到15页。我把字体缩小了一号重新发给领导，领导挺满意。

不认识

导师说，他把改好的论文发到我邮箱了。我打开一看，没发现有改动的痕迹。直到看见“致谢”那部分，发现他删掉了自己的名字。

断手螃蟹

女儿上大学三个月后，老妈收到女儿的微信。留言是：我现在就像一只断了手的螃蟹。

老妈看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就问正在刷手机的老爸：“你说这孩子是啥意思？”

老爸说：“很简单，她没钳（钱）了！”

配方

校门口有个卖烤饼的老头，他的烤饼做得很好吃，我也经常照顾他的生意。这个学期开学，我发现他改行卖肉夹馍了，就问他：“你之前卖那个烤饼生意很好啊，为啥不卖了？”他哭丧着脸说：“说起来你可能不信，放了个暑假，我忘记烤饼的配方了！”

证人

真的太佩服我男朋友了。

下班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两个人在吵架，非要过去凑热闹。

后来他也去了派出所。警察说附近没有监控，他看的时间最长。

还钱

上个月我借了1500元给朋友，今天他打电话说要还我钱，问是不是打到卡上。我说打卡上吧。挂了电话，我还在想，他咋知道我银行卡号码的。手机还没放兜里，信息就来了：尊敬的用户您好，您本次充值1500元话费。

长久

听我爸说，他和我妈谈恋爱时有个说法，女方给男方织的围巾越长，代表两个人的爱情越长久。我想见识一下我妈织的围巾有多长。我爸说，有多长说不清，结婚后就拆了，给他改织了两条毛裤。

纯真的表象

〔美〕瑞恩·帕杰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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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信息

言论

幽默与漫画

不要比，无须争

生活的锚点在于努力

转眼是一年

烟花

没有一株麦子不热爱春天

细心与精工

账单

相遇的时候

相遇的时候

当喜剧老去

指挥家的直觉

一

画坛鬼影

别人贪婪时，我恐惧

什么时候你最自由

山茶文具店

并非站在山顶，才能被看见

成为“队列型”工作者

你是被未来吸引，还是被过去驱使

无效的人脉

“手热”现象存在吗

加班经济学

总会花开

“情绪价值”和“解决问题”哪个重要

人生

青春赛道之外的人生

一

人生

登山者说

人生

远方的守望

人生

给我点力量

人生

胸口上的刺青

人生

人生苦短，与人为善

生活

你会黄昏焦虑吗

生活

抱猫取暖

生活

一碗面的乐趣和偏见

生活

尾巴越短越好

生活

留量密码

生活

生死攸关的吃饭往事

生活

流行文化恐惧

想到，就能被找到

驼峰60号，请立即返航

一

温馨的家

相遇

史笔与碑文上的未央风华

血腥的大礼

藏在哪里能躲过袭击

言论

幽默与漫画

爱在爱中满足

天真的人才会飞

弱点艺术

画山水的骨头

文字从心里走过

春装

人和植物一样

同质化的恐怖

浓缩之梦

“被爱”的瞬间

霜色

千万不要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