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COPYRIGHT
书名：读者（2025年第2期）
出版社：《读者》杂志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字数：78千字
本书由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授权得到APP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点击标题可直达文章]
-------- 卷首语 --------
-------- 专题 --------
-------- 文苑 --------
-------- 人物 --------
-------- 杂谈 --------
-------- 话题 --------
-------- 人生 --------
-------- 生活 --------
-------- 文明 --------
-------- 悦读 --------
-------- 意林 --------
-------- 点滴 --------
卷首语
汪曾祺
我这是第二次参观半坡，不像二十年前第一次参观时那样激动了。但我还是相当细致地看了一遍。房屋的遗址、防御野兽的深沟、烧制陶器的残窑、埋葬儿童的瓮棺……我在心里重复了二十年前的感慨——平平常常的、陈旧的感慨：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生活下来的，他们生活得很艰难——也许他们也有快乐。人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生活是悲壮的。
我看到两根骨针。长短如现在常用的牙签，微扁，而极光滑。这两根针大概用过不少次，缝制过不少件衣裳——那种仅能蔽体的、粗劣的短褐。磨制这种骨针一定是很不容易的。针都有鼻，一根的针鼻是圆的；一根的略长，和现在用的针很相似。大概略长的针鼻更好使些。
针是怎样发明的呢？谁想出在针上刻出个针鼻来的呢？这个人真是一个大发明家，一个了不起的聪明人。
在招待所听几个青年谈论生活有没有意义。我想，半坡人是不会谈论这种问题的。
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就在于磨制一根骨针，想出在骨针上刻个针鼻。
（甘 松摘自天天出版社《汪曾祺散文：半坡人的骨针》一书，〔爱尔兰〕马克·康兰图）
专题
李强
一群年轻人要横穿大半个中国，抵达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去支教。
这是一个让许多父母都不能理解的选择。
“能不能别去？”离家前一天，母亲恳请似的问邱琼瑶。她的家乡在山西长治的农村，母亲希望她报考家乡的公务员。
安徽财经大学的李添琪去年就决定去新疆支教。父亲知道时，在电话那头先是一阵沉默，“我只有你一个女儿，你能不能不去？”李添琪哭了，甚至觉得自己不孝。
广东深圳的许佳佳第一次把消息告诉父母时，父母很震惊。“难道在广东就找不到你满意的工作了吗？”父亲说，“即便你真的找不到工作，家里也不是养不起你！”
“睡一觉醒来是沙漠”
最终，他们还是上路了。
去新疆前，有的家人备了药，有的朋友买了加湿器让带着，有的母亲再三交代：“晚上不要出门。”有的亲戚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嫁到那里。”有的跟年迈的外婆告别，“见一次少一次”。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1年来，已有54万余名高校毕业生到以西部地区为主的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少则一年，多则3年。
邱琼瑶是从山西出发的，李添琪是从黑龙江出发的，许佳佳是从广东出发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新疆。火车行驶到后半程，邱琼瑶“睡一觉醒来是沙漠，睡一觉醒来还是沙漠”，她想，新疆这么大，这里的人，要怎么翻越沙漠和山，才能走出去？
抵达后，许多志愿者发现，如今的新疆比想象中好得多。
许佳佳被分配至阿拉尔市塔里木中学，学校在离市区20余公里的绿园镇上。初到镇上，她有种到度假村的错觉，四处是崭新的二层小楼。这是个移民小镇，学校里85%的学生是从云南搬迁来的。校领导请志愿者们吃的第一顿饭不是手抓饭或大盘鸡，而是过桥米线。
阿拉尔市往南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再走500余公里，就是邱琼瑶和李添琪任教的地方——皮山农场，这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新疆昆玉市，挨着和田。多年以来，有326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在这里服务过，如今仍有73名志愿者在此服务，其中28名在学校任教。
尽管地处偏远，但他们的住所也比预期的要好，多是两名志愿者合住两室一厅，许多人很快就自购了冰箱、厨具、电动车等。
但他们第一次去学校，就被满校园难以打扫又呛嗓子的沙土、灰尘震撼住了。这儿遍地都是沙，沙子粘在地上、红枣上、胡杨叶子上。一刮沙尘暴，沙子就往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里钻。这里年均沙尘天气超过240天。
刮沙时，邱琼瑶见过天边慢慢逼近的沙墙和在风中打转的沙子。李添琪说，这是一种景观，整个世界呈现出黄色。这是到新疆的志愿者都会经历的体验。
许佳佳是带着朋友送的防晒喷雾、防晒霜、防晒衣到新疆的，但她没料到，这里更需防的是风沙。“我们（在电视剧中）看的是阿勒泰，来到的却是阿拉尔。”
在反复崩溃中重建信心
有时，他们要顶着风沙去上课。上课的第三天，邱琼瑶就崩溃了，只不过并非因为风沙。
她教小学三年级，教室里吵闹得很，学生有的传纸条，有的不回教室，有的随意换座位。她制止学生，“咆哮都没有用”，教室里乱成一锅粥。
在塔里木中学的许佳佳也发现，这里的教师要花很多工夫抓纪律。因为教师总在不停更换。“一直都属于一年换一个的状态”，邱琼瑶说，没有固定的教师，就很难培养起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2023届在岗志愿者舒宏振说，有一次，他生气地用右手拍讲台震慑学生，结果手骨折了。由于语文教师人手实在不够，隔了两天，他就重回教室，用左手写字授课。回来之后，他发现，学生突然变乖了。
他是学音乐的，如今教语文。一个六年级班的数学教师离开后，他又开始教数学，他已是那个班的“第八代数学老师”。许多志愿者都身兼数职。
他们都清楚，这里缺教师。这里的教师队伍通常由在编教师、特岗教师、援疆教师、志愿者组成，总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流动性很强。
“一到招生季，我们教育局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把学生招进来，却没有（足够的）老师来教。”昆玉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万泽说：“现有的教师中，有志愿者131名，占所有教师的10%。”“志愿者对我们这里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
适应这里的生活并不容易。
由于空气过于干燥，许多姑娘的护肤品消耗得要比往日快，有人紧急购置了加湿器，或在房间里洒水。即便是从北方来的志愿者，喉咙也总是难受，皮肤起皮。许多志愿者三番五次地生病，有人常腹泻，有人常流鼻血。
邱琼瑶哑着嗓子跟母亲打电话时，母亲念叨着，“不行，你就回来吧”。
但邱琼瑶从来没有当逃兵的念头。正式上课的第一周，她讲了一节公开课。为了讲好这节课，她熬夜准备、反复演练、逐句背稿；去讲课时，上楼梯的腿都是抖的，但讲着讲着她竟沉浸其中，忘了紧张。有教师课后评价她说，“像一个（工作）很多年的老师”。
邱琼瑶很开心，又慢慢找回了对学生和自己的信心。她说，自己是在反复的崩溃中，反复地重建信心。
一点点改变
慢慢地，他们适应了风沙的世界，也渐渐走进学生的世界。
令许多志愿者头疼的是，学生们的名字长且拗口，少的6个字，多的8个字。邱琼瑶的第一节语文课就是从讲名字开始的，她尝试让学生通过认识自己的名字来理解汉字，她也借助那些名字背后的含义来记住学生。
红枣女孩、葡萄女孩，起代称是李添琪最初记住这些学生的方式。有一次，她在课堂上无意间提到，“你们这边的红枣真大，老师都没吃过”。第二天，一个女孩便从家里拿来了红枣给她。
红枣女孩似乎很喜欢她，总给她写信，但信上的字歪歪扭扭，连不成句，她看不懂。李添琪问她写的是什么，红枣女孩说，写的是：“老师，我好喜欢你，等我长大了，要挣钱给我的父母和你花。”
有一次，二人在皮山农场的大巴扎（集市）遇见，红枣女孩冲过来一下子抱住李添琪。现在，她甚至有点儿不太敢和红枣女孩说，自己一年后要离开皮山农场。
李添琪是教数学的，红枣女孩的数学成绩并不好，最初只能考三四十分，但李添琪上课时，红枣女孩会很认真地听讲，并记录下她的话，下课积极提问。上次月考，红枣女孩的数学考了80多分，期中考试考了90多分。
“亲其师，信其道。”李添琪说，“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曾经我对老师的喜欢。”
李添琪自己就是一个被教师改变命运的孩子。她刚上高中时，全年级有1200余人，她的成绩排在1100余名。有一次，一个数学老师把她叫到走廊上，和她谈了很多，“你这个小姑娘，成绩不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学习，就白白辜负了父母的心”。
她感受到一种来自这个老师的重视、信任和关怀。自那以后，她像打了鸡血一样学习。“每天只有一个信念，我要跟住那位老师，上他带的重点班。”李添琪说，尽管后来没能如愿，但高考成绩不错，如果没有他，自己不可能上大学。
最近，邱琼瑶一直在看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剧中张桂梅校长讲的一句话让她颇有感触——爱和榜样是教育的根基。她也开始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到真的关爱学生。
起初来时，邱琼瑶认为自己是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是来建设边疆的，但慢慢发现，“如果你能带给一个人一点点改变，你就算成功了”。
许多前辈奉劝许佳佳，管学生要严一些、凶一些，但她还是坚持“快乐教育”的理念。在班里，她提倡少用否定性的词语，比如不要说话、不要跑、不要动，可以换成，请保持安静、请坐下来等。渐渐地，她看到一些孩子在用语上已有所改变。
“教育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许佳佳觉得，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不需要让他们拼分数，但要先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就算我现在一个人改变不了所有孩子，但如果我能教出10个这样的孩子，是不是他们10个又能教出100个这样的孩子？”
不要放弃，努力生根
许佳佳有一次去学校时带着iPad。“老师，这是什么？”看见的学生问，“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手机？”许多大漠之外的事物对这里的学生充满吸引力。
一些书里提到的事物，他们都没见过。邱琼瑶有时在课堂上讲火灾逃生，问该走楼梯还是坐电梯，而他们的世界里只有走楼梯的选项，他们没见过电梯；有时在课堂上讲防溺水知识，可附近连一条河、一片湖都看不到。
邱琼瑶想拓宽学生们的眼界。在课堂上，她就讲讲自己在外面看到的事、遇见的人、爬过的山。后来，她看到一个女生在本子上写，以后也想去她去过的地方看看。“我突然觉得，这就是意义，给他们一点点光，就可以照亮他们。”
许佳佳最近在琢磨，她想让学生走出课堂，去更远的地方，哪怕是到阿拉尔市区去，逛逛博物馆、纪念馆，也算是“看看外面的世界”。
周一归校时，邱琼瑶有时会发现一些学生作业都没做完，“他们经常跟我说，要给家里捡红枣”，还有人说，要帮姐姐带孩子。有的学生会突然告诉她，“老师，我想请一个小时的假，我妈妈要带我去放羊”。
“这是一场漫长的战役，不是说你一来就能够见成效的。”许佳佳说，要静待花开。邱琼瑶也觉得，在这里做志愿者，不是靠心血来潮、三五个小时就能做完的，而是需要扎下根去。
有时，志愿者们也会聚在一起讨论，来到这里，到底有什么意义，能给这里带来什么。许多人都感觉到，在这里做教育工作压力很大，挑战重重。时间久了，一些志愿者显得失落，感慨自己没创造多大的价值，想提高学生的成绩也很吃力。
“如果在这里一帆风顺，那要我们干什么？”许佳佳说，到这儿之后，她反而找到了久违的意义感。
邱琼瑶如今有了在此扎根的念头，是受她男朋友的影响。他们是在岗前培训时认识的。“他是我见过最正直、信念最坚定的人。”邱琼瑶说，她男友打算留在这里，也是受到一位留疆志愿者的影响，那位志愿者已在新疆扎根15年，并娶妻生子。
看电视剧《山花烂漫时》，邱琼瑶还在想，在大山里，张桂梅怎么能干出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后来她想，“就是一种坚守”。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青年报》2024年11月13日，贺志强图）
文苑
〔韩〕崔恩荣 杨雪梅（译）
在意大利小镇奥尔维耶托的一座钟楼上，我遇见了德比。
想要上到钟楼顶部，必须走一段又窄又陡的螺旋长楼梯。我气喘吁吁地爬到顶部，看到了在旅游书中见过的大钟。当我靠近大钟，踮起脚尖向钟内看时，听到有人在另一边朝我大喊。循声望去，只见一个瘦削黝黑的亚洲男孩正向我招手，示意我过去。
当我环顾四周确认除了我是否还有其他人时，他摆出用双手捂住耳朵的姿势。此时钟声响起，一种让人头痛欲裂的声音。像是被那声音击中，我蹲在原地捂住耳朵。钟声又继续响了一会儿才停止。
等钟声响过，我站起身来，那个男孩朝我走过来。“你还好吧？”他问道，然后指着自己的手表说现在是一点，他知道钟声马上就要响了，所以就离得远远的。
我斜眼打量着这个男生。虽然我也是一个寒酸的背包客，但他的样子更寒酸。身材干瘦，身穿及膝的阿迪达斯短裤和一件黑色无袖T恤，不知是不是没涂防晒霜的缘故，脖子和胳膊都晒脱皮了。
还未脱去的死皮，如鱼鳞一般粘在胳膊上，风一吹便轻轻飘舞起来。胳膊上脱了皮的部位被阳光晒得通红，这样下去肯定会起水疱的。我皱起眉头，就像自己脱皮了一样。
“你不涂防晒霜吗？看上去挺疼的。”
说着，我从包里拿出防晒霜递给他。他一手挤出防晒霜，一手小心翼翼地往脸、胳膊和脖子上涂。他若无其事地说自己本来连大夏天都不涂防晒霜的，但意大利的光照强得有些超乎想象。
“这个你拿去用吧，我有很多呢。”
“真的吗？不用啊。”
他虽然这么说，却把防晒霜放到了自己的背包里。
“我叫德比，你呢？”
“我叫南熙。”
“你是从韩国来的吧？”
“是的。你呢？”
“中国香港。”
我们从螺旋楼梯缓缓走下来，没有说话。走出钟楼时，我打算跟他道别。
“你现在要去哪里？”
当我正要回答时，突然感到一摊湿热的东西落在了头上。是鸟屎！我惊慌失措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包口香糖的纸放到头发上。他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湿巾，撩起我的几缕头发，不慌不忙地擦掉鸟屎，然后又从包里拿出水瓶，用湿巾蘸着水，更加仔细地擦拭我的头发和头皮。我红着脸，连说了几声谢谢。
然而，不管怎么擦都没用，不能这样去坐公共交通，我们只好去超市买了洗发水。在公共厕所的洗手池里，我洗了头发，然后用德比包里的运动毛巾擦了擦。
我们坐在可以看到大教堂的路边长椅上，耳边吹来沁人心脾的微风。我坐在那里，在午后的阳光下晾着头发，听德比讲了他的故事。
他今年二十三，跟我同岁，专业是机械工程，希望未来成为一名飞机机械师。他说，看完《天堂电影院》后，决定一定要去意大利旅行一趟，过了不到一周时间，他就到了罗马。他刚来几天，接下来会去西西里岛，顺便走访沿途大大小小的城市。
“我是昨天到的，今天是第二天。”
我向他介绍自己说，我正在找工作，经常被鸟屎砸中。还说我买了最便宜的机票，从仁川到罗马花了二十四个小时，中途在台北和曼谷各转机一次。我还告诉他，我喜欢九十年代的香港电影，尤其喜欢张曼玉，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我小时候见过张曼玉。”
“什么？”
“我父亲曾在电视台做摄影师，我去玩的时候见过她。”
“真的吗？”
“真的，她还给我糖吃，还跟我说话了呢。”
“不是在骗我吧？”
“不是。”
我开始兴奋地跟他讲我为什么喜欢张曼玉。“不是喜欢，应该说是爱吧。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她时我就爱上她了。她低沉的嗓音，笑的时候一边微微上扬的嘴角，美丽的眉毛，还有那双清澈的眼睛，即使她什么都不说，也比说一百句话更传神。你真的见过张曼玉吗？”
“大概两年前？在街上也偶遇过。”
“骗人。”
听到我的话，他耸了耸肩，笑了笑。
“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遇到她。”
听到这话，我苦笑了一下。
那天，我们逛了奥尔维耶托，然后一起坐火车返回罗马。在返回泰尔米尼站的路上，我发现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喜欢电影，害怕新的挑战，都是在冲动之下买了来意大利的机票，开启了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还知道了他的名字为什么叫德比，以及对在香港出生长大、拥有英国国籍的他来说，香港和内地意味着什么。看着他，我开始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明明对香港人的真实生活漠不关心，却说自己喜欢香港电影。
他说要在罗马再看看，然后去那不勒斯，在近郊旅行几天，最后去往他的最终目的地——西西里岛。我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想去佛罗伦萨、维罗纳和威尼斯等地转转。“那就此道别啦。”在泰尔米尼站前，他这么说着向我挥手告别。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没有挪动脚步。他像想起什么似的，转身朝我大喊：
“谢谢你的防晒霜！”
几天后，在从罗马开往佛罗伦萨的火车上，我沉沉地睡着了。听到乘务员叫我，半睡半醒中，我睁开眼睛，把车票递给她。真是疲惫的一天。乘务员告诉我，这趟火车不去佛罗伦萨。
“你应该在下一站下车。”她说。
“下一站是哪里？”
“那不勒斯。”
第二天，在客栈餐厅吃早餐时，我见到了德比。看到彼此后，我们并没有很惊讶。他端着餐盘，来到我坐的这桌。“你不是往北走吗，怎么来那不勒斯了？”他问道。于是我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下。他取笑了我好一会儿，说怎么那么傻，会坐错火车。可能是涂了防晒霜的缘故吧，他脖子处的皮肤已经不再红了。
我旅行还不到一周，不知为何已经感到有些孤独了，虽然不想承认，但孤独总是突然来袭。就在这时，我又遇到了德比，我能感觉到，见到我他也很开心。
那天，我和德比去了海滨小镇波西塔诺洗海水澡。刚浸到海水里，就下起了阵雨，我们默默地淋着雨泡在海水里。还要一起旅行多久，接下来去哪里，这些我们都没有提。
第二天，我们去了庞贝古城，接着又去了卡普里岛。在卡普里岛的山顶上，德比对我说，他有一个爱人，有一天他会跟她结婚，然后来这里度蜜月。竟然不说女朋友，而是爱人，还说要结婚。此时的德比，在当时的我看来，是那么单纯，甚至有些笨拙。
我和德比一起旅行非常合拍。我们的预算和开销差不多，比起去一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更喜欢在大街小巷闲逛。我们的口味也非常相似，都不喝咖啡，都喜欢窖藏啤酒。一天的行程结束后，我们会坐在客栈厨房的餐桌旁，面对面地计算一天的支出，甚至连一美分也要平分。整理结束后，德比开始给他的爱人写信，而我冲澡上床睡觉。
我们想方设法地控制预算，在超市里买面包和果酱做成三明治凑合着当午饭吃，有时甚至不舍得买瓶装水，就喝水管里的水来解渴。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德比还不忘给爱人买可爱的纪念品和明信片，每离开一座城市时，他都会买邮票把信件寄到香港。
在去往西西里岛的火车上，德比跟我讲起她的故事。当穿越墨西拿海峡时，听着她的故事，我不禁对这个从未谋面的女孩子产生了好感。我能感觉到德比对她的感情是一种对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和支持。
德比起初提到“爱”这个词时，我之所以有些抗拒，我想，也许是那些曾向我表白“爱”的男人的缘故吧。可能在我看来，他们陶醉在“如此爱你的我”中的样子，以及当我不接受那份告白时，他们以我不喜欢的方式向我施压的回忆都玷污了“爱”这个词。
“爱”这个字眼如同一种威胁，让我无法忘记内心深处不断颤抖的记忆。
我们到了《天堂电影院》的主要取景地——切法卢。这是个宁静祥和的小镇，跟意大利内陆的其他小镇不太一样。
看到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来海边玩耍，德比说，他也想拥有这样一个家庭。他说：“如果问我一生中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我会回答是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给予妻子和孩子无条件的爱。”
在成长过程中，你也感到过孤独吗？——这个问题我没有问出来，因为我想，对不孤独的人来说，充满爱的家庭并非像梦想那般遥不可及，而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是一种自然而然可以享受到的存在。
“你真是个浪漫主义者！是不是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呀？”
我开玩笑似的对德比说，然后站起身来。那一刻，我发现自己甚至不能像德比那样做梦。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不麻烦他人，老后衣食无忧。什么家庭，什么孩子，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生活本身已经很艰辛了，我没有时间做那种缥缈的美梦。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我也没有自信能那样活着。
我们一起旅行了十天，后来我先离开意大利。在巴勒莫的公交车站，德比递给我一张明信片，上面用水彩画着奥尔维耶托的钟楼。我踏上车，向他挥手告别。
仅仅一起旅行了十天，我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密感，分开的时候有些哽咽。坐上巴士，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哭着读了德比写的明信片。“小心鸟粪，别坐错车，感谢你的陪伴。”在明信片的末尾，写着德比的电子邮箱和博客地址。
德比是一名用英语撰写电影评论的博主。截至我们见面的二〇〇五年，他已上传了一百多篇评论，且每周至少发布两篇新文章。他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所以读完后，我也会跟帖发表对电影的想法。我们一直保持用邮件联系，不久之后，我们都大学毕业了。
德比很快找到一份飞机机械师的工作，而我毕业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找工作。二十六岁那年，我好不容易进了一家公司，干得非常辛苦，我的身心健康因此大大受损。我当时心里一直默念：至少熬三年，积累经验后再跳槽。就这样，忍受着三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我慢慢成了一个无比敏感的人。
每当想起和德比的意大利之行，我总会产生两种情愫。一种是在那个天空、大海、小巷、晚霞，甚至连晾晒的衣物看上去都那么美好的地方，我冰冷的内心逐渐融化的瞬间是那么令人怀念。另一种是聊到爱情、梦想的话题时，德比那种纯真和浪漫的想法总让我产生动摇，这让我很烦躁。
德比在博客上推荐的那些电影，以及他那温暖细腻的评论，开始让我感觉有些碍眼了。
我二十七岁那年，在我入职第二年的艰难时刻，德比用邮件发来一封请柬。上面写着，他要和自己深爱的女孩结婚了，希望得到祝福。请柬里的德比已不是我认识的那副样子。他脸上和身上都长肉了，不再瘦削，头发打理得整整齐齐，脸上写满了自信与从容。女友比德比大两岁，那一年她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该多为自己的女友感到骄傲啊，即使闭着眼睛，我也能想象出他的表情。
“恭喜你美梦成真，德比。”
写到这儿，我不禁陷入沉思。
“德比，我又坐错车了。”
德比非常清楚自己需要什么，并且拥有实现梦想的乐观精神。这是我和德比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们会嫉妒比自己拥有得多一点的人，但不会嫉妒比自己拥有得多很多的人。因此，我甚至都不能嫉妒德比。
即使过了我与自己约定的三年期限，我仍然没能辞掉第一份工作。我不喜欢变化，比起不确定性，我更愿意习惯不幸，并接受现状。
“大家不都这么活吗？”当我这么说服自己时，会经常想，我已经二十九岁了，一切都为时已晚。太晚了，来不及再追求另一种生活；太晚了，来不及开启真正的人生了。
我二十九岁那年的初冬，德比发来一封简短的邮件。
在香港机场登机之前，他给我发了这封邮件。我确认了一下时间，德比现在已经到达韩国。在邮件中，他还平静地讲述了过去三个月的经历。他说太太走了，办完丧事，就搬出了原来的房子，香港太狭小，实在受不了，于是，随便买了张来韩国的机票，后来才想起我住在韩国。
我们在公司附近的一家寿司店见面。他穿着一件黑色的鸭绒羽绒服，可能是到韩国后才买的，价格标签还在上面。“你就这样走了一路吗？”我从笔盒里拿出美工刀，把标签割了下来，然后和他面对面坐下。尽管室内很暖和，他却一直没有脱掉羽绒服。
“韩国很冷吧？你请了几天假？饿不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连续抛出几个问题。德比瘦削的脸上勉强挤出了笑容，他对我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看到他的那副样子，我不知为何哽咽了，当寿司端上来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南熙，南熙，我没事儿，我真的没事儿。”反而是德比安慰起我来，我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悲伤，为何泪流不止。德比是一个值得拥有幸福的人，她也是。
我擦干眼泪，望着德比。他缓缓说道：
“南熙，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很幸运。我不是和她相遇并相爱了嘛，那是一种什么体验，我不是已经感受过了嘛。小时候，我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出生，但现在我明白了，我就是为了体验这份爱才出生的。明白了这点，这已足够。”
我望着德比，轻轻点了点头。我完全接受他说的一切，因为德比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浪漫主义者。
德比在首尔待到那周的周末后返回了香港。除了发表电影评论的博客，他不再使用其他社交媒体。三十岁那年的夏天，他连博客也关了。我们也只是在彼此生日的时候，互发电子邮件问候一下。三十八岁那年的夏天，在妻子去世九年后，德比再婚，次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三十六岁那年，我曾去香港出差。那时，我没有联系德比，因为我感觉我已离他太远，不想再去打扰他的生活。
第一次去香港，我坐了《重庆森林》中王菲乘坐的半山扶梯，去了《甜蜜蜜》中为纪念张曼玉和黎明的偶像邓丽君而建造的咖啡馆，还去了《花样年华》中张曼玉和梁朝伟一起吃饭的金雀餐厅，又爬了《星月童话》中出现的太平山。
在太平山上，眺望着香港的夜景，我想起身在某处的德比，还回想起自己二十出头时那段沉迷于香港电影的岁月，以及自认为在跟德比一起旅行时尚未成熟的自己。
回韩国的那天早上，我早早起床，在酒店附近的都爹利街散步。我走上空荡荡的楼梯，看到有人从上面走下来。当我看到穿着牛仔裤和皮夹克慢慢走下来的人时，不禁定住了，无法继续前行。意识到我的视线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那人仿佛习以为常，冲着我调皮地笑了。当那人离我越来越近时，我想起德比的一句玩笑话：
“说不定有一天你也会遇到她。”
（王世全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即使不努力》一书，陆凡图）
文苑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李云骞（译）
“把那个什么递给我……”
“什么？”
“那个涂在面包上的。”
“人造黄油？”
“不是。”
“黄油？”
“你明知道我已经好多年不吃黄油了！”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皱起眉头，因自己的无能而越来越恼怒，因此她立刻狡猾地切换到攻击模式。
“什么样的女儿会不记得抹在面包上的东西叫什么！”
“抹？奶酪酱？”
“就是它，白色的那种。”她气呼呼地说，仿佛她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说“奶酪酱”这个词了。
她所有的词语都脱落了。她很生气，她真想跺脚，用拳头捶桌子，大喊大叫。但她只是僵在那里，愤怒在她内心涌动，格外轻快鲜活。面对一堆词语，她只得停下来，就像面对一幅拼不出来的拼图。
“把饼干给我，下体那种。”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种饼干——纤体饼干。她的大脑依然在运行：她用更熟悉的“下体”代替了不太熟悉的“纤体”，于是，一个惊人的组合从她嘴里吐了出来。
“把耳机给我，我要给雅沃尔卡打电话。”
“你是说手机吗？”
“对。”
“你真的要打给雅沃尔卡吗？”
“不，怎么会呢，我干吗给她打电话？！”
雅沃尔卡是她多年前认识的人，谁知道她怎么会突然想起这个名字。
“你想说的是卡娅，对吗？”
“对呀，我说我想给卡娅打电话，不是吗？”她哼了一声。
我能听懂她的话。大多数时候，我都知道她指的是什么。通常她忘记词语的时候，会这样描述：把喝水的那什么拿给我……这个任务很简单：指的是把她一直放在手边的塑料水杯拿给她。
之后，她似乎还是想到了办法来应对。她说话时开始加上“小”“小可爱”“小可心”“甜心”之类以前从来不用的“小”词。就连人名，包括在我的名字前面，也会加上这些令人尴尬的昵称。它们就像磁铁一样，果然，那些四散的词语又整整齐齐地聚合在一起了。
她尤其喜欢用这些词来形容自己最贴身的东西（我的甜心睡衣，我可爱的小毛巾，那个松软的小枕头，我的小瓶子，那双舒服的小拖鞋）。也许这些词句就像唾液，可以帮她融化硬糖一般的词语，也许她只是在为下一个词、下一个句子争取时间。
或许这样一来，她就没那么寂寞了。她向周围的世界轻声低语，于是世界好像也变小了，没那么可怕了。除了这些“小”词，她的话里偶尔还会迸出来一些“大”词，像弹簧一样：蛇变成了邪恶的大蛇，鸟变成了又老又肥的鸟。在她眼中，人往往比实际上更大（他是个大——块——头！）。
其实，是她变小了，世界就显得更大了。
她用新的、更幽暗的音色慢慢地讲话。她似乎很享受这种音色。她的嗓音有些嘶哑，声调有些傲慢，是一种要求听众给予绝对尊重的语调。在频频失语的情况下，音色就是她仅剩的一切。
还有一个变化：她开始倚靠某些声音，仿佛声音就是她的拐杖。我听到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开冰箱，去浴室，按照某种节奏，“嗯嗯嗯”，或者“呜呼呼，呜呼呼”。
“你在跟谁讲话？”我问。
“没有谁，就我自己。我在和自己讲话。”她回答。
谁知道呢，也许在某个时刻她突然被寂静吓到了，为了驱散恐惧，她学会了“嗯”和“呜呼呼”。
她害怕死亡，所以才会这么一丝不苟地记录死亡。她忘记了太多东西，却从来不忘提起她认识的人的死讯，无论亲疏远近，朋友的朋友的死，甚至她未曾谋面的人的死，还有她从电视中得知的公众人物的死。
她的邻居、密友和点头之交相继离世，以女人为主的社交圈日渐缩小。男人很早以前就死了，有些女人埋葬了两任丈夫，有些甚至埋葬了自己的孩子。
提起那些对她无足轻重的人的死讯时，她表现得波澜不惊。几则纪念性的小故事具有治疗作用，讲述这些故事能驱散她对自己死亡的恐惧。然而，面对最亲近的人的死亡，她却避而不谈。密友近期去世后，她一直缄默不语。
“她已经那么老了。”她只在后来简单提了一句，好像吐出一块苦涩的东西。这位朋友只比她大一岁。
她扔掉了衣柜里所有的黑衣服。以前她从来不穿色彩鲜艳的衣服，现在她永远穿着红衬衫或者嫩草色T恤，这样的T恤她有两件。我们叫出租车时，如果车是黑色的她就拒绝上车（再叫一辆吧。我才不想上这辆呢！）。她把摆在架子上的她父母的、她姐姐的、我父亲的照片都收了起来，换成她孙辈的、我弟弟弟妹的和我的照片，还有她自己年轻时的漂亮照片。
她告诉我：“我想跟活人待在一起。”
（任 情摘自云南人民出版社《芭芭雅嘎下了个蛋》一书，王 娓图）
文苑
〔韩〕韩江 崔有学（译）
那天早上，少女跟前两次一样，坐在少年的自行车后座上从小岛往回赶。铁制的后座上什么都没有铺，每次自行车震动时，少女瘦瘦的屁股就会疼。
“疼吗？”
“嗯。”
“疼得厉害吗？”
“没事。”
“疼得厉害你就说。”
“就一点点疼。”
他们摇摇晃晃地沿着海边道路前行。为了帮少女练习骑自行车他们才上了岛，今天算是第三天。连接岛和陆地的桥很窄，有二百米长。岛上没有大车行驶，顶多就是拖拉机和手扶三轮车。之前，他们在这条沿着海湾的海边公路上学骑自行车，少女本来骑得很好，可是一有大车出现，她就会失去平衡。
这一天，少女终于不靠别人扶，从头到尾独自骑了数百米，虽然车把手摇晃得厉害，脚却一直有力地踩着踏板。少年喘着粗气，在自行车后面边跑边喊。
“很好！
“很好！
“太好了！”
少年的喊声越来越远，少女隐隐有些不安，想回头看看，又怕一回头会失去平衡，所以一直看着前方骑行。当她蓦然回首，远处的少年已经缩成照片中的影像那么大，在炎热的空气里，气喘吁吁地沿着土路跑来。
他们从海边公路左拐进了这条沿着田埂铺成的土路。夏季阳光灼人。干燥的沙子扬起灰尘。一辆卡车鸣着喇叭跟着他们驶进了土路。卡车很宽，几乎占满了整条道路。
“该往哪儿躲？”
卡车紧跟在他们后面，道路坑坑洼洼，少年没时间也没地方停下自行车。道路的外侧是很深的垄畔。
“要抓紧啊。”
“小心啊。”
“别担心。”
少年的肩膀和腿部加大了力量，为了不掉进垄畔，他使出浑身解数和卡车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让自行车在道边行驶。卡车从他们身旁擦过，速度很快，离他们就那么一点点。
卡车完全驶过后，少年长出了一口气，使劲踩着脚踏板驶向路中央。他不知道刚才在躲避卡车的时候，少女的脚面被带刺的树藤深深地扎伤了，而且在自行车前行的过程中又多了三道伤痕，现在正在流血。少年并不知道少女此刻正咬紧牙关，强忍疼痛。
过了一会儿，少女想要停下来。少年停住自行车，这才看到少女脚背上的伤痕和血迹，少女一瘸一拐地从后座下车，笑着说：
“没事。”
“这怎么搞的！”
少年勃然大怒，不是冲少女，而是冲自己，他恼怒得额头通红，像马上要哭出来一样。
“不要紧，不是你的错。”
“真是的，真该死。”少年捶打着自己的胸膛，“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该怎么办啊？怎么办才好！”
“回家擦点药就行。”
话虽那么说，可是伤口又辣又疼，泪水在少女的眼眶里打转，脚背上也不断渗出血滴。
几天后，少女离开了那个他们逗留了一整个夏天的海边小村，回到自己原本生活的城市。秋季学期结束后，她又搬到更大的城市。之后她再也没见到少年。
三十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当年那个少女坐在盥洗台前洗脚，突然，她停住不动了。脚面上当年的伤痕早已愈合，没留下任何痕迹。只有那天的阳光——那个带刺的树藤锋利地划破脚面，让她痛得咬紧牙的早上，照射在大海、水田和土路上令人眩晕的阳光，直直地透进她冰冷的脚背。
（棉 棉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植物妻子》一书，黄思思图）
文苑
〔葡萄牙〕费尔南多·佩索阿 程一身（译）
我走进房间，关上窗户。
他们送来灯盏，然后道声晚安，
我也安静地道了一声晚安。
但愿我的生活永远这样：
白天充满阳光，或者落着柔软的细雨，
或者在一场暴风雨中毁灭世界，
愉快的夜晚，人群结伴走过
我透过窗子好奇地观察他们，
最后一次深情地凝视安静的树林
随后，关上窗户，点燃灯盏，
我不再读什么，也不再想什么，甚至也不睡，
突然感到生命涌过我全身，就像河水漫过河床，
而外面，无边的沉静如一尊熟睡的神。
（建 湘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坐在你身边看云》一书，〔英〕丽莎·劳埃德图）
人物
赵大河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广岛之恋》后，又写了一部小说《长别离》，由法国导演亨利·柯比拍成电影，获得1961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故事讲述的是，咖啡馆的女店主黛莱丝16年来一直苦苦等待丈夫归来，却始终没有任何音信。就在法国国庆日这天，咖啡馆门口出现一个哼着小调的流浪汉。她觉得这个人就是她的丈夫。黛莱丝使用各种方法，试图唤起失忆流浪汉的记忆，但全是徒劳。流浪汉没有记起一点往事，也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的身份。
时间来到1997年。这一年获金棕榈奖的电影之一是日本影片《鳗鱼》，导演是今村昌平。这是今村昌平第二次获金棕榈奖，1983年，他执导的《楢山节考》曾获此奖。今村昌平是我喜欢的导演，他的这两部获奖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7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香港回归之年。在时间的河流中，这一年如同参照物一般醒目。对戛纳来说，这一年是戛纳电影节50周年。电影节组委会举办了一个纪念酒会，特邀历届获奖者参加。马丁·斯科塞斯、弗朗西斯·科波拉、安杰伊·瓦伊达等世界知名导演齐聚一堂。今村昌平作为当年的金棕榈奖得主，必然也在其中。
今村昌平对科波拉印象很深。他说科波拉威风凛凛，侃侃而谈，与法国总统大谈黑手党电影，把席间气氛搞得十分活跃。他感慨，科波拉有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但今村昌平后来回忆这次聚会时，他发现一位与科波拉行事风格截然相反的导演给他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如同镌刻在脑海里，难以磨灭。
和所有类似的酒会一样，有人大出风头，也有人沉默无语。角落里的一位老导演，有一个非常醒目的鼻子，他与谁都不交流，看上去好孤独啊。他是谁？今村昌平向翻译打听。翻译又去向别人打听。一会儿翻译过来告诉他，那个老头是法国导演亨利·柯比，他的获奖影片是《长别离》。
“哦，《长别离》！”今村昌平一惊，“我看过，我看过。”
亨利·柯比是剪辑出身，1961年拍完这部荣获金棕榈奖的影片后，又回去干他的老本行——剪辑。
《长别离》中，女店主一直没弄明白流浪汉到底是自己的丈夫，还是不相干的人。最后，当流浪汉离开咖啡馆时，女店主下定决心，朝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丈夫的名字。流浪汉闻声惊恐地停住脚步，随之举起了双手。
网上有这个镜头的剧照，黑白的。流浪汉戴着帽子，虽是正面，但看不到他的眼睛，被帽子的阴影遮住了。面部的一部分也处在阴影中。他的手并没举得特别高，至少没有高过头顶，与脑袋形成一个“W”。尽管看不到他的表情，但给人的感觉是：背后被黑洞洞的枪口指着，那把枪随时可能被扣动扳机，一颗子弹会呼啸而出，夺去他的性命……但无所谓了，这是命，他准备接受，所以没有震惊和恐慌，有的只是条件反射——举起双手。
亨利·柯比也注意到了今村昌平。他与今村昌平的目光交接到一起，两人会心一笑。隔着桌子，不便说话，只是用目光交流。
“我们在聊你。”
“我知道。”
“我看过你的《长别离》，我很喜欢。”
“我也看过你的《鳗鱼》，我也很喜欢。”
“你的电影很打动我，我说的不是客套话，是真的！”
今村昌平为了给他的话提供佐证，站起来，离开座位，转过身去，模仿电影中的那个经典镜头——举起双手。
“瞧，我没说谎吧，这个镜头太棒啦！我愿拿我的整部电影来换这一个镜头。”
亨利·柯比眼中立刻溢出大滴的泪水……来自同行的褒奖给予他极大的慰藉。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他电影中的镜头，这让他很感动。那部电影，值了。
他脸上挂着泪，含着笑，冲今村昌平抱拳致谢。今村昌平双手合十，送上祝福。他的眼里也蓄满泪水。
（林 一摘自河南文艺出版社《献给爱伦·坡的玫瑰》一书，李晓林图）
人物
王川 白云上
马斯克
马斯克在创办SpaceX之前，他的创业故事听起来和其他商界大佬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无外乎是夹着包上门推销，不断吃闭门羹或者被嘲笑为骗子，然后拍拍身上的尘土去下一家继续推销，典型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凭着这股劲头，马斯克成功地创立了Zip2和X.com两家互联网公司。因为马斯克刚好赶上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时期，有点眼光，有点胆量，有点耐性，成功的概率自然很大。
但是，马斯克没有停留在创业的舒适区，他先后卖掉了两家互联网公司，然后摩拳擦掌地进入三个陌生但又充满吸引力的领域：航空、电动车、太阳能。从这一刻开始，马斯克的鬼才逻辑才真正发挥作用。
对这三个领域比较熟悉的人都知道，它们虽然是高科技产业，却也是长期停滞不前的产业，进门倒是容易，可要想走得远却异常艰难，所以外界认定马斯克进军这三个领域的行为是“自杀式的创业”。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马斯克多次面临破产风险，尤其是SpaceX，接连三次火箭发射都以失败告终，然而马斯克却像“小强”一样挺了过来。
不是幸运女神拯救了马斯克，也不是厄运之神放过了马斯克，而是他的鬼才逻辑发挥了超凡作用。
这个逻辑的基本原则是剥开事物表象去发现本质，然后再从本质开始，回归到表象。
马斯克是怎么追根溯源的呢？举个例子：马斯克如何给员工定代码任务。他早期的下属曾调侃：“埃隆会拿秒表记录自己敲键盘的单位时间，用总代码量除以这个时间，然后按得数给我们分配任务。”听起来有些极端，可仔细琢磨一下，马斯克找到了单位时间内敲代码量的本源，然后用这个本源去要求员工，已经很讲道理了。
对于这种做法，马斯克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如果一件事在物理学上是可能的，那就一定能实现；如果不能实现，那并不代表物理学有问题，而是中间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所以你要解决的不是物理学问题，而是中间环节的问题。把这个观点套用在敲代码这件事上，就会发现：如果某个员工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根本原因往往是他在敲键盘的中途开了小差。
从这个角度看，追根溯源这种鬼才逻辑，听起来虽有点深奥，执行起来却很简单，因为它简化了一切复杂的表象，直击事物本质，让目标更容易实现。
因为懂得追根溯源，所以马斯克在他的创业旅程中，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使命”。这听起来有点像拙劣成功学喜欢使用的名词，其实不然，真正拥有创业使命感的人，才能在创业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因为它是一个战略层面的总方针。
就拿马斯克来说，他所认为的使命是什么呢？创办互联网公司？不是。成为大权在握的掌门人？也不是。事实上，所谓的使命从马斯克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那时候他就发现，人类未来会和五个问题密切关联：互联网、可再生能源、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及基因工程。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没错，马斯克后来的创业历程，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五个关键词展开的。
当马斯克提出要把人类送到火星的时候，或许很多人已经笑岔了气，认为他不是一个疯子就是一个骗子，却没人去关注他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远大的构想。
马斯克为什么要开启移居火星计划呢？因为这个逻辑鬼才早就有了想法，他认为地球已经发生过五次物种大灭绝，每一次都有大批物种消失，那么在未来，很可能还会发生一次物种大灭绝，那么对人类来说，最好的避险措施就是“复制粘贴”——把人类这一物种进行复制，然后投放到一个安全的环境中，而火星就是最理想的地方。
你看，只要顺着马斯克的逻辑主线去倒推，你就会发现人家说得头头是道。接着再按照这条主线推回来，你是不是又觉得“移居火星”这个目标一点都不可笑了呢？
有了移居火星的目标，马斯克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制造出能够载人的太空飞行器以及移居火星所需的技术和设备。
第一阶段，制造火箭。
别看马斯克之前没有接触过航天科技，但是他有了使命，有了目标，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哪怕最开始制造的“猎鹰1号”只有一吨重，那也是移居火星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连续三次发射失败的事情也好理解了：甭管火箭是出故障还是自爆，这些都不会让马斯克放弃，因为没有火箭就无法移居火星，他的使命就实现不了。
第二阶段，太空旅行。
光有火箭是不够的，它不过是一种动力装置，要让人类移居火星，还需要能在太空遨游的飞行器。于是马斯克绞尽脑汁地去研发“龙飞船”以及“重型猎鹰”等，即使中间遭遇了各种不顺利，可这和未来快乐的火星生活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继续干就是了。
第三阶段，移居火星。
这一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实现，但是马斯克已经奔跑在这条路上了，他不介意前面有多少障碍在等着自己，他只知道自己追根溯源的真相是正确的：地球的资源正在枯竭，人类必须寻找新的伊甸园。在这种强烈的使命感的推动下，马斯克不在乎花多少钱，因为他知道这些钱就是用来干这些事的；更不在乎会遇到多少麻烦，因为移居火星本来就是一件难事，不然恐龙为什么不去火星避难呢？
正是借助这种逻辑，马斯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火箭推进原理》《天体动力学基础》《燃气涡轮和火箭推进的空气动力学》等极其晦涩难懂的专业书籍。在外人看来他是病得不轻，可马斯克却喊着“再来一本”，因为他知道自己需要这些知识。
逻辑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很多人自认为很有逻辑，其实不然。如果换一个人去做马斯克的事，估计了解不到五分钟就会摇摇头：“不行，这根本做不到！”可是轮到马斯克，他不会去想“做不到”，而是会想“怎样才能做到”，因为他已经看清了事情的本源，他所要做的不过是调整表象而已。
（余 竟摘自浙江大学出版社《埃隆·马斯克：梦想与冒险》一书）
人物
逍遥兽
我与“坡仙”（1037—1101）同为蜀人，自幼便听过无数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那两句诗——“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多么古怪的祝福啊，一个父亲竟然希望自己的儿子是个笨蛋。于是我想，这个人一定曾为自己的聪明付出过极为惨痛的代价。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苏轼活着的时候已经是北宋最大的IP（指可供多维度开发的文化产业产品——编者注）。
年少及第，20岁被录为省试第二名，24岁高中制科第三等，很快便取代其恩师欧阳修，成为新一代文坛领袖。起点之高，声名之盛，粉丝之众，堪称“第一国民偶像”。然而，登高必跌重。42岁那年，苏轼陷入党争旋涡，连遭弹劾，过去十年间的诗文也被作为弹劾材料上呈御览，罪名是对神宗皇帝不敬和讥讽新法，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显然，这是一次针对苏轼的文字狱和政治迫害事件。苏轼自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狱，历经整整130天，他甚至写好了绝命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将阖家十余口托付给其弟苏辙，随时准备引颈就戮。
幸而有宋一代不杀文官，苏轼旋即被贬黄州，身份尴尬，生活困顿。有趣的是，物质上的贫瘠反而激发出苏轼精神上的丰沛，正是从黄州生涯开始，他摇身而成“东坡居士”，由是开启了他的“斜杠人生”——不再单单是封建王朝的士大夫、散文家、书法家和诗人，还“斜杠化”为月夜的漫步者、灯下的赏花人、吟啸徐行的半仙、词作者、酿酒者、美食家、农夫、道士、参禅者、旅居者、注疏者、经学家和哲学家……
以黄州为分水岭，苏轼仿佛经历了一次全面的进化，更新了他的“出厂设置”，拥有了两个“频道”——在朝为官时，他自觉成为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儒者，一名优秀的公务员；而一旦被贬，他便迅速切换到“聊从造物游”的境界，自在得如同还林之鸟。就连一向与他亲厚的苏辙也不得不承认，从前自己的文学水平尚可与兄长并驾齐驱，黄州之后，就只能眼睁睁望着兄长一骑绝尘而去了。对此，我只想对苏辙说：“你说得对。因为他打破了次元壁，你还没有。”的确，在直面了将死的绝望和贬谪的困窘之后，苏东坡完完全全地，打开了自己的生命。
尽管很少为人所提及，苏轼的的确确是一位哲学家。他是北宋蜀学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与程颢、程颐所创的程学分庭抗礼。世人铭记他的诗文、策论乃至绘画、书法，苏轼却说，每每回首往昔，唯有当抚摸着自己所著的《东坡易传》《东坡书传》和《论语说》这3卷书时，方觉此生不曾虚度。必须指出的是，这3部著作皆动笔于黄州时期。
苏轼哲学的核心概念，乃是“无心”，其中包括3个层次：
首先，无心与有心相对。无心代表的是一种澄澈、天真的状态，有心则指人已受到外物的干扰与遮蔽，故而充满了造作与刻意。对苏轼来说，最理想的无心状态当如“明镜照物”，完全出自无心，才能摒除私心杂念，从而真实敏锐地反映外部世界。
其次，无心意味着精神对感官的统摄。在苏轼看来，君子的修养就在于时时拂去感官的欲望与心智的纷扰，从而进入某种超然于物外的精神境界。
最后，无心意味着个体生命总是能够彻底地与大道合而为一。所谓“君子如水，因物赋形”，苏轼心中的君子不偏执，他们像水一样不拘于固定形态，始终保持圆融与开放，不断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赤诚地相遇，因此也就得以一窥“造物者之无尽藏”的奥义。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哲学作为其精神内核，苏轼势必无法成为“坡仙”，在其艰险的仕途当中，他当有无数机会死于幽愤、死于内耗、死于忧郁。
南唐后主李煜被囚后，曾作颓丧之词“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将醉酒视为唯一的解脱方式，打定主意沉溺于愤懑与悲感之中，当然也不出意外地死于这种愤懑与悲感。100年后，坡仙化用其诗句，写道“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一扫衰颓，将醉生梦死翻出一重崭新境界。
何为“适情”？
就是顺势应情，而其前提则是把“道”看得异常开阔：
仁者爱人是道，至情至性也是道；修身养性是道，饥餐倦眠也是道；指点江山是道，月下观花也是道；匡扶正义是道，将一块猪肉炖得很入味也是道。如此适情，方能在世界无情地向你碾压过来的时候，保持平衡，维护自洽的内心，放自己一马，同时也放世界一马。
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苏轼的哲学难以传世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在他死后一年，蔡京就下令销毁了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及其门人的文集，并禁止传阅、流通和刊印。
但更重要的是，苏轼那“随物感应”“道无常则”“尽个性”的多元人性论调，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而言，终究还是太超前了。当然，对于我们现代人就刚刚好。
长大后，我特意查过前文《洗儿诗》中被祝福的那个孩子。他叫苏遁，为苏轼幼子，由其最心爱的侍妾朝云所生。他甚至没有机会成为他父亲所期许的那样一个笨蛋，他夭折于旅途，在世上只存活了10个月。
当然，苏轼为之恸哭、垂泪、哀悼和叹息，但他不仅是悲伤的父亲，还是谙熟农事的耕种者，是拄杖听涛的归人，是独自登山的行者，是百姓的朋友，是好客的隐士，他所拥有的生活世界裹住了他。所有那些“斜杠”，撑住了他。
这难道不朋克吗？我甚至感到，坡仙的人生，在“朋克”这个词诞生之前，就定义了朋克呢。
（田 安摘自《少年新知》2024年第11期，肖文津图）
人物
李舒
林语堂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超过了他在东方的影响力。纽约大都会艺术馆举办过一场林语堂旧藏书画展览，为展览出的书叫《两脚踏东西文化：林语堂，一位现代的文人》。导言这样评价林语堂：“中英文写作都好到了一个地步，能让沉淀于一种语言中的奥妙与灵光，超脱翻译，化身为另一种语言，林语堂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头一人。”《纽约时报》的评语是：“集作家、学者、教育家、人文主义者于一身的林语堂博士，为世界上中英这两个最大的语言团体，说中文和说英文的人们的沟通，打造的一座里程碑。”
在华语世界里，林语堂最多被提起的是“幽默大师”这个称号。实际上，他的幽默是淡淡的，那些包袱到今天来看或许都响不了，比起老舍的差了很多。对于别人赞美他为“幽默大师”，老林也谦虚地说：“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重要性的人罢了。”
究其根源，其实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将“humor”译成“幽默”的人。
林语堂敢“硬杠”鲁迅，但是鲁迅公开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针对林语堂，林语堂没有回应。鲁迅去世之后，林语堂写了一篇《鲁迅之死》，字字句句深知鲁迅，可以说是鲁迅的知己：“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我有个朋友说，面对世界，鲁迅给出的药方是：“战斗吧！破釜沉舟打赢最后一战！”胡适说：“把房子修修补补，凑合过呗！”而林语堂则说：“嗨，吃好喝好。”
林语堂绝对是庄子的学徒。
所以他认为，不应为了有用而读书：“一个人并不是为了要使心智进步而读书，因为读书之时如怀着这个念头，读书的一切乐趣便完全丧失了。犯这一类毛病的人必在自己的心中说，我必须读莎士比亚，我必须读索福克勒斯，我必须读艾略特博士的全部著作，以便可以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以为这个人永远不会成为有学问者。”
所以他认为，不要为了功名利禄而生活，“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
林语堂看待世界是举重若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心中没有悲伤。
1971年1月19日中午，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宴请林语堂，忽然有人急匆匆跑来报告，工人去打扫林语堂长女林如斯的房间时，发现她吊在窗帘杆上，桌上的一杯茶水尚留余温。次女林太乙回忆，当她们一家从香港赶到台北父母家中时，“父亲扑到我身上大哭起来，母亲扑到妹妹身上也大哭起来。我顿时觉得，我们和父母对调了位置，在此以前是他们扶持我们，现在我们要扶持他们了”。林如斯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而长期受抑郁症困扰，最终选择用这样的方式离开人间，留下的遗书是写给父母的：“对不起，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的心力耗尽了，我非常爱你们。”
林太太廖翠凤从此精神崩溃，整日喃喃自语。对人讲话只说厦门话。“我活着有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林太乙也曾经问父亲：“人生有什么意思？”据说，林语堂沉默良久，而后缓缓回答：“活着要快乐，要快乐地活下去。”
所以，他平静地处理着女儿的遗物，为女儿编辑遗作并且发表悼念诗。庄子在妻子死了之后击盆而歌，林语堂在给甥媳妇陈守荆的信里，故作乐观地筹划着带太太去散心的欧洲之旅，说“只去风景优美之处”。
即便如此，他仍旧用一颗真心，温暖着他的读者。1974年，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八十自叙》，我很喜欢这本书，因为里面充满了真诚。他磊落地说：“我以前提过我爱我们坂仔村里的赖柏英。小时候，我们一齐捉鲦鱼，捉螯虾，我记得她蹲在小溪里等着蝴蝶落在她的头发上，然后轻轻的走开，居然不会把蝴蝶惊走。”赖柏英是他的青梅竹马，他邀请她和自己一起走出家乡，外出读书，她却拒绝了。他未知她的生死，仍旧挂念：“柏英不知尚在否，当已七十九，想将来或借苏珍珠转问。”
赖柏英是真名，不过，不知是他年岁已高，还是刻意为之，他真正的恋人其实是赖柏英的姐姐赖桂英。赖柏英比林语堂小十八岁，林语堂去圣约翰读书时，赖柏英尚未出生。同时，根据《八十自叙》里所说，赖柏英“嫁给了坂仔本地的一个商人”，而实际上赖柏英的丈夫叫蔡文明，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厦门一所中学教书，并不是商人。反而赖柏英的大姐嫁的是开典当行的人，名叫林英杰。据说，林英杰后来变得性情暴躁，经常家暴，赖桂英时常对自己的养女说：“如果我当时嫁给林语堂，我现在也不会这么凄惨。”
林语堂在被赖桂英拒绝之后，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期间爱上了同学的妹妹陈锦端。这一次，郎才女貌，可惜，反对他们的是陈锦端的父亲陈天恩。他嫌弃林语堂出身穷牧师家庭，但陈父的拆散招数非常不同凡响，他把隔壁钱庄老板廖悦发的女儿廖翠凤介绍给了林语堂。林语堂的两段恋情，或因女方不愿离开家乡，或因女方亲属嫌贫爱富而宣告失败，最终，他选择了那个不嫌弃他的姑娘。结婚之后，他把婚书付之一炬，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
这是一个承诺，林语堂遵守了一辈子。他无比珍惜这段婚姻。我曾经在阳明山参观过林语堂故居，发现屋子里柚木椅子的靠背上，都刻有一个小篆的“凤”字——这是廖翠凤的名字。他把太太的名字做成家徽，并且告诉大家：“太太喜欢的时候，你要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她生气。”
廖翠凤也时刻包容他，包容他的童心不改，包容他为了发明中文打字机而停下写作，甚至包容他一再讲起曾经的爱人陈锦端，她还会主动讲起陈锦端的故事——这份坦诚，证明了廖翠凤的自信。
林语堂的朋友赛珍珠曾经问他：“你的婚姻怎么样？没问题吗？”林语堂笃定地答：“没问题，妻子允许我在床上抽烟。”
当我们对人生感到倦怠的时候，读林语堂的时刻到了。林语堂告诉你，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在这尘世中的人一律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既然是一场戏，我们不妨潇洒一点，悠闲一点，舒服一点。林语堂说，衣服我们不妨穿得宽松一点，读书不要想着有什么用，交朋友不要那么有目的性，时常听听鸟鸣、看看花朵，而生活最大的乐趣，就是蜷缩着身体躺在床上。
这并不代表我们对一切满不在乎，而是我们对于人生，用不在乎的态度在乎地生活。要快乐，但这快乐，并不一定代表着财富，代表着爱情，代表着“鸡娃”。一切都来自你的内心，这答案林语堂在《京华烟云》里已经告诉你了：“人本过客来无处，休说故里在何方。随遇而安无不可，人间到处有花香。”
（秋 天摘自上海三联书店《从前的优雅》一书，李 晨图）
人物
张崇琛
1979年9月，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举办以姜亮夫先生为导师的楚辞进修班时，姜先生已77岁。所以楚辞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学员们每天晚饭后轮流陪姜先生散步一小时，由杭大到黄龙洞一个来回。这对姜先生来说是一种身心的放松，而对学员们来说，又增加了一次受教的机会。因为姜先生是边走边聊的，而所聊的话题，既有对自身经历的回顾，也有对学界掌故的漫谈，更有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点拨。所以每次陪先生散步一小时，学员们都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我在楚辞班中是年龄较小的，又是班委，所以陪先生散步的次数相对较多，而接闻于先生的言语也就多些。这些谈话历四十余年，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师辈中，听先生回忆最多的，是王静安与章太炎二位。
先生说，王静安的学问之所以能出乎同侪之上，与他先进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他曾亲见王先生读过的德文版《资本论》，书上用各种颜色做了许多标记。他说，在中国，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如此认真读过《资本论》的，唯王静安先生一人。
先生还说，王静安虽然不善交际，看起来不好接近，但实际上对学生是很好的。一次他去王先生那里请教，回来晚了，王先生知其近视，遂命家人点上灯笼，一直送到大礼堂后的流水桥，见路好走了才离去。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每周六晚有一个师生“同乐会”，王先生有时也会参加。同乐会上，梁任公表演的是背诵《桃花扇》中的《余韵》一出，赵元任表演的是全国旅行途中各地所闻的方言，王先生表演的则是背诵《二京赋》。那超常的记忆力，令学生们全都为之震惊。至于陈寅恪先生，他虽然在同乐会上没有表演过节目，但平常爱讲笑话，尤喜对对子。姜先生还记得他们刚入学不久，陈寅恪便送给他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贴切，又幽默。
说到王先生的最后归宿，姜先生仍难以释怀。他说，1927年4月，北伐军攻下长沙，农会杀了叶德辉。作为末代皇帝的老师，且脑后还留着辫子的静安先生便有些紧张。一天，他问姜先生：“亮夫，他们该不会杀我吧？”姜先生说：“叶德辉是激起了民愤的，所以被杀。而您不牵扯这些，所以不会。”但静安先生仍不能宽心，到农历的五月初二见到姜先生时还说：“亮夫，我不想再受辱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便投了昆明湖。葬礼上，学生们都行三鞠躬礼，唯有陈寅恪先生赶到后，行了三跪九叩大礼。
章太炎先生被有些人称为“章疯子”，但对学生也是极关爱的。姜先生回忆，一次他去苏州见太炎先生，路上遇雨，进章府后衣服已湿。太炎先生见之，转身就到楼上取了一件马褂令其换上，然后才坐下说话。姜先生说，此事虽已过去几十年，但至今思之，仍感动得要流泪。
先生讲起同门，除不时会讲一些“八个老虎”（即清华国学院八位属虎的研究生）的趣事外，谈得最多的便是鲁迅。鲁迅是太炎先生早期的弟子，与姜先生同门，且二人也有交往。现在回忆起来，先生说的有关鲁迅的几件事我仍记得：
一是某次在内山书店，先生问鲁迅其笔法何以会如此苛刻，鲁迅说：“不这样不行啊，不然中国便没救了。我现在只有一支笔，我要是有一把刀，真可以去捅他们的。”
一是某次“左联”开会，柳亚子跟鲁迅说：“你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指其笔法已超过太炎先生）！”鲁迅说：“太炎先生是骂满人，我是骂自己不成器的儿子！”其时姜先生在侧，亲耳听闻。
一是鲁迅告诉他，当年章太炎在日本讲学时，开始听讲者有数十人，后来都走了，只有鲁迅与朱希祖坚持到最后。朱的听讲笔记后归钱玄同，现藏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鲁迅的笔记则下落不明。姜先生说，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见一家杂志用鲁迅笔记的手稿影印件做过封面。
至于朋辈中，姜先生常提起的是闻一多。他们两人都研究楚辞，但有些观点并不一致，见面时也会辩论，有时还辩论到昆明的茶馆里。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只好各自著书或写成文章。姜先生说闻先生是性情中人，两人辩论时往往会情绪激昂，但过后又迅即和好如初。
关于治学方法，那更是散步中常谈到的。先生说，做学问首先要打好基础。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管哪一行，有些书是一定要先读的。如《诗经》《论语》《史记》《说文解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红楼梦》以及李白与杜甫的诗等，都要先读。这就好比演员，无论以后演哪一行，学哪一派，都离不了吊嗓子等基本功。先生说，做学问应从文字、音韵入手，文字尤其重要。对其他如民俗学、历史地理学、心理学、逻辑学、考古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也应有所涉猎。至于写文章，一是要选取一些有生机的题目来写，即写一篇可以引出好多篇。二是不要与人斗嘴，即不写批判文章。你嫌别人的东西不好，你写一个好的东西放在那里就行了。这是陈寅恪先生教他的，他也以此教我们。
散步中，先生还罕见地谈到了《红楼梦》的版本问题，尤令我难忘。那是1980年的5月21日，我与殷光熹师兄陪侍先生时听说的。先生说当年他在清华读书时，曾读过一个《红楼梦》的本子，其故事的结局与高鹗的续书完全不一样。大致情节是：荣国府被抄后，贾宝玉出外为更夫，史湘云为渔妇。一夜，宝玉在一座桥上休息，将手提的一盏小灯笼放在桥边，此时湘云的小船恰巧从此经过，见桥上的灯笼，认出那是荣国府的夜行灯，遂问桥上的人是不是宝二哥。宝玉反问她是谁，回答说是湘云，于是彼此相认，并互诉别后情景。湘云说：“你当更夫，我为渔妇，荣国府的人都星散了，没有一个不在受苦的。”于是湘云便请宝玉到船上，原来她早已无家可归，只有一个丫头还陪着她。随后宝玉便坐湘云的船一起走了，最终成就了“金玉良缘”（湘云身上也有一块金麒麟）的结局。姜先生说，这个本子后来再未见过，蔡义江先生还为此专门访问过他。
姜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由蔡义江先生披露，又被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看到。
周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杭州大学的姜亮夫教授传述了一则极其引人入胜的宝贵线索……我读后简直高兴极了。因为和我推考的主旨全然吻合，而其具体情节又如此动人，则是谁也想象、编造不出来的！”这番话足以说明姜先生所读到的这一版本在红学史上所具有的意义。
以上是我陪姜先生散步时的一些记忆碎片。如今他已离开我们近30年了，但先生当年的音容笑貌，还时时鲜活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赏 音摘自《散文》2024年第11期，张伯陶图）
杂谈
〔日〕久石让 何启宏（译）
虽然我希望创作出能让人感到喜悦、以人为本的音乐，但我在作曲时，从不曾在意别人的评价。这一点是比较难以解释清楚的。
常常有人向我表示“听到那么优美的旋律而落泪”“这音乐太让人感动了”，我会因此感到非常光荣，但那只不过是我创作音乐所附带的结果罢了。
在我作曲时，从未想过做出来的音乐要触动人心，或要写出一首令人为之落泪的优美旋律等。听众想如何诠释，应该是他们的自由。
创作电影配乐时，我也从未想过要迎合导演。我只从整部作品的角度出发，思考这个画面或这部电影需要什么样的音乐。我想导演大概也完全没想过某段音乐是否符合自己的喜好，而是以是否合乎这部电影的内容作为标准吧。
创作电影配乐的重点在于要确实提供这份工作、这部电影真正需要的作品，因此首要课题在于我是否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导演站在一位电影创作者的立场，如果他欣赏我的作品，就会告诉我：“嗯，很不错。”当作品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观众喜欢，作出的评价就是：“这首曲子真的很棒！”这就是所谓的附加价值。因此，我在创作音乐时，就不曾想过要迎合导演或观众的口味。
即使是上班族，如果有人在工作中只想着如何讨好上司，又会让人作何感想？
我想对这些人说，别把工作的意义寄托在这种地方。
创作好的作品以及完成作品后的评价，虽然看起来是一体两面，但是本质上却有所不同。我认为，创作不能完全与大众的需求脱离关系，但也不能因此而迎合大众的需求。
（若 子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感动，如此创造》一书，〔马来西亚〕Tang Yau Hoong图）
杂谈
冯仑
刚开始创业那会儿，《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还没有颁布，我们借钱办公司，对创业是什么、商业模式是什么都不了解，唯一知道的就是要折腾。所以，那个时候，无论出了什么事、面对的处境多么难，我们都要扛住。
后来，针对欠债，我们采取了一个措施——如果我们欠了债，那么在债权人来催债前的一个月，我们就主动上门跟债权人道歉、解释、求情，能还多少先还多少，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这样的做法得到了一些债权人的谅解和宽限。
有一次，因为我们还不上钱，有一个债权人说一定要去看看我住在哪儿，他觉得我们不还钱，说不定是自己拿了钱在别墅里逍遥快活呢。我就带他到我住的地方去看，那是一个一居室，地上放着一张床垫，周围摆了一些杂书。他捡起几本书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看这些伟大的书，可真行！算了，我暂时不逼你了……”后来，我们还清了所有欠款，其中的不少债权人直到现在还和我们来往，大家处成了朋友。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企业家前几年面对疫情，又或者面对其他原因导致的经营困难时，内心的痛苦。债务危机或者经营亏损，是很多企业主，尤其是创业者会遇到的。
从我自己的经历讲，在阶段性的挫折面前，人还是要保持乐观。因为这个过程就像是在翻一座山，现在这个阶段是在山谷里走，只要坚持往前走，爬上山坡，翻过山头，就有机会到山的那一边。在那边，可能就会出现丰茂的草原一样的开阔地带。
再举一个例子。2001年，美国发生了“9·11”事件，位于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倒塌，将近3000人遇难。一年后，我们参与了世贸中心的重建工作。有一次，我和一位银行家去那里考察，他帮我去跟一些金融界的人谈，希望他们来支持我们做这件事。其间，他悄悄告诉我：“老弟啊，这个事恐怕不能做。”他认为，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将近3000人遇难，这里就是个坟场，今后谁还来这个地方租房呢？
之后，我又和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灾难研究专家聊这个项目。很有意思的是，经济学家们普遍不看好这个项目，他们按照当时的房租、就业情况一算账，发现这个项目不经济；而社会学家和灾难研究专家都告诉我，这个项目可以做，他们的理由是，不管发生多大的灾难，一般15年以后人们就有些淡忘了，20年以后，也就是新一代人成长起来之后，关于这个灾难的记忆就更不清晰了，他们都不认为重建后的世贸中心还会受当年事件的影响。
2019年，我们在纽约的项目开业，社会学家和灾难研究专家的看法得到了印证。同“9·11”事件之前相比，整个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房租不仅没下降，还上涨了15%以上，游客多了至少一倍。这件事情让我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经验，那就是遇到困难，甚至是遇到灾难时，要怀抱希望。
鲁迅的诗剧《过客》中，一个过客分别与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对话，过客向两人询问前方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老人告诉他，前方是一片坟地；小女孩告诉他，前方是一片鲜花。由此可见，两个人的视野和心态是截然不同的，而这个过客却说前面的声音在叫他往前走，于是他坚定地往前走。
在创业的过程中，我经常会想起这个故事。我心里也有这样一个声音召唤着我，所以无论前方是一片坟地，还是一片鲜花，我都要坚定地往前走。这种想法始终陪伴着我，哪怕负债累累，我也没有放弃，因为我知道，扛住就有希望。
（杨子江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挺住才有出路》一书）
杂谈
黎戈
我不坐班时，常在工作日看电影，有时，整个小影厅只我一人。单人电影的静谧沉浸，和动画片放映厅里的兵荒马乱，这两个维度，都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幸福因素。这简直是个隐喻。说到底，幸福不外乎来源于两点：自我实现和与他人建立温暖的连接。
做母亲，也许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功课。之前读弗洛姆的作品，对里面的一些话，我止于文字层面的理解，直到自己做母亲之后，才真正地有了生动的体验：
“人格的发展，会经历获取性、剥夺性、储藏性的阶段，最后，人格的发展会升华为生产性。生产性的人格，意味着成熟的爱的能力。”
原来，爱是一生成熟的果实。
我想，这是一个多途径可得的体验，肯定有一些人，是在其他路径上获取了这份体验，但我是在做母亲这件事上才明白的。
爱人是一件比爱己更幸福的事，而且无须回报：养儿无关防老（非交换），也不需要独占（非剥夺性），你对对方尽心付出，只是为了让她羽翼丰满，最后有能力离开你，飞得越远越好（非储藏性）。
我感激女儿赐予我的，是“此刻”感。
我开始慢慢能摸到时间真实的颗粒，我已经不想再回顾或期望什么，此刻，就在此刻，置身于幸福之中，就可以了。
话说幸福和痛苦，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鸟与它翅膀下的风，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很难识得淡味之中的喜乐——类似于食谱中糖、盐常常并用，其实是以一味为重点，另一味作反衬和点睛之用。
最近我在读伊琳娜的回忆录，她妈妈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女友。
她写道，灾难年代过去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了生活单纯充实、度日有序之感。“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他觉得每一分钟都十分宝贵、极其重要——“单纯充实，度日有序”，已经是饱经磨折、被白白耗掉壮年和创作精力的人最高的幸福。
多么简单又珍贵的八个字。
（心香一瓣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心的事情》一书，〔比利时〕阿莱夫·内托图）
杂谈
岑嵘
在普希金创作的童话《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渔夫的老婆最初的愿望只是要一个新木盆，她这个愿望的锚点是自己当时的生活，因此一个新木盆就能给她带来喜悦。但之后，她的锚点不断发生变化、不断提升，她比较的对象变成了贵妇、女王……于是，她提出的要求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渐渐远离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以至于她最后又变得一无所有。
很多时候，我们对生活不满意，并不是因为生活本身有问题，而是我们比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例如，热恋中的情侣有时候会突然嫌弃对方，其实并不是对方有了什么变化，而是自己心里有了新的比较对象。当我们买了新车，满心喜悦，这时我们比较的锚点是过去挤公交车的生活，可是当我们看到同事时髦的跑车时，我们心里的喜悦感却一下子减弱了。事实上，我们拥有汽车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我们把锚点转移了。
一项调查显示，近20年来，欧美的大多数彩票头奖得主在中奖后不到5年内，都会因挥霍无度等原因而变得穷困潦倒。该项调查同时显示，每年美国彩票中奖者的破产率高达75%，每12名中奖者当中就有9名破产。
彩票大奖得主很容易在短短几年内就破产，这并不是说他们中的奖金不够多，而是他们的生活锚点在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节衣缩食，而是像真正的富豪那样消费和投资。但是，他们缺少积累财富的经验，只有花销没有进项，不知道如何让资产增值，对投资一无所知，所以，这些人很快就陷入破产的境地。
浮动的锚点容易让人迷失。我认识一个人，原本他只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忽然命运眷顾，一个漂亮贤惠的姑娘看上了他。这时候，他发誓一定加倍努力，要给姑娘最幸福的生活。于是，他开始做生意赚钱，起早贪黑，生意越做越大。可是渐渐地，他迷上灯红酒绿的生活，一开始只是忙于应酬，到后来夜不归宿。此时，他人生奋斗的锚点不再是那个肯下嫁给他的善良姑娘，而是自己身边的那些挥金如土、比他更有钱的老板。最终，他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我们常常忘记出发时的想法，失去自己的目标，忘记来时的路。原本，我们只是想要简单的幸福，可是我们参照的锚点不断在变化，有了木盆想要房子，有了房子想要宫殿，野心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坏。就像金庸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任盈盈说的：“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可是种种事情，总是和从前不同了。”
行为经济学家乔治·洛温斯坦等人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当人们为了追求像金钱、权力这样外在形式的奖励而执行某些行动时，往往会忘记这些行动的内在诉求。经济学家们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个观点，他们考察了数百名参与者欢度千禧夜的目标、计划和实现程度。结果发现，那些制订了最为庞大的计划并且为了狂欢投入最多精力的参与者，最有可能感到失望。复杂的计划也让人们忘记了最简单的快乐：互相拥抱，说一声“新年快乐”。
当我们把幸福锚定在外在变化的事物上，赚了一千万还想赚一个亿，我们就永远不会感到快乐。国学大师季羡林晚年感慨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就生活在母亲身边。”真正的幸福其实都是很简单的，比如和家人待在一起。
（画中花·未来香摘自《今晚报》2024年4月11日，杨向宇图）
杂谈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张星云（编译）
新技术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我们原以为技术会服务于我们的目的，最终却发现我们人类其实在为技术服务。历史上有个典型的例子是农业革命。最初，人类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他们进入森林狩猎野生动物、采集野生水果。当人们从事农业时，他们认为这样会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小麦这样的农作物会让人类生活得更好。
然而，实际的结果刚好相反，数百万农民为水稻服务——插秧、浇水、除草、保护它们免受病虫的侵害。普通农民的生活变得比狩猎采集者的更糟糕。人们不得不整天在稻田里辛苦躬耕劳作，而不是在森林中四处游荡。尽管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人们的饮食却变得更糟糕——对人来说，主要由大米构成的饮食不如由各种野果和肉食组成的饮食健康。当然，对少数国王和贵族来说，生活确实变得更好了，因为他们垄断了农业创造的财富，但对普通农民来说，生活变得更糟了。
瘟疫也是农业的一个意外副产品。大多数传染病都来自圈养的家畜，并在拥挤的村庄和城市中迅速传播。古代的狩猎采集者不圈养动物，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感染新的传染病，生病的人也很难大面积传播病毒，因为人们以小聚落分散居住，并不断迁移。当人们建立起满是圈养的鸡和猪的农耕村庄时，他们认为自己为人类创造了天堂，事实上，他们也为病毒创造了天堂。我们现在可能正在重复这种错误，人类认为人工智能会为我们创造天堂，实际上，它可能会逃脱我们的控制，最终奴役甚至消灭我们。
（肖萌渝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7期，本刊节选）
杂谈
舒明月
汪曾祺曾这样写栀子花：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的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
读完大家都笑，微博上有评论说，写得很摇滚、很朋克！
但拟人法也只是偶尔见之，汪曾祺写花卉，大多数时候是忠实地在走传统的路子，承继的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等古代植物学著作的准确、简洁而蕴藉的说明文风：
1.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绿，极香……
2. 秋葵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
3. 凤仙花有单瓣者，有重瓣者，重瓣者如小牡丹……
其实不仅汪曾祺，很多名家都沿用这个路子，比如张恨水：
山野间有小花，紫瓣黄蕊，似金钱菊而微小。叶长圆……一雨之后，花怒放，乱草丛中，花穿蓬蓬杂叶而出，带水珠以静植，幽丽绝伦。
比如鲁迅：
旋花一名鼓子花，中国也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镞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红或白，午前开，午后萎，所以日本谓之昼颜。
这些文字不也十分耐读吗？如果怀有描写花卉的诚意，那么先把这个路子学起来吧，先面面俱到地来交代，什么形什么色，花几瓣叶几片，何时开何时败。好比绘画中的写生与临摹，这些都属于基本功。如果基本功都不扎实，就别整那些个花哨的了。
实力派主将张爱玲不像汪曾祺那样具有一种博物的雅趣，单纯为了状物而状物。《沉香屑·第一炉香》里面有两段写到象牙红花：
1. 订了船票回来，天快晚了，风沙啦沙啦吹着矮竹子，很有些寒意。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
2. 薇龙走到转弯的地方，回头望一望，他的车依旧在那儿。天完全黑了，整个的世界像一张灰色的耶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真正存在的只有一朵一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原始，碗口大、桶口大。
这才是“一切景语皆情语”的正面例子。
你看张爱玲对象牙红花的描写，晦暗的底幕上幽异而硕大的红花，是不是与整篇故事的氛围贴合到极致？要把景语成功地化作情语，在具体手法上，除了别滥用幼稚的拟人，还忌文艺腔的拟人，硬把人的文艺情绪往山川万物上安，造作极了。你看张爱玲写象牙红，可曾用了阴森、诡异等字眼？不着一字，但全然给人那样的感觉。此方为正道。
（徐 湛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师们的写作课：好文笔是读出来的》一书，刘树勇图）
杂谈
叶倾城
如果有一件事，是你平生至爱，你为之拼尽全力，跋山涉水，竭尽所能，甚至彻底放弃世俗的快乐——却终究一事无成，你会怎么做？你非常有才华，但，你与更有才华的人生于同一个时代，所谓“既生瑜，何生亮”。你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但，所有有成就的人都非常聪明、非常努力。你也是血肉之躯，你也渴望爱情、性、孩子，但，你没这个命。或者你只在乎你的平生至爱——你却没有得到，你怎么办？你是否有勇气，成为一个“伟大的失败者”？
让我们假想一个女子。她是19世纪生人，从小便流露出对大自然的浓厚兴趣，这为她日后成为植物学家奠定了基础。她渴望探索大自然的秘密，也渴望被爱。她有一种科学工作者的落落大方的态度。花要受粉，蜻蜓在水边交合。她所要的，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但，她是一个不美的女子，观察大自然时可不能打遮阳伞、擦护肤霜，更不容人穿着修身合体的花裙子拍照留影。她的模样，就是一个骨架粗大的妇人。没有男人爱她。她在孤独中研究植物，直到48岁那一年，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男人。年轻男人和她一样，在大自然摸爬滚打，是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这是真正从灵魂出发的爱情。她爱上男人，也以为男人爱上了她，但，世事未必尽如人意。为什么男人不爱她？她痛苦了很久很久，为此，不得不踏上男人曾经行过的路径，荆棘满布的路径，到太平洋的海岛上研究植物。她没有找到她想要的爱，但劳动给了她报答，她自然而然地，从植物身上发现了进化论。只是，当她还在思考，还在打磨论文的时候，伟大的达尔文推出了《物种起源》。一切都结束了。她一生的工作都不再有意义。
你要哀叹她的命运吗？她却说：“我认为我是最幸运的女人。”是的，她曾经心碎；她的愿望都没有实现，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她没有什么亲人。父母都死在了她前头，她未婚未育，自然无子无女。
她没有辉煌的事业。她有独到的见解，这见解让她无限接近成功，但她与成功，缘悭一面。她没有机会了，甚至“向天再借五百年”都没用。她没有积累下财富，正如各位所知，搞科学研究不怎么赚钱。她甚至连性行为都没有过。她一生都很孤独，她只有学术上的朋友，但和大部分人没见过面，只有书信往来。她很可能是一个最悲惨不幸的女人，为什么她觉得自己幸运？她说：“因为我在研究世界当中度过了一生。在我走到人生终点之际，我对这世界的了解比我来的时候多一些；同时，我创造的一点点知识，丰富了其他累积起来的历史上的知识——可以说，丰富了伟大的图书馆。”
如果世界是群星璀璨，那么她只是彗星，划破过天际。这是我最近读到的书——《万物的签名》中虚构的一位女植物学家的一生。读完此书后，我心潮澎湃，觉得一生的心事，一生的追索，都被写在了这本书里。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文学形象。在此之前，每本书女主角的共性就是：美。哪怕是简·爱这种自称不美的女孩，你也知道她是美的——否则如何解释罗切斯特对她的爱？
所谓独立，只是自己骗自己的话。大宅里每一位女佣都是受薪人员，都是独立女性，罗切斯特怎么就没爱上她们呢？《万物的签名》这本小说写的就是：一位身怀大志的、有梦想的、追求事业的女性，如何为实现自己的志向历经艰难，最后又如何不得不面对失败。她的失败，不来源于性别歧视，不来源于母职、妻职，不来源于一切可以被用来痛骂男权社会的东西，纯粹就是因为她运气不够好。如果一定要苛刻一点儿，也可以说：她不够好。但不存在“够好”这件事，因为大自然中的生存竞争没有明确的分数线。
这是个充满竞争的世界，在生存斗争中她落败了。达尔文说过：强壮的、健全的和幸运的生物，总会生存，还能够繁殖——而她只是不够幸运而已。而这，其实才是绝大多数事业女性的宿命。或者说，不分男女，是绝大多数有梦想的人的宿命。因为资源有限，竞争无处不在。但，既然你做了这个选择，就得接受你的命运。你爱，就有可能不被爱。你创业，就有可能赔本。你追求事业，就有可能名利全无。
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她，但我是幸运的。我确实为自己的毕生所爱竭尽了力气。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放弃希望，没有放弃斗争。我希望成功，不然的话，我也乐意当个伟大的失败者。
每一位想要追求事业的女性，都可能是她。当然，前提是你是真的想追求事业，你喊的“不婚不育拼命搞钱”，确实是发自内心，而不仅仅是用来搞性别对立。
你确实为了事业竭尽全力过。脑力劳动或许可以摸鱼，但体力劳动不能。你至少得为这件事耗尽体力。
那么，也许你会成功，也许你也会是一位伟大的失败者。
（约 词摘自微信公众号“作家叶倾城”，〔印尼〕马哈茂德·法图赫罗菲图）
杂谈
梁永安
有一些电影表现得很浪漫、很美，但是仔细体会，我们会发现电影展现出来的确定性。小津安二郎导演的《麦秋》里，纪子28岁，非常漂亮，人家给她介绍富翁家的阔少，她都不愿意去见，但是最后她答应嫁给一个带着小女儿的医生——她哥哥的同学。为什么呢？因为医生的妈妈向纪子说自己有个愿望：希望纪子能做自己的儿媳。这位妈妈只是单纯地将其当作一个愿望提出，她根本不敢相信它会实现，因为不相信，所以才敢说出来，然而纪子就在这一秒钟答应了。
这是1951年的作品，战后日本国民精神一片溃败，旧的信仰崩塌了，新的信仰还没建立起来，整个家族社会在瓦解。虽然面对的是一个如此纷乱的世界，但纪子在瞬间感觉到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会幸福。男人的妻子死去多年，他一直在怀念她。纪子感觉到他内心真诚，所以愿意跟他在一起生活。男人要离开东京去日本东北部的一个新医院当医生了，那儿环境很艰苦，但是纪子说：“我不怕吃苦。”在那样的时代，只要不怕吃苦，就可以面对生活。我们现在的青年也可以向下兼容传统的生活，追求极简、自然，只要不怕吃苦。
电影《洛丽塔》中，亨伯特第一眼看见12岁的洛丽塔就爱上了她。因为她复活了他记忆中的“小仙女”。“小仙女”是他懵懂少年时期失去的初恋女友，他一看到洛丽塔就想起她。在心理学上，这是一种光环效应，一种积极错觉。但是他的时间的方向是向后的，他自认为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但这其实是一个虚幻的理想。所以到最后，当洛丽塔慢慢长大，跳出了他原来臆想的形象时，悲剧就发生了。
这种确定性实际上是在自己的虚构里实现的，最后必然使人生陷入一片虚空。
在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小说《布鲁克林》里，爱丽丝爱上了管子工托尼，但是她始终没有给这份感情下结论。有一次约会，她早早地来到约会地点，一个人跑到二楼，想看一看托尼来的时候如果发现她不在会是什么反应。结果她看到托尼因看不到她而非常慌张。就在那一瞬间，爱丽丝觉得很心疼，她看到托尼脸上的惶恐无助，她觉得是因为自己不给他确定性，他才会有那种悲伤、无依无靠的感觉。所以，就在那一瞬间，她快步跑下去，跑到托尼面前，两人走到了一起。
爱丽丝瞬间的体悟不是凭空来的，她不只是心疼，更是基于爱尔兰人悲惨的遭遇。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的土豆大面积绝收，但是英格兰对爱尔兰的税收还是不减，爱尔兰人大量地逃往美国。当然，爱丽丝生活的时代不是19世纪，而是20世纪50年代。但是爱尔兰人内心深处的飘零、坚韧、深情，都鲜明地体现在爱丽丝身上。她从爱尔兰小镇来到大都市纽约，精神深处保持着非常淳朴的特质。她对爱情的认定受此影响，面对托尼时，内心非常喜欢他热情洋溢的劳动性。
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生命一瞬间所释放出的温馨的底色，足以温暖我们的人生。
我刚才讲的故事里有悲有喜，但是有一种绝对是毁灭性的。在哈代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到富人德伯家去，德伯家的长子亚力克要勾引她，她并不喜欢这个男人。在和女工一起回家的路上，同行人说着粗俗的黄色笑话，苔丝非常不满，脸色很难看。那些人看出来了，就觉得苔丝看不起她们，于是故意攻击她、辱骂她。这个时候，亚力克骑着大马过来，请苔丝坐到马上。此时人内心深处的虚荣、相比之下的优越感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之前，她绝对不会上亚力克的马，但是这一次她上马了。亚力克骑着马带着她乱绕，最后将苔丝带到树林里诱奸了她。苔丝一生的悲剧，就在这一瞬间形成。
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则写出了青年在一瞬间暴露的灰色自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浪漫、有诗意的人，但实际上不一定。因为我们成长中日积月累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潜意识。在这部小说中，20岁的男孩阿里萨和16岁的女孩费尔米娜相爱，但女孩的爸爸把她带到远方去躲避这份爱情。
两年以后，这对情侣在市场偶然相遇，阿里萨猝然说：“戴王冠的女孩怎么会来这个地方？”这句话瞬间毁灭了费尔米娜的爱情，刹那间她不再爱他。底层少年阿里萨爱上富裕人家的女孩，这是思想上的跨越，所以费尔米娜很喜欢他，觉得他有勇气。但是没想到这时的一句话把阿里萨潜意识中的阶级意识和卑微感暴露出来了。人的矛盾性就在这里，尽管阿里萨能够勇敢地追求爱情，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无形的自卑感。所以当他说出这句话时，费尔米娜对他瞬间失望，立刻跟他绝交，并在写给他的绝交信中说，所有的过去“都是幻觉”。
有的瞬间带来的强大的文化冲击，会让人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发现，击破相爱的幻象。在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长篇小说《印度之行》里，年轻姑娘阿德拉到印度去看她的未婚夫，她觉得他很好，尽忠尽职，长得很帅，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这也是现代青年的情感关系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不是把对方当作恋爱对象，而是婚姻对象。很多年轻人尽管是在谈恋爱，实际是在谈婚姻，脑子里想的都是成家需要的各种标准，精神的、情感的东西没有得到释放。
阿德拉后来对自己的未婚夫感到越来越迷惑了。她在印度看到了不一样的文明，印度人非常朴实，相信万物有灵，把任何东西都看作有灵性的生命。而她的未婚夫却带着殖民者的傲慢，居高临下地管理着当地人。在英国殖民者的文化里，他是最优秀的，但是当阿德拉转换文明视角、跨过文化障碍时，就发现自己的未婚夫是个多么冷酷、多么狭隘的人。后来阿德拉跟随一个印度医生爬山，她站在高处回望这座城市，就在那一瞬间，她忽然发现自己不爱未婚夫了。
这是个特别重要的瞬间。我觉得爱情里，不论男女，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善于发现自己不爱对方了。这个发现将拯救你，你以为自己爱了对方一辈子，其实内心根本就没有爱过真实的他，又或者，他其实是个不值得爱的人。如果没有跨文化、跨文明的经历和视角，人很难有这种发现。
（林小菊摘自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梁永安：阅读、游历和爱情》一书，Cyan Lin图）
杂谈
米哈
留白，是艺术的境界，是人与人沟通的层次，也是说故事的一种技巧。凡事都说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那可能是一篇不错的说明文，但未必是一个好故事，至少不太可能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好故事。
以美国女作家凯特·萧邦的《一小时的故事》为例，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位妻子在短短一小时内，从得知丈夫去世的悲痛，到意识到自在的喜悦，最后又因丈夫意外回家而心碎至死。萧邦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未提及的细节”给必要的情节留白，从而营造出那令人震惊的结局。
在叙事中，萧邦没有详细解释主角与丈夫的婚姻状况，也没有透露太多主角对未来的向往从何而来，而最重要的是，直至结尾之前，萧邦都没有提及丈夫生还的真相。这些“未提及的细节”引导读者不由自主地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填补这些空白。
如此，我们才会在故事的起初，以为主角为丈夫的死而伤心，那是因为我们假设了妻子必然是爱丈夫的，而丈夫逝世必然叫妻子伤心，其实不然；在结尾，我们又以为妻子是因为丈夫归来喜极而泣，实际上她却是因梦想破灭而心碎至死。读者与角色在错误的预设中，得到了出乎意料的情节，成就了反转的结局。
如果你也是说故事的人，又想做到这一点，你可以在初稿完成后，回过头来看看有哪些细节是观众理所当然期待知道的，但又可以在行文间不明说。例如，哪些信息可以刻意略去，引导读者去猜测？可以怎么暗示这些被省略的细节？哪些空白是观众会自己去“脑补”的？如何让读者不禁问起“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或者“为什么会这样”？
正如在恐怖电影中，留白的暗示往往比直白的画面更具冲击力，因为人类天性不喜欢“不完整的故事”，以至于有时会下意识地用更多的资讯、情感、偏见来填补这些空白。当然，在《一小时的故事》中，最恐怖的不是那些留白，而是人性。
（海城楼摘自《大公报》2024年11月8日）
杂谈
赵松
库切的《波兰人》情节不算复杂。七十二岁的波兰钢琴家维托尔德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演出，接待他的是银行家的太太比阿特丽兹。维托尔德向来以演奏肖邦的作品闻名，影响了波兰年轻一代的钢琴家。
比阿特丽兹对音乐并不在行，接待维托尔德只是临时救急。她有着富太太的教养与得体，以及固执的理性，即便夫妻关系淡漠、丈夫拈花惹草，她仍旧活得淡定且正派，年近半百却魅力犹存。维托尔德不会西班牙语，勉强能说英语。她的英语比他好些。在礼节性的交流之后，他狂热地爱上了她。库切要写老钢琴家跟富太太的不伦之恋？我担心他会落入俗套。不过，当维托尔德把比阿特丽兹跟但丁的贝雅特丽奇相提并论时，我就理解了作者的深意——他对两人关系的设定，指向了精神之爱。
维托尔德的热爱让比阿特丽兹震惊甚至反感。她把这件事坦白地告诉丈夫，以显示与己无关时，其实她并没意识到，维托尔德想要与她建立的关系，跟她封存心底的对关系的想象是一致的，他们都不想要那种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俗套恋情。他激发了她的好奇心，但她并不爱他。后来她之所以会在乡间别墅里跟他越了界，不过是出于怜悯。正是这次感情错位的关系，令他做出了最后选择——远离她，但将残余的生命之火和深爱化作那本用波兰语写就的情诗集。这是他为她创造的秘道，通往那个能让他们实现情感与精神融合共鸣的、无需肉身的世界。“幸福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感受，谁都可以幸福。”他说这话时，她还无法理解。直到他死后，她请人把他遗赠给她的那本情诗集译成西班牙语并反复阅读，她才明白，而她那封闭已久的情感和精神世界，终于悄然重新开启。
谁会想到，这部小说最为动人且耐人寻味的高潮会出现在维托尔德死后，而其生命的终点会转化为她的爱与精神觉醒的起点？她开始给他写信，谈论对那些诗的理解和不同看法，依然理性且正派，不时反驳他的观点，但，某种温暖的气息已在她笔下隐秘涌动。她称他为“我的王子”，希望他“好好休息，做个好梦”，并告诉他，她会继续写信。或许，她已隐约感知到，通过那些深情而晦暗的诗，他的灵魂融入了她的生命，并因此她理解了他那预言般的诗句：“时间永无尽头，总会有全新的时间，全新的生活。”
（潘光贤摘自《新民晚报》2024年11月2日，本刊节选）
杂谈
张丰
我经常去的“屋顶上的樱园”（下文简称“樱园”）最近迎来了它的10岁生日。这不仅是一个书店、文化空间，也是一个餐厅。在成都，它是文化人的一个“家园”，是“家”和“普通餐厅”之外的第三空间。去祝贺樱园的生日，见到创始人熊燕，我发现她只是“谨慎快乐”——樱园的房租明年即将到期，目前她还没有续租，一切都是未知的。
这让我想起2006年的小酒馆。那时候位于玉林西路的小酒馆也即将迎来10岁生日，由于和房东续约的过程很不顺利，创始人唐蕾就在几百米外的芳沁街先是租，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干脆买下了一处物业。后来，玉林西路的小酒馆续约成功，就出现了两家店距离很近的有趣现象。
从做生意的角度来看，买下物业是很不划算的，这是“重资产”。很少有人在开酒吧、餐厅赚到钱的时候选择把物业买下。人们会扩张、不断装修新店，并在发现新店由盛转衰的时候转租出去，光是转让费就能赚一大笔。
这是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流动的、变化的，是时间式的；一种是尽量稳固的、沉着的，是空间式的。我发现，成都这个城市的一些著名“女性空间主理人”都像唐蕾一样，选择的是后一种。她们会努力守住物业，最终让空间具备时间性。小酒馆和白夜都已经营业超过25年，而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很多赚了更多钱的酒吧，早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沉淀式”发展到极点，就是自己建造房子。知名主持人宁远创立了一家服装公司。每当公司赚到一些钱，她就积攒下来，投入明月村。现在那里已经是拥有几栋漂亮房屋的村落——有民宿、书店、咖啡馆和染坊。她没有贷款，没有融资，也没有拿未来做赌注，而是立足当下。
伍尔夫有句名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话没什么神奇的地方，却也道破了一个真理：精神和空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现在城市有很多“文化空间”，但都是用商业思维经营——免租换流量或者创造打卡的地方，其中都有种急迫感。许多“大书店”都靠着免租金政策苟活，免租期一过，各种“最美书店”便会烟消云散。
流动的、轻的，意味着承担最少的责任，而想要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其实是想真正拥有时间，拥有对命运的主动性。这不是“现代商业”，而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朴素经验。在成都，真正有影响力的文化空间，背后往往都有一个“女主人”，她们看待问题的方式略有不同。
1997年小酒馆开业不久，唐蕾在店里安了一个电话机，打电话要收费，并要到吧台换币，这被人讥笑为“老板娘抠门”；但是，当唐蕾看到年轻的乐手没有场地排练演出，她就让他们到店里来，即便这会对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有客人明确表示太吵。这就是女性的“商业思维”，她们不但投入钱，也投入真正的感情。疫情期间，小酒馆经营困难，作为生意，关店是一种选择，但唐蕾想的却是：“店里年轻的员工怎么吃饭？”
这种想法很天真，且并不总能得到回报，但是命运有时候也会做出安排。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因为这种“对年轻人的怜惜”，对小酒馆生出感情，这个人叫赵雷。他后来写出了《成都》，这首歌让小酒馆成为网红时代的宠儿，在经济上得到了补偿。这种模式无法推广，因为它本身就是“爱与创造”的故事，是隐藏在时间与命运中的秘密。
（一 羽摘自《新周刊》2024年第21期，〔加拿大〕霍莉·斯泰普顿图）
话题
万维钢
著名物理学家徐一鸿在《可畏的对称》这本书中谈到对称群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
有一个客人随他的朋友参加一个笑话俱乐部的聚会。一个会员叫道“C-46！”，其他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另一个站起来叫道“S-5！”，引得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这个迷惑不解的客人问：“这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解释：“所有可能出现的笑话，当然不能计细小的差别，它们都已经被归类编号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些编号指的是什么。”
多年以来，这个故事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是否真能做到发现所有可能的笑话并列举出来一一编号，宣布从此之后世上再没有新鲜的笑话了呢？考虑到一个有实用意义的笑话应该可以用不超过500个汉字讲完，而500个汉字的排列组合有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世界上只有有限的笑话。唯一的问题是能不能在人类有生之年把它们穷举，因为这种排列组合的总数是一个天文数字。好在人类似乎还没有发现所有的笑话。就好像音符的排列组合也有限，而人类并没有创作出所有的音乐一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可能在影视剧里出现的剧情，似乎已经都被编剧们发现并使用过了。只要看得足够多，就会发现所有的故事都似曾相识，所有的桥段都几乎是俗套。比如有人总结了“香港TVB（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剧集俗套大全”，大结构无非是女人间的争斗，争家产和江湖恩怨之类。小桥段也都是反复使用过的，比如主角掉下悬崖一定死不了，好人躲进府中坏人一定搜不到，只要女扮男装就会被发现，世界上有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等等，其中大多数剧情都是传统评书和武打小说中一再出现的。但俗套绝不仅限于中文世界，美剧翻来覆去拍普通人成为超级英雄，犯罪分子则必有悲惨的童年经历；日本少女漫画中两人一旦发生一夜情，早上起来床上一定会少一个人。
既然如此，有没有可能干脆把所有被用过的桥段分门别类，像笑话俱乐部一样，不计细小的差别，全部列举出来？
这件事已经有人做了。这就是“TV Tropes”（tvtropes.org）。这是一个众人合作贡献内容的网站，它的主题是分析列举各种流行电影、电视剧、动画、小说和游戏中出现的所有剧情。网站的参与者不是任何影评人，而是一群“极客”，他们看电影不是为了欣赏情节的好坏，而是本着理工科的精神把情节分解，识别并统计其中的桥段类型。在“TV Tropes”眼中，没有哪个作品真是独特的，几乎所有剧情都是对已有桥段的重新排列组合。
看过《阿凡达》之后，很多人反映其画面一流但情节一般。《阿凡达》的情节有多一般？“TV Tropes”列举了片中使用过的上百个“俗套”。比如，剧中杰克第一次去森林探险时，他遇到了一只雷兽，女科学家格瑞丝告诉他不要动，然后雷兽便自己走开了……但实际上雷兽走开的原因是杰克身后有一只更大的猛兽，这时候格瑞丝就大喊让他赶紧跑。这种把英雄从一个危险中拯救出来的拯救者其实是一个更大的危险的桥段，在“TV Tropes”中叫作“总有一条更大的鱼”。在这个桥段的条目下，网站列举了使用过它的多个作品，比如《侏罗纪公园3》。
桥段（tropes），是剧情的基本粒子，也是“TV Tropes”的基本单位，被分门别类地一一列举，就差编号了。但“TV Tropes”的真正意义并不是“桥段百科全书”或“桥段数据库”，而是提供了一种“桥段编程语言”。
如果你想在一部动作电影里来一段追逐戏，“TV Tropes”会告诉你追逐戏一共有57种不同的桥段可供选择。如果被追的这个人比较笨，一个办法是让他往高处去，比如说往楼顶上跑，这样的结果就是他会被困在那里，《金刚》就用了这个办法。如果被追的这个人很聪明，就必须给他加一点难度，比如说他想消失在人群中，可是他身上穿着某种显眼的衣服不能换，然后再安排这时候正好赶上有一群人都穿着类似的衣服走过。比如《黑暗骑士》中的几十个人质就都被戴上了同样的面具。相比之下，追坏人的英雄随便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跟上前面那辆车”的桥段就实在是太俗套了。
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应该有几乎无限多种追逐的方法，为什么剧本中只有57种？因为只有这些方法好看。正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观众看电影追求的是好看，而不是真实。从有通俗文学那天开始，一代代的作家和编剧绞尽脑汁，就只发现了57种好看的追逐方法。“TV Tropes”网站的出现，必然是通俗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它把编剧从艺术变成了技术。莎士比亚时代的天才剧作家都是单打独斗，而现在，美剧的编剧都是团队合作模式了。也许未来的编剧们讨论剧情，是这么一种方式：
编剧A：“前25分钟是一个A-15剧情，分4段，分别是NM-23、KB-1、DSJ-9和Z-4。建议其中从第一段到第二段的过渡使用一个XUB-7。”
编剧B：“XUB-7最近3年已经被人用过13次了，是不是可以换成PI-32？”
编剧C：“不妥，我查了最新的统计，63%的亚洲20岁以下女观众不喜欢PI-32剧情。”
庖丁解牛到了一定的境界，眼睛里面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头完整的牛了。一个人一旦熟知“TV Tropes”上的各种桥段，再看影视剧就会只看到一堆编程语言。这样看影视剧还有意思吗？所以“TV Tropes”的口号就是“TV Tropes会毁了你的生活”。无形之中，桥段数据库把观众分为“会看电影的”和“不会看电影的”两类，只有不会看电影的观众才会被剧情感动，而会看电影的观众则永远失去了这个乐趣。豆瓣这样的影评网站有可能会被理工男们占领，他们使用桥段编码对每一部影视剧进行分析，用外行看不懂的语言进行剧透。
有权威人士在谈到“TV Tropes”时发出感慨，认为原创剧情已经消失了。其实也不至于。真正的原创剧情是严肃文学和文艺片的事情，通俗文学和商业片只需要“好用的”剧情。评价严肃作品，往往要看它是不是创作了独一无二的人物和剧情。所以严肃文学作家是科学家，通俗文学作家是工程师。另一方面，科学和社会进步总能带来一点新鲜的剧情，比如在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之前，又有哪个剧本使用过时间旅行的剧情？
最后，让我把本文开头的笑话讲完。
有一个人站起来叫道“G-6！”，这时每一个人都捧腹大笑起来。这个客人问究竟是什么笑话如此可笑。他的朋友答：“哦，这是乔·史蒙，他笨透了，他还不知道根本没有G-6这种类型的笑话呢！”
因为一个人说错编号而引发的笑话本身必然也在笑话俱乐部的数据库中，但是亲身经历一个笑话发生还是值得捧腹大笑一次——说明就算所有桥段都已经被发明了，商业片仍然可以拍得很好看。
（水 天摘自电子工业出版社《万万没想到：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界》一书，毕力格图）
话题
贾晓静（编译）
随着“拼搏文化”在西方逐渐退潮，英国等国家的年轻一代开始尝试为办公室氛围增添轻松感——首先从他们的外出留言开始。
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设置外出留言通常是度假前的最后一件事。这通常是一条简洁的信息，说明自己正在休假以及由谁代为处理事务。然而，一些“Z世代”员工将外出留言作为一种展示个性和工作态度、为职场文化增添活力的方式。
“正在度假。希望中彩票，永不回来。”
“坏消息是，我外出了；好消息是，我外出了。”
“联系任何人，除了我。”
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留言给倦怠已久的职场人士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让人印象深刻。英国《卫报》发现，在年轻一代的带动下，这一趋势正在西方国家扩散，或许会推动职场文化的改变。
人力资源专家、职场文化书籍作者梅尔文·迪宁表示，Z世代倾向于以更加轻松、自在的方式与人交流。“他们通常更喜欢用诙谐的方式传递信息。这样做既直截了当，又表达了哪些事在他们心中更重要。”
“Zenif”品牌建设机构的营销主管格蕾西·博德表示，一些公司正抓紧跟上这一趋势，认为工作事务也可以在幽默的气氛中展开，这样能为沟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有人看过我们在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视频，就会知道我们是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团队，彼此相处融洽。”博德说，“我们的工作节奏很快，所以有必要想办法让人们开心。我们团队中的任何人都不会介意工作中来点儿小趣味。”
老一辈人可能需要适应这一趋势。到2025年，Z世代预计将占到英国劳动力的约27%。老一辈人在工作时会“转换代码”，采用正式语言交流，而Z世代不会这么干。“我们正在打破工作与个人生活、社交生活之间的界限。”
在社交媒体平台红迪网上，人们随处可以看到哀叹代际差异的帖子。许多人从工作邮件的结尾处感受到这种差异：一些Z世代不再使用“最美好的祝愿”和“亲切的问候”作结尾，他们更喜欢独特的标签，比如“拼尽全力，服务至上，努力生存”，或者在特别艰难的一天结束时写下一句“长叹一口气”。
在工作程序上，人们也感受到了类似的差异。例如，老一辈员工吐槽新的职场文化时最常抱怨的，是年轻员工在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外不看电子邮件；不爱开线下会议，只喜欢视频会议；卡点下班，去享受他们“5点到9点”的晚间生活。《卫报》认为，这些抱怨中有不理解，也有某种“嫉妒”。千禧一代在21世纪初就拥抱了“拼搏文化”。那时，居家办公还极为少见，“不吃午饭、工作到很晚”被视为平常的事。因此，当Z世代的同事“设定界限”时，一些年长的同事会感到恼火，这并不难理解。
“Z世代更喜欢合作的环境。根据我的经验，他们重视灵活性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拒绝形式主义……老一辈人则倾向于更正式的职场风格。”迪宁认为，如果想在职场取得平衡，老一辈人应该将与偏好非正式风格的Z世代相处视为“创造更加开放、包容的文化”的机会。
博德还指出了年轻一代在工作方式上的另一个不同之处。“Z世代会在电子邮件末尾加上一个笑脸，否则他们会觉得自己很粗鲁。”她说，“归根结底，这是为了不冒犯任何人。千禧一代在企业化的环境中一步步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而Z世代试图减轻工作压力，享受更多乐趣。”
（世 全摘自《青年参考》2024年11月1日，邱 炯图）
话题
廉思
有一次，我去谷歌公司考察，遇到我的师弟。他说刚进公司时，想好好表现一下，于是在一个周末赶往公司工作，并给主管发了邮件。结果周一上班后主管把他训了一顿：“请你以后不要这么做，你这样做会让我和其他同事都很紧张，希望你能平衡好工作和休息的关系，这样你可以走得更远。”
在马拉松比赛里，跑至中段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两三个人一起紧追不舍的现象，这就是“跟跑”策略——找一个速度快于自己的人，方向已经定了，跟着跑就行。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在“跟跑”，而如今，在很多领域，中国实际已经在“领跑”。在“领跑”阶段，“跟跑”有时就未必合适，盲目地跟跑只会导致没有意义的“卷”。要知道，创新是“无人区”，是无法设置关键绩效指标的，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它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最近这一年，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感受到大家普遍非常焦虑，工作与生活难以平衡，我觉得有必要让全社会松弛下来，给工作的人更大的容错空间。人的积极性不是被“管”出来的，而是被“激发”出来的。休息不是躺平，娱乐不是摆烂。人是要放松的，紧张兮兮、精神紧绷的时候，是不会有很强的创造力的。
（杨 子摘自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话题
何帆
1
对不起，说一件可能会让你很糟心的事。从长远来看，以后，中产阶层可能是最命苦的一群人。
怎么回事呢？且听我慢慢道来。
如果你关心的是整个职业生涯，比如说，你是个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关心的是未来三四十年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你就要把时间尺度调整一下，调整到三四十年的尺度。在这样长的时间尺度里，有两个变量最重要，一个是科技，另一个是人口。科技会进步，生育率会下降。这两个变化都会动摇看似很稳定的中产阶层的地位。
2
先来说科技进步。
科技进步好不好呢？当然好了，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所以会推动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也能带来很多生活便利。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中产家庭所能享受到的产品和服务，是古代的君王都无法想象的。
但是，科技进步能不能马上给人们带来各种好处呢？不能。当重大的科技革命出现的时候，它会摧毁原来的经济体系，重塑一个新的经济体系，而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震荡，甚至危机。
我们来看一下工业革命的历史。在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那段时间，尽管经济增长了，但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并未流向劳动者。1780—1840年，英国工人的人均产量提高了46%，但实际周薪仅上涨了12%。考虑到这段时间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还增加了20%，相当一部分工人的实际周薪其实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如果说这个数据还不够有说服力，再看更直观的：1850年的男性普遍比1760年的男性矮。为啥？吃不饱啊。
你要是想了解这段时期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状况，不妨读读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经济史学家把这段时期称为“恩格斯停顿”。有意思的是，后来，“恩格斯停顿”突然消失了。什么时候消失的？恰好是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时候。1840—1900年，英国工人的人均产量增加了90%，实际工资增加了123%。工资增长终于追上了经济增长。
好消息是：科技革命带来的阵痛期终究会过去。
坏消息是：这个阵痛期大约要持续三四十年时间。
你可能会说，未来的新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不一样。是的，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新技术革命对中产阶层更不友好。
在工业革命时期，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熟练工人。善于算计的资本家会解雇熟练工人，雇佣更多的童工。因为童工的薪酬只有成年工人的三分之一，甚至六分之一。更何况，很多童工不用付酬，工厂只包食宿。童工也好管教，不像成年男子那样酗酒。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技术进步降低了对技能的需求，原来必须由熟练工人干的活，现在童工也能干。
后来，熟练工人逐渐消失，但慢慢地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比如会计、打字员、推销员、银行职员、大学老师，这就促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有人把它叫作“白领”。无论从收入来看，还是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都处在富人和穷人的中间，他们是中产阶级。
未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自动驾驶，还有很多我们可能还没有看清楚的新技术，将如百川东流，汇成大海。但这新一轮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一样，会使生产降低对技能的需求。不同之处在于，上一次，工业革命降低的是对熟练工人的需求，这一回，新技术革命降低的是对白领的需求。
最容易被替代的工作，不是保姆、清洁工、水暖工，而是白领职业。你是一个会计，你能做会计报表，机器也能做。你是一个证券分析师，你能分析股票行情，机器也能分析。你是一个医生，你会看病人的CT片子，机器也会“看”。
所以，未来会出现一条U型曲线：底层工作的收入水平会提高，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脏活、累活大家都不愿意干，找别人干，你就得多花钱。顶层的收入水平会提高，因为这是一个赢家通吃的游戏。而你我，都扒着墙壁，看着脚下，生怕掉进中间的谷底。
3
再来看看人口。
人口的变化趋势，甚至比科技进步更容易预测。看看这一年的人口出生数据，你就大致能推断出18年后，那一届高考竞争是否激烈，你甚至还能推断出，这一代人长大之后会生多少孩子。
那人口变化的大趋势是什么？当然是生育率不断下降，导致少子化、老龄化。这样多不好啊。是的，这很不好，且不可逆转。就连印度、尼日利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再过些年，也可能会走同样的路。这是一个世界现象。
那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这会加固我们刚刚提到的U型曲线。很简单，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工作会更缺人。物以稀为贵，所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愿意干脏活、累活的工人，收入将会更高。
你以为自己读过大学，理应收入更高，对吧？但你忘记了，大学文凭值钱的时候，没有多少人能读大学。
4
以前，你会觉得中产阶层的人生就像登台阶，拾级而上，总能达到社会的顶层。然而，现在你得明白，中产阶层的人生更像是攀岩，一步走错，就会摔下来。
在中产和底层人民之间的那道屏障，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少数人能够成功登顶，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思考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万一我掉下去怎么办？
怎么办？
难道你还在犹豫应该站在哪一边吗？当技术创新走得太快，难道我们不应该让它减减速，再调整一下前进的方向吗？社会像一条船，到最后难道不是应该靠我们同舟共济吗？
你一个人当然解决不了这些问题，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你便会陷入问题之中。
（王远洋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找事：给年青一代的就业解惑书》一书，刘 宏图）
钱红莉
天一冷，便想去内蒙古，无论包头、呼和浩特，还是巴彦淖尔。为什么呢？想吃当地的羊肉烧卖，且必须是现包现蒸现食。冷风一起，走在路上的我将领口竖起，无比深刻地想念着内蒙古，唾液被得不到的美食刺激得翻涌不息。
一次，一位呼和浩特的读者朋友说要寄点烧卖皮来。萍水相逢，哪好意思接受呢？
内蒙古的烧卖皮，擀得薄如蝉翼，挖一坨羊肉馅置于其中，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攥，瞬间便出现一朵花儿。花边多褶皱，边沿静静垂下，像蓬蓬裙的蕾丝。上笼屉蒸，十分钟即成。羊肉，要切成小丁，配以一定比例的京葱粒，不能用机器绞。一边吃烧卖，一边喝砖茶解腻，窗外北风呼啸，屋内温暖如春。我至少可以吃下六只烧卖吧，然后在寒风里走上十公里，将摄入的热量全部消耗掉。
内蒙古的山苍黄、苍褐、苍青，遍布古意，这里的牛羊肉美味，没话讲。
生活于牛羊遍布之地，人的幸福指数想必高得多？网购到的牛羊肉，一贯差点意思。好肉无须施作料，直接用清水煮，撒点盐，便可大口拥抱肉之本味。
享用不到美味，就退而求其次，读读写食的书。
最近读着的，是王世襄的公子王敦煌先生的《吃主儿》。一天只读几页，舍不得读完。不愧为世家子弟，家底殷厚。王敦煌先生自小跟随祖父生活，家里有个张奶奶和玉爷，一直跟着祖父。大清灭亡之后，为谋生计，他们来到他家。
张奶奶可太会做菜了，简直有御膳房大厨的水准。老太太有耐心，不厌其烦地做出的每道菜，均被王敦煌的祖父点赞。清蒸白鳝、清蒸甲鱼之类，皆属简易之菜了。
王敦煌先生自小耳濡目染，张奶奶也乐意教，他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
比如一道红烧肉，到过他家的客人，无人不爱。他们隔三岔五来做客，屡屡提起。
张奶奶这个人呢，也是奇人，为厨为得精致讲究，仿佛得了道。每日买菜，遇见好食材，便买下。常常买得超支。最神奇的是，她在家门口的银行还能借到款。月终，超支部分，但凡张奶奶讲得出，王敦煌的祖父都会如数增加。
做红烧肉要用到一种炭。彼时北京没得售卖，玉爷便帮张奶奶，他们自己动手。将炭砸碎，佐以米汤搅拌，摊出一个个炭饼，晒干，备用。
张奶奶去菜市碰见上好的五花肉，便买回，切小块，佐以各种香料煸香，盛起，备用。大葱多剥几层皮后，切段。另起一口砂锅，一层葱段，一层肉，码放好，盖子边沿封上纸，盖上留一小孔出气。将米汤炭置于一特殊灶中，引燃，上覆一层灰，令其缓慢燃烧。砂锅坐于其上，慢煨，一日一夜，红烧肉成。
还有一道炒芙蓉鸡片，其制作工序之精细更是令我震惊。
一只老母鸡，买回，杀好，褪毛，自鸡胸剪开，顺着纹理扯下鸡胸肉，再去寻找贴近脊梁骨边沿的一种叫“鸡牙子”的两小块肉。这肉据说最嫩。取出后洗净，以刀背轻剁，成鸡茸。坐一口锅，倒油，将鸡茸一勺一勺溜进去。火候要掌控好，油温不可太高——高了，鸡茸焦了；也不可太低——低了，鸡茸散了不成形。鸡茸炸成片状捞出，沥干油。锅底留少许油，煸炒笋干、香菇等物，差不多熟时，汇入鸡茸，略炒几下，出锅，装盘。这道菜，每次王敦煌的祖父吃时都称赞不已。
张奶奶当真是传奇人物。原来，鸡肉中还有一种叫作“鸡牙子”的组织，真是百年未闻。
据传，王世襄先生在旧年里的一个冬日深夜，带着王敦煌偷偷溜出家门，去打猎。当他们带着猎物归来时，大雪纷纷，家人尚未醒来。
世家子弟江湖老。
（委 寄摘自《新民晚报》2024年11月11日，陈岱青图）
菡萏
通往公园的路上，古树夹道。有水、有荷、有细细小小游动的鱼，也有错落的老式民居后墙。
有座小白楼立于路边，从不喧嚣。我不知它有多少年历史。简约中式风，白墙墨瓦，房檐、门楣，亦用琉璃瓦镶嵌。临水的房子，总有那么点灵气，这是我对它印象较深的原因。我今天顺脚走了过来，却发现已人去楼空。几名施工人员戴着手套，在拆电表盒。
“咋就不住了呢？”我边嘀咕，边走至窗口朝里望了望。房子不大，里面乱糟糟的。窗下的灶台上摞了几只老碗，估计是主人嫌弃它们太旧或太土，遗下的。我拿出中间一只蓝边碗，退至路边。
家里人对我的这种嗜好很不以为然：“商店里细瓷碗多的是，想要，可以去买。”但也知道，我总能一眼发现喜爱之物，且执拗，他们也就作罢。
手中的这只蓝边碗，属民间常用碗，存量大，谈不上价值，市面上也有这种怀旧风的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几乎都在用。尤其在乡下，八仙桌、灶台上，红白喜事，摆的都是它。盛上满满堆尖的一碗饭，蹲着吃，坐着吃。田间地头送饭，提篮挎筐、毛巾里裹着的也是它。
这只碗，简约、素白，还带着点清雅。除碗口一宽一窄两道蓝边外，通体纯素。倒扣过来，拱形的弧线十分优美。釉面不错，摸着光滑，内壁的釉已磨出胎质，可见使用之久。这样的碗，极易让人联想到粗衣布裙的江南。一块蜡染的桌布，配上它，便是天作之合。小门小户的日子，简单安静。
一旁洗车的男士，拿着水管帮我冲了冲。我用手抹了抹，碗便光亮如新。没底款，标志着它是一只再大众不过的碗，普通窑烧制的。但它曾是一个家庭的吃饭家伙，是家人饱食无忧的代表。那时捧着这么大一只碗吃饭，只一个字——香！
回家后，我在碗底画了一朵莲蓬、一片荷叶。碗即家，莲蓬亦是家，莲子还在，仿若这片水乡一户普通人家曾经的日常。
我喜欢这人间烟火的温暖至情，哪怕是来自一个素未谋面的家庭。
那时烧碗，几乎全靠人工，连这简单的两道蓝边，也是手工绘上去的，不似现在贴花或印模后再烧。愈是淳朴简净之物，愈动人。这样的碗，泡上洁白的栀子花，再适宜不过。但我也只是想一想。情调这个东西并不值钱，值钱的是岁月和从岁月里获得的认知。
家里的小东西已足够多，我常清理，也常往回捡。我总能从大自然中、从废墟里，找到想要之物。倒非嗜古，也非收藏，而是纯喜欢。沾染了时间痕迹的东西，会有魔力，会静，会幽，会不动声色，会平白生出几分美感与清凉来。这种感觉说不出，却让人怦然心动。时间沾染了锈迹，那份苍老的声音，便格外好听。
我也曾在常逛的菜场拾到一只碗。有间老屋装修，砂锅、碗等遗弃在路旁。在一堆或碎或整的碗里，有只绿釉的。一眼，我便被那颜色打动。我猜想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物件，虽脏，却掩饰不住清幽之气。
是的，“幽”，是时间和静的代名词。
我亦深知，时间是个魔术师。它的好，似来自深谷的叹息。钱能买到的多半是物质，而时间里端坐着的，却是一双双眼睛。
（朱权利摘自《人民日报》2024年11月13日，刘 璇图）
王雪儿
父亲过世后，刘雅琴反复做着一个梦——爸爸悄悄在家属院老屋的桌上搁了一块小面包，冰箱里藏着她最喜欢吃的老冰棍，梦里她向所有人解释父亲并没有离开……
2014年，刘雅琴上高一，父亲刘勇林意外离世。在同龄人都期盼父母能理解自己的大学时代，刘雅琴却想理解父亲的处境。
2023年，她开始创作一部与家庭有关的纪录片，刘雅琴和母亲周英第一次直接探讨父亲留下的遗憾，她们回到父亲一直居住的家属院老屋里整理物品。她开始重新阅读父亲摆在书架上的书，同亲人谈起“刘勇林”的过去，用这些碎片重建父亲的形象——
一个从小镇走出来的大学生，可能是因为爱情，放弃了去大城市闯荡，又回到小镇，成为一名电力系统的国企员工。他文艺、敏感、固执。在他所在的时代，他本有机会站在潮头，却在社会进程中成了“落后”的人。
刘雅琴拼凑出了父母在婚姻中的无奈，也在碎片中找到了父亲对自己的爱与期盼。这是一个理解父亲的故事，也是一个女孩完成自我认知的故事。她看到了父亲对自己的诸多影响，也发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它时时更新。
1
理解父亲的想法并不是从父亲逝世那一刻就萌生的。从父亲去世到下葬，刘雅琴只哭过一次。那时，她很久没洗头，来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理发店。她感到陌生的理发店老板娘认出了她。“你爸每次来我这剪头的时候，都会跟我夸他有一个多优秀的女儿。”老板娘一边洗头一边说，“你爸这么爱你，没想到就这么走了。”
刘雅琴弓着腰，温热的水流和眼泪顺着脸颊和后颈流下。
在刘雅琴的记忆里，父亲对她的爱并不明显。她从小和母亲生活在县城，父亲在距离她们40多公里的镇上工作，一周回一次家。在有限的相处时间里，他最常做的事是坐在电脑前玩网游《传奇》。
他情绪不稳定，极其厌恶妻子去打牌。他很死板，会因为刘雅琴不小心穿了他的拖鞋而生气，然后用胶条把名字粘在拖鞋上。他会因为女儿收了自己同事的拜年红包而大发雷霆。刘雅琴记得类似的事情不算少，父亲性格古怪，总在她认为没有必要纠结的小事上纠结。他会在家人欢聚吃年夜饭的时候突然离席。他并不理解女儿和妻子，在家里沉默寡言，会在女儿过生日时买不称她心意的“四大名著”，总是与妻子陷入争吵。
2017年，刘雅琴从县城到北京上大学。她的家乡——这座位于湘西南的小镇依山傍水，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人与人的连接具体而紧密。刘雅琴童年的暑假，父亲会带她去大坝上骑行。邻居家的狗一路追着他们跑，河上有人在划船，渔妇也同他们打招呼。
北京不同，走出学校的大门，刘雅琴不知道怎么坐地铁，面前京通快速路横亘着，车流穿梭不息，第一次去摆放着奢侈品的商厦时她感到压抑。她感受到孤单和迷茫，意识到自己性格中敏感的一面。
在亲密关系中，她更容易被成熟、强势的人吸引，“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给我的人生作出一些方向上的指引，我爸是没有来得及扮演这个角色的”。
她想理解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回答这些困惑的同时，也能帮助她理解自己性格中那些看上去脆弱和敏感的部分。
2
2023年，刘雅琴需要拍一部纪录片作为硕士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她选择将镜头对准家庭。
多年来，刘雅琴一直在尝试理解父亲，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解”。这仿佛是成年后的刘雅琴给父亲举行的一场告别仪式，“给这件事画一个句号，然后我就去过自己的生活，不再想了”。
刘勇林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也是村里当时唯一的大学生。从水电专业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在拥有目前全国最高的空腹大坝的凤滩水电站做技术员——这是他干了一生的职位，干到了科室副主任。10多年间，刘勇林独自住在电厂家属院。这里距离他上班的水电站车程只有三四分钟，有专门的大巴接送，从窗外望去，连绵的绿色山脉遮住了视野。
他得过一场大病，那次“脑血管梗塞”像是抽走了他所有的力气。他变得温和起来，不再大声与人争吵，还在钱包里放了一张小卡片提醒自己：“不要绝对性地看问题。”
在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母女二人一同去了她们10年未踏进的家属院老屋。推开木门，灰尘扬起，蜘蛛在墙角结了网，墙上还挂着父亲的安全帽，再往里走，是刘雅琴贴着红花的光荣榜。
刘勇林的钱包里面放着幼年刘雅琴泛黄的照片。她又找到一些自己童年参加表演时的照片，都是刘勇林拍摄的。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成长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父亲都在身边。她看到一张父亲在骑行俱乐部拍的照片，发现“原来他能在一个群体中笑得那么开心”。
刘雅琴和母亲坐在沙发上深聊，她听妈妈说起夫妻相处的日常片段，刘雅琴觉得父母之间的爱并不那么“明显”。在家里的刘勇林大多数时候是寡言的。父亲与母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母亲没怎么读过书，她关心菜场新鲜的蔬菜，喜欢打牌和穿漂亮衣服，刘雅琴说：“妈妈的世界活生生。”
父亲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一些书，他的书架上摆着《红与黑》《飘》《呼啸山庄》……
在家庭里，父亲负责在外赚钱，母亲负责打理好家里的一切事务。刘勇林曾经在周英生日的时候送过她一束玫瑰花，那是他尽力学习的浪漫。
父亲就葬在离这座家属院不远的山上，每年清明节、春节前，都是周英来看望刘勇林，为他扫墓。这一年，刘雅琴和母亲一同去扫墓，她看着母亲娴熟地摆上果品，燃上香，自然地同父亲讲话。
刘勇林的离去，让刘雅琴和周英被动地陷入“相依为命”的状态中，刘雅琴能感受到母亲对她的依赖，也困于这样的依赖中——她无法接受母亲事无巨细的“操控”，不断响起的微信问候、自我牺牲式的付出。周英也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为什么会伤害到女儿，女儿的脑子里为什么多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想法——她放弃稳定体面高薪的工作，现在还没找到相携一生的伴侣。
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刘雅琴也理解了母亲。“当你理解‘牺牲’是一种她表达爱的方式，‘牺牲’就变得轻盈起来。”
3
后来，那部关于家庭的纪录片《当我走近你的时候》制作完成，在一些电影节获得提名，也公开放映了不少场，刘雅琴一次又一次地讲述拍摄的缘起、与母亲的关系、对家庭的理解。她几乎已经和自己和解。
放映会上，有人看了落泪，也有人后来写信给刘雅琴，说他们开始尝试理解藏在沉重的爱背后，父母本来的样子。
研究生毕业后，她机缘巧合来到广州工作，见到了姑妈。在那个晚上，姑妈同刘雅琴一边散步一边聊起了刘勇林。
刘勇林少年时期就有些固执，他和父母的关系不算亲密，曾经和他们吵架后自己牵着牛去了很远的地方。父亲告诉他，不要和村里的有些人家深交，刘勇林不认可并且大发脾气，“他认为应该对村里人一视同仁，这是一种公正”。
20多岁的时候，他自学法律，还考入了湘潭大学。刘雅琴猜测，父亲曾经想转行做个律师，但最终还是在水电站干了一辈子。他的姐妹曾经喊他一起到广东发展，可那时刘勇林已经与周英相爱，他选择留在县城。
大学时期的好友分散在全国各处，刘勇林工作的大坝距离他出生的老家也不算近，在他准备扎根的县城，他的人际交往圈只限于水电站。
在那里，他新交的朋友不多。其中一个在坝上失足溺水而亡，后来的每年清明节，刘勇林都会烧一本《红楼梦》给他。
读研究生选专业时，刘雅琴放弃了就业大热门的理工科专业，选择读有点冷门的纪录片创作专业。刘雅琴说，这可能是自己和父亲最相似的地方，她渐渐地完成了对自我的理解。
如今，刘雅琴在广州工作，是一名视频编导。从她的办公室向外望去，高楼林立。在这里，成功的故事并不稀缺，奋斗的年轻人到处都有，但她也关心在每一个时代里那些没有赶上浪潮的人。
在钢筋丛林的城市生活得久了，刘雅琴无比怀念那个和父亲一起骑过车的村庄。
刘雅琴当编导时，曾经拍过女孩豆豆的故事。豆豆的父亲在她出生时便去世了。长大后，她去搜集父亲的照片、语料，想用AI（人工智能）还原一个父亲。刘雅琴受到触动，在拍摄时，豆豆用简单的程序帮她创造了一个“刘勇林”。
在输入AI的性格时，刘雅琴写了这样一段话：“你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妈妈总是用‘木讷’形容你，但你总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情感。你会在去长沙出差时，给我带我喜欢吃的肯德基。虽然经过长时间的运输，炸鸡变得软趴趴的，我并不爱吃，但为了不让你失望，我能吃完一整个全家桶。你的爱好像那份软趴趴的炸鸡，我似乎接受了全部，却始终感到有所缺失。”
刘雅琴说：“我总是觉得自己和你相处的记忆不够多，我真不了解你。”
对面的“爸爸”回答：“雅琴，记忆或许有限，但我们之间的情感是深刻的……请记得，我的经历并不能定义我们的关系或者你对我有怎样的记忆。”
（攸 宁摘自《中国青年报》2024年11月6日，李小光图）
姜老刀
小刀十多岁，它已经很老了。
小刀是我养的金毛。
我第一次见到小刀的时候，它一岁多，对于狗来说已经成年，但它的体型比起一般的成年金毛要小一些。据说它的前任主人因为老婆生孩子，或许还有其他原因，将它退回了宠物店。按照国际标准来说，这条金毛属于“失格”，不如纯种的金毛看起来那么神采奕奕。下班时我经常会路过这家宠物店，每次都能看到它落寞地在笼子里看着窗外，似乎很久都找不到新主人。
于是我把它带了回来。
带它回家有一段日子后，我渐渐发现小刀和其他狗的区别。它虽然亲人，却很怕被拥抱，总会挣开你的手臂，也不给摸肚子，更不用说背朝地平躺了。我放在桌上的外卖或其他食物，即使它轻松就能够得到，也绝不会吃。它不敢自己上车，哪怕有我在背后托着。甚至在我一开始带它去散步时，它都不敢去小区里的花坛。
也正是因为它敏感，养小刀是一件相当省心的事。它亲人但不缠人，即使卧室门开着，只要我不招手唤它，它就定定地蹲在门口看着我，一步也不往里迈。它不啃沙发，不咬电线，跟家里的猫和睦相处，我甚至好多年没听它叫过一声。我一直以为它是哑巴，直到多年后，家门外有个陌生人鬼鬼祟祟地瞎溜达，它一声震天雷一般的吠声，都快把我给吓傻了。哦，原来它只是不爱叫。
我能感受到，它的谨慎乖巧中，有很多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虽然与我相伴多年，但小刀心里的某处，仍对人怀有戒备，无法全心地接受我。
而就是这样的小刀，默默陪我度过了我最动荡的年纪。乐队解散，找工作，辞职后跟家人闹翻，自己开工作室……也曾有过一段状态极差的日子。
那时，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常常已是凌晨。小刀一天要遛两次，而晚上的那一次，对那时的我而言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偶尔我心存侥幸，觉得深夜小区里空无一人，小刀又非常听话，于是图省力，遛狗时没用牵绳。
那一天，回一条短信的工夫，回过神来发现小刀不见了。夜里很黑，看不见太远的地方，我焦急地找了一个小时无果，一个人站在一片漆黑中心灰意冷，脑中闪过无数最坏的念头。感觉最糟糕的人生也不过如此了。最后我决定回家另想办法。
而走到家门口，我惊讶地看到小刀正趴在家门口等我。它站起来，冲我摇了摇尾巴。
我带小刀进门后，蹲下身抱着它。当生活的重压已经让我有点儿想投降认输的时候，真的庆幸老天没有夺走我那最后的一丝光。那天，它难得在我手臂里停留了几秒，眼神和我对视了一小会儿，但很快就又跟往常一样瞥到一边不看我，并且开始往后退，挣开了我。接着，它蹲在离我小半步的位置，舔了舔我的手。
就这样，我们不知不觉在一起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意识到小刀老了，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我发现它脸上的毛开始变白，走楼梯开始喘气。吃饭时，它有时会突然咳嗽起来。一起散步时，它不会再拽着绳子往前跑了，而是安安静静地走在我身侧。
我开始想方设法让它的晚年过得开心。除了狗粮，我也会用白水煮牛肉，一边把肉晾凉，一边拿牛肉汤来做部队锅。汤里加上泡菜、辣酱、午餐肉、豆腐、白萝卜，放上方便面面饼，有时会再加一片芝士，打个蛋，无可挑剔的丰盛。等我把面做完，晾着的牛肉也早已不烫了。于是小刀吃肉，我吃面。泡菜的汁水与牛肉汤相溶后，变成一锅红彤彤的泡菜汤。入锅的每一样食材都会吸收浓郁的汤底，又贡献出更多自身的鲜美，让这一锅食物的美味也达到了顶峰。屋外寒风呼啸，屋内美味飘香，一窗的水汽欲滴，屋里播放着淡淡的音乐，我和小刀安静地吃着各自丰盛的晚餐。这就是冬夜里生活赐给我们俩最大的满足感。
知道小刀来历的朋友问我，小刀也许永远都会对我有所保留，会不会让我觉得遗憾。
其实我并不在意。在那个最疲惫的深夜里，它愿意在门口等我，即使是在离我小半步的位置。有它的陪伴，我很感激。
因为人生在世，能遇上一个温柔的灵魂，相伴走过一段路，即使过程平淡如水，也已是幸运。
（张 伟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日食记：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吃一生》一书，刘 玲图）
庄雅婷
我觉得中年人最恐惧的，还是“被时代淘汰”这5个字。
陆陆续续有人说，连娱乐的乐趣都丧失了。去KTV，里面的新歌都不会唱，并且觉得那些歌名怎么能那么匪夷所思。年轻明星的脸大部分都很陌生，当代网络名人的名字也没听过，只能很茫然地问：“那是谁？”有人强撑着去玩剧本杀，不光腰肌劳损又犯了，还被一桌子人暗戳戳地嫌弃，因为好多“黑话”他根本听不懂。
当我们感受到生活不再丝滑，而且开始充满各种各样的“结节”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步入中年了。但，被淘汰就被淘汰吧！那不是必然的吗？
你似乎已经成熟到，生活不需要表象，只需要本质了。
但是，有一种“淘汰”，不是技术上的，而是逻辑和意识上的。就好像我一直觉得文字比视频的信息量大，我喜欢看书，我接受不了短视频，这按道理没错吧？但时代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大家都去看短视频了！
就好像周围也有中年人雄心勃勃地开始拍短视频，但逻辑、意识与新一代的完全不一样。人家年轻人是在碎片化和网络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对视觉语言和编辑软件的应用完全是另一套方式，而且跟母语的习得一样驾轻就熟。而我们就……做得好累啊。节奏、语言、视觉都是把平面的、完整的一套打碎、切割、重组之后才得来的。再说了，初心呢？当初不正是因为颜值不够才以写字为生的吗？你怎么跟年轻人去拼？
当然这时代逼着你与时俱进，如果不使劲追赶，就可能打不上车、吃不上饭、挂不着号，甚至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成本，还过得磕磕绊绊。我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10年前就被淘汰了，我10年前就不会开智能电视了，预感10年后我可能连电动车也不会开了。
在智能科技时代前期，那些自认为有品位并且有能力抵抗不确定性的人，还自矜地说一声：“我读纸质书，我不网购，也不用在线支付工具。”现在，呵呵，连中老年人都成了短视频重度成瘾者。我们就在这种你追我赶的焦虑当中，因为漏了一点信息就觉得自己快被淘汰了。
除了逻辑、意识的不同，还有一种“淘汰”被称为“结构性悲剧”。这个我也没法解释，反正就是你觉得还行的行业，可能瞬间就不行了。
每当此时，诺基亚就会被拉出来示众，大家形容这种情况是大观园里方才还其乐融融，突然就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了。于是中年人更慌了，在一片狂潮中，玉碎了，瓦还能全吗？
“被淘汰”是必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境。无非就是你已经不能站在风口浪尖，衣着光鲜、顾盼生姿、一呼百应了。
首先，你年纪大了，不再拥有大片空白时间，而你的精力、体能开始下降，只能省着用自己，把时间分配给这个年龄段的“优先选项”。
其次，你可以想想，对你来说，在这个年纪的“优先选项”是什么？是事业，还是家庭，或者是银行余额，还是资源整合，或者是“华丽转身”？选择了一项，必然兼顾不了其他。好多事儿，不知道就不知道吧！
再次，人到了一定年龄，趣味、爱好都会变的。曾经的“夜店小天后”，现在可能在禅茶一味；曾经纵横四海的华尔街精英，也可能现在就喜欢去当英语老师。比如我现在就再也懒得看爱情小说，我的心路历程是——多大点事儿啊，还有更广阔、更好玩的世界啊！那么，无论外面有多火热的话题或风口，我没有兴趣就是没有兴趣，不想了解就是不想了解。
还有，当你的阅历和资历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如果对自己有要求，就很难再俯身去附和肤浅的东西。虽然肤浅里也有好玩、轻松的乐子，或者一些赚钱的机会，但这样的乐子和机会，年轻人都比你玩得开、做得好，一旦有了对比，你会觉得“算了，还是做点我喜欢、我明白的吧”。
当然，还有生活的重压。我朋友说：“我为什么不时髦了？为啥不再是潮流‘女王’了？为啥不再买包了？自打孩子上了国际幼儿园，等于每个月扔一个路易·威登！”
草蛇灰线般，在各种不为人知的细节里，我们慢慢藏身人海，关注的、懂得的事情越来越少，而我们不懂的或不想懂的，范围却在扩大。有时心甘情愿，有时是被命运拨弄，于是有时难免焦虑。
可是，一旦硬起心肠面对这些焦虑，一旦接受这样的设定，那么，即便“被社会淘汰”，我们也会变得理直气壮。
我们能做到的是——如果有失去，希望那是我们主动放弃的。在每个年龄，都懂得筛选自己的优先选项，然后懂得放弃不必要、不重要的那些事情（中年人请停止学习网络热词！除非你反手就能薅一把韭菜）。
我们已经知道，表面光鲜不如内心笃定、踏实，也知道体力、精力的下降需要用智慧、阅历来弥补，更明白成功的定义不仅是有钱或得到尊敬，更在于真正的亲密关系——有人爱你。曾经我们一路乘风破浪，如今是时候换一只慢船，去到一个更从容的中年了。
当你慢下来，也许发现两岸的水草更丰茂。
这只慢船怎么摇？在我的旅途中，我也有一些心得。
1. 找到自己的节奏
爱看纸书就看纸书，喜欢经典抒情方式就不讲土味情话，想学编程就去学，搬到大理也不是逃避现实。让内驱力驱动自己，而不是焦虑。不和别人进行比较。
2. 只有创造才能让人年轻
我们看了那么多试图通过整容、运动、花钱等方式保持年轻的人，可惜到了岁数依然是一张受欲望驱使的老脸。这些方式都不能让人年轻，只有持续地创造，做自己热爱的艺术，才会让人真正年轻。也只有保持不断输出，才能体现时代的痕迹。
3. 寻找和自己有关联的
如何跟上时代脚步？不是穿新款、学新词就可以。你看那些真正时髦的中年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工作和创造。无论你在哪个行业，无论你喜欢什么，都要在专业领域继续深耕、下沉，然后才能大胆展开联想。学习新事物，也要学习跟自己专业强关联的，或者自己打心眼里真喜欢的。让专业和资源推着你进步，而不是你在后面追赶潮流。
4. 接受潮起潮落的自然规律
做点不功利的事情，更多地爱身边人，接受坐快艇会吐的现实。就好像小时候觉得戏剧完全莫名其妙，突然有一天却听懂了昆曲里的咿咿呀呀，那都是人生不可言说的一唱三叹。当前浪落下的时候，我们从来不评论浪尖上的风光。这样你会好受很多。
让我们硬起心肠，甘于“被淘汰”吧。这样就可以登上一只慢船，缓缓去往更深邃广阔的地方。一旦你离开不知道什么人设定的语境，一旦你无视评判、对比的标准，我跟你说，未来的乐子还大着呢。
（束 草摘自四川文艺出版社《硬心肠》一书，王 青图）
南在南方
母亲去世这件事，很长时间都被我深深埋在心里。有一阵子，每当下雨或者刮风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念头冒出来：我的母亲还在，她只是在外面忙活，等天黑了就会回家。
小时候，母亲总在田地里忙活很久，她没回来，即便天黑了，我也不许任何人关门，执拗地站在门口等她。着急了就大声喊：“妈妈！你回来了吗？”有时，她会响亮地回应，我就会奔过去，接过她手中的农具；如果没有回应，我就继续等。
小时候，只要我一直等，母亲就会回来。如今，母亲却再也不会回来了。她沉寂于荒野之中，小小的土丘看上去是那么突兀。
前些年，母亲在老家，我在城里。摄像头还没普及时，我就在老家装了摄像头。每天早上，我都会打开摄像头看母亲。
她坐在客厅的矮圈椅上，喝水、吃药，或者看向远方。我喊一声“妈”，她抬起头，看着摄像头，认真地答应过后，问我吃过早饭没有，冷不冷、热不热，我一一作答。
我回家时，会睡在母亲身边，事无巨细地照料她。扶她起床，给她穿衣、穿鞋。
夜里，母亲总把我叫醒，说我的肩膀、脚脖子露在被子外头，她想拉一拉，但是翻不了身。
还有一天早上，我蹲下来给她提鞋子时，母亲看见我有几根白胡子，她感叹说，记忆中那个光屁股的小孩儿，怎么都白了胡子呢？她一边说，一边伸手摸了摸我的下巴……
母亲在的时候，每年我都会回老家几次。母亲走后，每年我也会回去一两次，只不过再也无家可归，只能去她的坟头看看。
每次去的时候，我轻轻叫一声：“妈，我回来了。”走时喊一声：“妈，我走了。”我蹲在坟前，语气平静地跟她说话，有时候还会唱她喜欢的歌。
“不要在我坟前哭泣，我不在这里。”这是一首古老的美国歌曲里的歌词，就像是母亲对我的叮咛。
母亲走后，我每次回家都会带走一点儿她的遗物。
第一次带走的，是她的老式针线夹子，里头夹了各式各样的鞋样儿，大人的、小孩的，敞口的、松紧的，有浅口单鞋的，也有低帮棉鞋的。恍惚间，我好像看到母亲正在纳鞋底，针有点儿涩，她不时拿起来，用针头在头发里划一下。
第二次带走的，是母亲的梳子，上头缠绕着她的一根头发。
我曾看过比利时一位作家的文章《我如何清空父母的家》，很受触动。作者是独生女，父母离去之后，她回到家里，细细地查看他们留下的遗物：情书、饼干盒子，还有留着母亲笔迹的餐巾纸。
“1983年3月2日，闲谈馆，奥尔良。”“1983年6月18日，布鲁日，抒情酒馆……”
那些陌生的地名、陌生的桌椅，曾有过她父母的痕迹。“父母离世后，我有那么一刻会萌生出一种莫名的解脱感，羽翼顿然一轻，天地我独翔。但片刻之后，虚幻的自由让人虚脱，一转头，又见到父母亲身后的遗物，那沉甸甸的包袱，统统回来了……”
这样的感触，我也有。母亲的遗物，除了几个陪嫁的木箱，就是用了一辈子的桌椅、农具、厨具，以及没用完的针线、布头。
针线夹和梳子，被我带到了武汉；一个花样子，被妹妹带去了西安；几个盘子，则被弟弟小心翼翼地捧回南京。
我们兄妹三人，每人都有一个母亲，我们不约而同地带着她到处旅行。从此，母亲也好像分成了三份，我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她、念着她，彼此却秘而不宣……
母亲不在后，对她的想念，不能声张，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就像松鼠找到松子后，得先小心地把它藏起来一样。
我的心从此就藏了“松子”啊，好像什么也不缺，好像母亲依然活着，而我也依旧有人可以盼望和依偎。
（朵 朵摘自《婚姻与家庭·家庭教育版》2024年第8期，陈 曦图）
余华
我生长在中国的南方，我过去住在一座不到两万人的小城里，我的回忆就像瓦楞草一样长在那些低矮的屋顶上。其中有石板铺成的街道、一条穿过小城的河流，当然，还有像树枝一样从街道两侧伸出去的小弄堂。
我年幼时读到过这样的句子：“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这句子让我激动，因为我不知道在秋天的时候，漫步在北京街头会是什么样的感觉。我最初来到北京时，恰好也是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看到宽阔的街道，高层的楼房，川流不息的人群和车辆，我心想：这就是漫步在北京的街头。
应该说我喜欢北京，嘈杂使北京显得生机勃勃。这是因为北京的嘈杂并不影响我内心的安静。当夜晚来临，或者在白昼，我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想着我自己的事时，身边无数的人在走过去和走过来，可是他们与我素不相识。我安静地想着自己的事，虽然我走在人群中，却没有人会来打扰我。我觉得自己是走在别人的城市里。
如果是在我过去住过的南方小城里，只要走出家门，我就不能为自己而散步了。我会不停地遇上熟悉的人，我只能打断自己正在想着的事，与他们说几句没有意义的话。
北京对我来说，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因为这里没有我的童年，没有我对过去的回忆，没有错综复杂的亲友关系，没有我最为熟悉的乡音。当我在这座城市里一开口说话，就有人会对我说：“听口音，你不是北京人。”
我不是北京人，但我居住在北京，我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我想看到它的时候，就打开窗户，或者走上街头；我不想看到它的时候，我就闭门不出。我不要求北京应该怎么样，这座城市也不要求我。我对于北京，只是一个逗留很久还没有离去的游客；北京对于我，就像前面说的，是一座别人的城市。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作为我自己，住在别人的城市里是很幸福的。
（又 菲摘自中国作家网，视觉中国供图）
〔美〕苏世民 赵灿（译）
金融圈，尤其是投资界，是一个变化万千的世界，从业人员必须迅速适应新的情况。如果应聘者不能在一场对话中表现出与人共鸣、深度交流、随机应变和转换话题的能力，那么这个人在公司的表现也应该不会很好。
我所在的黑石公司的员工各具特色，但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满怀信心，求知欲强，待人礼貌，可以应对新情况，在压力下也能保持情绪稳定，追求零缺陷，不遗余力地致力于诚信行事，在我们选择的所有事业中，全力以赴地追求卓越。而且，他们也都与人为善，做事周到，对人体贴，处世体面。我不会雇用任何心术不正的人，无论他的才能如何。黑石永远不能出现内部斗争，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天生爱争权夺势，喜欢钩心斗角，那么对不起，黑石不欢迎你。以下是我的成功面试规则：
1. 要准时。准时是衡量你对面试的重视程度和准备程度的首要指标。
2. 要真实。面试是一种相互评估的过程，有点像闪电约会——每个人都在寻找合适的人选。要从容不迫、落落大方，对方会喜欢真实的你。如果你展现真实的自我，顺利通过面试，得到工作机会，这样的结果自然很棒。但如果面试不成功，那么这个公司可能也不适合你，你也能认清现实后继续前进。
3. 做好准备。研究要面试的公司，熟知公司的重要人物和事件。面试官会更喜欢讨论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此外，这也可以使你更好地描述公司吸引你的地方和应聘理由，让面试官知道你对公司的热情和向往，并了解你入职的动机，以此判断你是否符合公司的文化要求。
4. 要坦率。不要害怕谈论自己的想法。不要只想着如何给面试官留下深刻印象，而要更多地关注如何进行开放坦诚的交流，直言不讳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5. 要自信。以平等的姿态参加面试，而不是作为请求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雇主都是在寻找能够把控局面的人。当然，前提是这些人并不刚愎自用。
6. 保持好奇心。最好的面试是互动型面试——应聘者提出问题，征求意见，询问面试官在公司工作时最喜欢哪一点。要找到方法与面试官进行积极交流，并确保双方始终有来有往，有问有答。面试官也喜欢聊天，喜欢分享自己的知识和心得。不要讨论不合时宜的政治问题，除非面试官首先发问。在这种情况下，要直截了当地描述你的信念和理由，但不要争论。
7. 可以谈到你在面试公司中认识的人，但前提是你喜欢并尊重这个人。你的面试官会以此来考察你对于人的判断力。
（小 林摘自中信出版集团《苏世民：我的经验与教训》一书，〔比利时〕让-米歇尔·弗隆 图）
郑阳春
医院的手术室大门上经常写着“安静”，外人以为在手术室里就不能说话，医生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也是自始至终神情凝重、一声不吭。其实这都是误解。
就像弹簧压得越紧就绷得越开，而绷得越开又有利于压得越紧；高度专注催生极度放松，极度放松又有利于高度专注。其实，很多国家的外科医生，在做手术时的状态都是比较放松的。
2012年，我有幸去德国学习一段时间，主要工作就是跟着带组教授查房和上手术。带组教授平时看着很严肃，上手术时却很放松，比平常和蔼可亲，时不时讲些笑话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甚至会幽默地问我这个笑话怎么样，我也经常借此机会请教他问题，或向他介绍中国医院的一些情况。
记得有一次做一例较困难的直肠癌手术，手术中不慎损伤骶前静脉，引发大出血。我当时是二助，不用为手术的结果负责，但内心还是十分紧张，因为骶前静脉出血是比较棘手的并发症，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让我没想到的是，教授迅速用纱球按压，暂时控制住出血之后，竟转头向我问起中国一个明星的八卦，让我很是吃惊。
后来，等我自己开始主刀的时候，才领悟到教授当时的良苦用心。人在遭遇突发情况的时候，身体应激机制开启，体内肾上腺素飙升，手脚会颤抖；情况越紧急，经验越缺乏，情绪越紧张，手脚就颤抖得越厉害。这个时候，你如果想做一些需要高度专注和精细操控才能完成的动作，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以前主刀的时候，也曾遭遇过一次术中大出血的情况。当时血液如泉水一样从血管破口处喷涌而出，我第一时间用纱布按压住损伤的血管，控制了出血；吸尽积血，看清血管破口后，我觉得处理难度不是很大，于是尝试用针去缝合止血；但在要缝合的时候，才发现握针的手居然有些颤抖；试着做了几次深呼吸，等心情稍微平复一些后，才着手缝合。
我猜想，德国教授当时在手术的紧要关头突然聊起八卦，应该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虽然他有足够的信心应对突发情况，但内心还是难免紧张；或者他自己不紧张，但他担心团队的成员紧张。为损伤的血管止血需要快、准、狠，缝合次数越多，血管损伤越严重，后期的处理难度越大。为了帮助大家缓解紧张情绪，确保一次性止血成功，于是，他选择先聊一下八卦，帮大家调整状态。
所以，手术中看似放松的闲聊时刻，有时却像夏日清爽的凉风，可以平复躁动的内心，舒缓紧张的心情。普通人以为外科医生在聊八卦，其实他们开启的是内心的自控和调节机制。这与手术过程中放音乐是一样的道理。手术过程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不但不会干扰外科医生的注意力、影响手术操作，优美、柔和的节奏反而有助于外科医生保持心情放松，进而提高手术的效率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
当然，手术过程中聊一些八卦，还可以更新对周围人和事的认知，帮助增进医护关系、促进团队协作，拉近彼此的距离。彼此了解了，合作时才更有默契。很难想象，一个持续数小时的手术中，所有人都不说话，自始至终绷着脸。如果真是这样的场景，那多半说明手术中外科医生遭遇不顺，摊上大事了。
有一次手术做到很晚，整个手术部只有我这里和另外一间手术室还在工作，我想了解一下另外一间手术室的进度，就让巡回护士过去看一下。巡回护士说，她才不去，那边气氛沉重得要命——手术发生了意外，把上级医生都喊上台了，上级医生把台上的医生都训斥了一通，所有人大气都不敢出。“还是我们这边轻松愉快一些，大家有说有笑，还可以听音乐。”她说。
如果你是一位病人，当被推进手术室时，看到医生、护士正在聊八卦，不用担心他们工作态度不够严肃，恰恰相反，这说明他们的心情很放松，工作状态正处于巅峰。如果你是一位家属，手术后遇到医生、护士正在聊八卦，不用怀疑他们做手术时不够专注，恰恰相反，这说明病人的手术很成功！
（孙晓莹摘自《生命时报》2024年11月5日，水 痕图）
胡渐彪
行为设计学中有一个实验：实验人员要求一批大学生在空腹状态下进入实验室，随后，研究人员带来了两只大碗，一只碗里放着诱人的巧克力和饼干，另一只碗里则放着一堆胡萝卜。有一半的受试者被分到了几块巧克力和饼干，而不用吃胡萝卜；相反，另一半受试者被要求只能吃胡萝卜，不能吃巧克力和饼干。
我们可以想象，只能吃胡萝卜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面对巧克力和饼干的诱惑，肯定备受煎熬；而那些吃了巧克力和饼干的受试者，显然不需要克服胡萝卜的诱惑。
紧接着，这两组受试者被带到另一个房间去完成“智力测试”，他们需要一笔画出复杂的几何图形，且线条不能重叠，笔尖也不能离开纸面。研究人员给他们发了很多张草稿纸，让他们尽可能去尝试。
你可能已经看出来了，这并不是一个检查智力的实验，而是一个检验耐性的测试。
研究人员只是想看看，哪组的人能坚持得更久，哪组的人又更容易心灰意冷。结果发现，那组吃了巧克力和饼干的、没受诱惑的受试者，在解题时平均花了19分钟，认认真真地尝试了34种方法。相比之下，那些吃胡萝卜的、之前尽力抵抗诱惑的受试者明显缺乏耐性，平均花了8分钟就放弃了，而且只尝试了19种方法。
为什么只吃了胡萝卜的受试者这么快就放弃了，这么快就失去了耐性？
科学家的解释出乎意料，答案是他们已用尽了精力。
因为他们之前就调动自己的精力，去克服巧克力和饼干的诱惑，到了智力测试环节，已经没有足够的能量来支撑自己坚持下去。
所以，精力就像电池，是有一定存量的，而电量从非常充裕到渐渐不足，就是我们耗费精力的过程。
为什么很多人会时常感觉自己精力不足、疲倦不堪呢？原因就在于，很多时候我们“电池”的电量都被无谓地虚耗了。那些紧张感、疲惫感等也都是因为精力被无谓虚耗后所产生的感受。
（世 全摘自中信出版集团《松弛感：成为有办法的人》一书）
中外管理
电影《触不可及》剧照
一位富翁迷恋跳伞，在遭遇事故后受重伤，脖子以下全部瘫痪了。他在绝望之余，决定高薪聘请一名全职陪护。在诸多应聘者中，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个毫无经验并且刚从监狱出来的年轻流浪汉。
对于身边人的不理解，他给出的回答是：“他总是忘记我瘫痪的事实，而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对我没有怜悯，没有特殊对待，更没有歧视。”
这样两个背景迥异的人，虽有主仆之分，却出人意料地相处融洽。
午夜病发时，他会推他出门，在街头共享一根烟。甚至，他们会躲着其他所有人去山里跳伞，体会从高空俯视大地美景的感觉。他帮他打破了瘫痪带来的自卑。
这个看似荒谬却真实的故事，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并成为法国年度票房冠军。但最令观众感慨的是故事的结局，当富翁不想再让这个“朋友”陪他这个病人度过余生时，他按照常规选择了一名专业高级陪护。不过，令富翁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失去了快乐，还从此失去了对生活的激情，因为这名始终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看护，总是在提醒他，他有病。
正因为是外行，才有可能打破旧有的藩篱，发现全新的“事实”，从而实现看似不可能的超越。
（小 菊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管理故事与哲理》一书）
〔美〕奥赞·瓦罗尔 苏西（译）
1963年11月24日，克利夫顿·波拉德在早晨9点醒来。这是个星期天，可他知道自己多半要去上班。
妻子给他做好了有培根和鸡蛋的早餐，可是一通电话打了进来。是他的主管，波拉德一直在等这个电话。
“波拉德，”主管说，“今天上午11点钟来一趟好吗？你知道是什么事。”
他非常清楚是什么事。他快速吃完早饭，离开了家。接着，他去往阿灵顿国家公墓，花了一天时间，为肯尼迪总统挖好了墓穴。
肯尼迪遇刺的消息已经席卷了全球报纸的头条。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何许人也？为何事件当天，杰奎琳·肯尼迪没把身上那件染血的粉色外套换掉？林登·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会做些什么？
在绝大多数记者看来，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应该穷追不舍的问题。
但有一位记者的思路更为独特。吉米·布雷斯林从大学辍学，后来当了报纸的专栏记者。他有个本事：专爱看别人不看的地方，找到那些并不显而易见的独特观点。
肯尼迪总统的葬礼举行当天，和其他记者一样，布雷斯林也去了白宫作报道。在场的记者有上千个，得到的全是一模一样的官方消息。待在这儿可不成，他心想。
于是布雷斯林决定离开白宫，到河对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去。在那里，他找到了掘墓工波拉德。他采访了波拉德，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从一个为肯尼迪总统准备安息之地的人的视角讲述这次刺杀事件。凭借这个独特的角度，布雷斯林写出了一篇精彩报道，从众多雷同的报道中脱颖而出——那些文章的写法几乎一模一样，得出的结论也几乎一模一样。
“他是个好人哪。”波拉德指的是肯尼迪，“现在他们就要来了，把他放进我挖的这个墓里。你知道，能做这件事是我的荣幸啊。”他补充道。
波拉德没有参加肯尼迪的葬礼。送葬的队列出发时，他已经到墓园的另一边去干新活儿了。他能拿到的报酬是每小时3.01美元：挖掘墓穴，收拾整齐，等着未来的逝者使用（后来，波拉德自己也成为这片公墓的使用者之一：他也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距他给肯尼迪总统挖的墓穴只有百步之遥）。
这篇关于“肯尼迪总统的掘墓人”的报道成了布雷斯林的代表作。寻找那些并不显而易见的东西，这项本事让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后来他荣获普利策奖，并主持了《周六夜现场》节目。
套用哲学家叔本华的句式：有才华的人能打中别人打不中的靶子，可天才能打中别人看不见的靶子。最出色的思想者会去非常规的地方寻找启发，他们有意地走出“白宫新闻室”，寻找“公墓”。
1970年以前，行李箱上一直缺失一个非常古老的发明——轮子。旅人们不得不吃力地对付那些又大又沉的行李箱：从车上弄下来，再一路拖拽进航站楼、机舱，终至目的地。轮子在其他物件上十分常见，可就是没有人把它们装到行李箱上——直到伯纳德·萨多出现。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工人用带轮子的板车运送一台沉重的机器，于是得到启发，决定对行李箱也如法炮制。就这样，带轮行李箱诞生了。
想想网飞的诞生。1997年，网飞的联合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还是个软件工程师。由于没按时归还租来的影片《阿波罗13号》，他只得缴纳一大笔滞纳金。去健身房的路上，哈斯廷斯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和绝大多数健身房一样，他要去的那家也采取会员收费模式。“每月交30或40美元，你想锻炼多少次都可以。”他回忆道。那次顿悟为网飞的诞生埋下了种子。
只是看向别人不看的地方还不够，你还要琢磨琢磨为什么没人往那儿看。肯定有人知道轮子能帮助运送重物，也有人知道健身行业大多采用会员收费模式，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萨多和哈斯廷斯那样想。他们之所以能看见别人错过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被动的观察者。他们会主动思考，如何把一个行业里的创意运用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里去。“懂得如何观看，是发明之道。”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如是说。
（一 林摘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为自己思考：终身成长的底层逻辑》一书，糊糊叔叔图）
文明
罗振宇
在中国历史上，为何秦国能一统天下，其他诸侯国则不能？关于这个问题，你一定听过很多答案。有从人物出发的，比如，归因于商鞅、秦皇；有从制度出发的，比如，归因于秦国的变法；也有从地理条件出发的，比如，归因于关中和蜀地的独特区位优势。
不过，我在张笑宇的《技术与文明》里看到了一个“弩机猜想”，很开脑洞：当“弩机”这种军事技术在一国内大范围普及时，会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一种战略优势，那便是用技术的力量将原先无法有效动员的平民百姓充分动员起来，变成（在特定作战环境中）可以调动的部队，以应对战国时代的大规模冲突。
弓、弩经常被并称，但弓和弩对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拉弓是非常需要体力的，古代军队评价一个人的武力，往往就是看他能拉开多少石的弓。当然，只是拉开弓还不够，做过平板支撑的人都知道，拉开、停住、等待发射时机，都非常需要力气。所以，如果弓箭是一支军队的主要远程武器，那能去当兵的人就很少，士兵得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上战场。
而弩呢？它有一个扳机，可以先用腿部或腰部的力量上弦，力气小的人也很容易就能掌握；也可以先上好弦，等上了战场再用。关于弩的学习，有一个说法叫“朝学而暮成”。普遍用弩的结果，是可以动员大量的平民上战场。
当弓箭是战场上的主要武器时，只有少数的精英、贵族能把持武力；而到了弩的时代，国君就可以绕过原来的武装集团、贵族集团，直接向最普通的民众征兵了。平民上了战场，为了保持士气和战斗力，国家就要对他们进行激励。一个人立了战功，国家就要给他从金钱到荣誉的全面奖赏。赢得战争是一个国家的最高任务，只要是有利于战争的制度安排，都会被快速推行。既然要大规模使用弩，就必须大规模动员平民，因此必须从制度上摧毁贵族制。于是，商鞅变法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长 天摘自新星出版社《阅读的方法》一书）
文明
郁喆隽
人为何要行走和奔跑？这是我在一个人行走时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现代人行走大多是为了追求个体健康和集体归属感。那么，古代人乃至我们的远古祖先呢？
生活在非洲东部和南部的布须曼人大概可以给我们一个参考答案：他们在炎热的非洲草原上连续追踪猎物可能达到几天甚至几周之久。和人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并不会选择体型较小的食草动物幼崽作为目标，而是选择体型较大的成年捻角羚。一只雄性捻角羚的体重一般可达近三百公斤。选定一只猎物之后，布须曼人会交替上前跟踪和恫吓，让它始终处在惊恐之中，一刻不停地奔跑。猎人们需要做的就是紧紧尾随，毕竟正面对抗长着角的大型动物也有不小的风险。猎物在最终被布须曼人捕获之前，早已精疲力竭，瘫倒在地。换言之，猎物是被活活跑死的。布须曼人在狩猎过程中也会配合使用蘸有锤头虫毒素的弓箭，但这些毒素并不能一下子就将猎物杀死，而是能大大缩短猎物受伤之后的逃跑距离，从而提高狩猎的效率。东非的哈扎人猎杀狒狒的过程与此非常相似，他们还会带上猎犬，这样晚上就可以睡一觉，早上起来继续追捕……
人类的一个微小生理特性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没有厚重的体毛而且汗腺发达，所以我们在奔跑过程中可以通过大量出汗来平衡体温——当然前提是能够不断地补充水分和矿物质。相比之下，大多数野生动物就不行了，由于皮厚毛密，它们只有躲在树荫下吹风才能缓慢地被动降温。恰是这种微小的系统优势，才使布须曼人形成了这样的狩猎策略。
人类的身体其实是一台效率极高的行走机器。直立行走给我们的祖先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例如痔疮。此外，由于直立行走，人类盆骨变小，女性的产道进化得狭窄而且弯曲。而人类的脑容量则在不断地增大。这就使得人类不得不找出一个折中的生育方案——为了避免生育困难，等胎儿的心肺功能发育完全之后，就先生下来，然后再慢慢发育大脑。所以，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人类都是“早产”的。于是，后天的哺育和教化便成了人类特别重视的环节，诸多文化和社会制度都以此为前提发展起来。我们走的每一步大概都是在享受演化的优势。
（田宇轩摘自《书城》2024年第11期）
文明
〔美〕摩根·豪泽尔 宋红波 符李桃（译）
历史上常有这种观点：过去的创新很伟大，未来创新的空间应该不会很大，因为容易的创新都已经实现了。
1908年1月12日，《华盛顿邮报》用一整版刊载了一篇文章，文章中讲到了托马斯·爱迪生。
那时，爱迪生已经改变了世界，他就是那个时代的史蒂夫·乔布斯。
《华盛顿邮报》的编辑问道：“创新的时代正在过去吗？”
爱迪生重复对方的措辞：“正在过去？”他显然很诧异，编辑竟然会问出这个问题。他说：“怎么会过去？创新的时代还没开始呢。这就是我的回答。还有别的问题吗？”
“那么，你觉得未来50年里，机械和科学的进步会像过去50年的一样显著吗？”编辑继续发问。
“会更大，更显著。”他答道。
“那你觉得进步会发生在哪些领域呢？”
“所有领域。”
这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爱迪生非常了解科学发明的过程。重大的创新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一个个小创新凝聚而成。爱迪生不是伟大的规划师，而是一位成果丰硕的“修补匠”。他探索用不同的方法将众多小创新聚合在一起，相信小发明可以汇聚成意义重大的发明。
例如，爱迪生不是第一个发明电灯泡的人，他只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巨大改进。19世纪初——比爱迪生发明新型电灯泡早了约3/4个世纪——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发明了一种用碳棒作为灯丝的电灯，叫作弧光灯。
它和爱迪生发明的灯泡工作原理相似，但是弧光灯的光线过强，直视可能会让人失明，而且只能维持几分钟的照明时间，灯丝很快就被烧坏，因此极少得到使用。爱迪生的贡献在于，他改善了灯泡的亮度以及灯丝的使用寿命。这是一项巨大的突破，但这项突破建立在前人数十项看似意义不大的小突破的基础上。
正因如此，爱迪生对创新的前景非常乐观。
他解释道，你永远无法预料，一个小小的发现最终会带来什么影响。一有新的发现，马上就会有很多实验者和发明家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
他举了一些例子：“以法拉第的铜盘实验为例。它看起来就像个科学游戏，对吧？但这个实验最终给我们带来了电车。或者以克鲁克斯的阴极射线管为例，它最初看起来仅仅是一项理论研究，但我们从中得到了X射线。今天，一大群实验人员正在努力工作，没人能预言他们的实验结果会带来什么影响。”
“你问创新时代是不是结束了？”爱迪生反问，“为什么要这样问？我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当然，事实的确如此。
20世纪初飞机刚投入使用时，人们就预测飞机能带来什么好处，其中两个比较明显的用途是邮件运输和飞行比赛。
没人预测到核电站，但没有飞机就不可能有核电站的诞生。
没有飞机就不会有航空炸弹，没有航空炸弹就不会有核弹，没有核弹，人类就不会发现核能的和平用途。
时至今日，同样的事情仍在不断上演。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的“阿帕网”计划把很多计算机连接起来，用于冷战期间的机密通信，这成为互联网的雏形。如果没有阿帕网，就不会有后来的谷歌地图、报税软件、照片墙。从过去冷战的威胁到现在人们坐在沙发上报税，这样的联系放在50年前完全无法想象，但它的的确确发生了。
作家萨菲·巴赫尔指出，宝丽来即时成像胶片的发现源于一个偶然事件：当给患有寄生虫病的狗喂食奎宁进行治疗时，人们在它的尿液里发现了某种异常类型的晶体。后经证实，这种晶体是当时所发现的最佳偏振器材料。
谁能预测到这个结果呢？谁能想到发生的这一切呢？没有人，绝对没有。
脸书最开始只是大学生用来分享周末狂欢照片的平台。但不到10年，它就成了国际政治中重要的阵地。同样，不可能有人有先见之明，想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创新都难以预料，也容易被低估。从头到尾的这个过程太复杂了，而且以当下的工具和眼光去推断事情的走向，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此刻，也许有人正在发明或者发现最终会改变未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要等到很多年后才会知道。人们对新技术的认知一贯如此。
进化生物学里有一个理论是费希尔的自然选择基本定理。
该定理认为变异就是力量，一个种群多样性越丰富，就越有可能产生可供进化选择的新特性。没人知道哪个特性是有用的，进化无法预测。但如果你创造出很多特性，有用的特性——不管是什么——总会在某个时候发挥作用。
创新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初创公司的工作或科学家的研究，会感觉他们的成绩可能还不错，但远远不能和过去的成就相比。因为我们无法知道各种创新究竟会如何相互作用，并擦出新的火花，所以我们最容易把创新的黄金时代定格在过去，而忽视当前创新工作的潜力。
这其中的一个启示是，人们时常觉得进步过于缓慢。在大多数时代，我们感觉10年、20年似乎都没有出现过有用的发明。而这只是因为，一项创新成果往往需要10年或20年才会显露出其用途。如果认识到进步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取得，你就会发现小小的创新像种子一样具有巨大的潜力，最终能积聚起翻天覆地的力量。
数字支付公司维萨的创始人迪伊·霍克说：“一本书远不止作者笔下的文字，还包括你在字里行间能读懂、能想象的一切。”新技术也是如此。每项新技术的价值都不仅仅在于它最初的应用领域，还在于那些拥有不同技能和不同视角的人在此基础上做出的衍生应用。
另一个启示是，人们很容易低估两件小事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以自然界规律为例：从北方吹来一股冷空气不是什么大事，从南方吹来一股暖空气也许令人很舒适，但如果两者在密苏里州上空相遇，就会产生龙卷风。这就是“涌现效应”，它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新技术也是一样，一件平淡无奇的事加上另一件平淡无奇的事，可能会引发一件改变世界的事。如果不了解指数增长的威力，你就很难理解这一点。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职场。如果一个人在合适的时间节点拥有多项看似普通的技能，他很可能会比拥有一技之长的人获得更大的成功。
1908年1月12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爱迪生专栏文章的同一天，法国成功发送了一条长距离无线电报。
没有人能预见它最终会带来多少发明成果，包括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中一项技术帮助我完成本书的书稿并将其发送给出版社。
这一点没有变过。
（辛 普摘自中信出版集团《一如既往》一书，视觉中国供图）
文明
〔德〕托马斯·德·帕多瓦 盛世同（译）
太阳、流水、钟声都是时间的象征。那么，我们所说的“时间”到底是什么？它是实在的，还是虚幻的？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两位天才的辩论
因为一桩著名公案“到底是谁创立了微积分”，而被后世相提并论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就此展开了一场辩论。
牛顿认为，时间是绝对存在的，即使物质毁灭，它依然存在。
莱布尼茨则认为，时间与空间一样，仅仅是人类从运动轨迹中产生的想象。
从微积分的发明权到关于时间的性质的争论，在当时而言，牛顿占据了上风。
莱布尼茨在论争中受到明显的抑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所在的德国四分五裂，科学交流匮乏，他的进步思想也不为贵族阶层所重视；位于英国的牛顿，却能从与科学院其他同行的交流中，更快地获得意见回馈。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莱布尼茨在相对不利的研究环境下，仍然得出许多不可思议的发现和成果，比如可以实现计算自动化的计算器。
在21世纪的今天，当人们开启星际旅行、星际穿越、平行宇宙等议题的研究时，更能体会到莱布尼茨的相关洞见，是如此具有前瞻性。
钟表结合了两种时间观念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来源于对自然的观察。一方面，天体运动造就了昼夜、月相和季节等近乎固定的周期，使得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形成了与之和谐的节律。
为使这些周期相互匹配，把握农业、祭祀、军事等社会活动的“时机”（“时”的本义就是“时机”），古人制定了复杂的历法规则，创造了以年、月、日（以及后来无关天象的时、分、秒）为标度的时间体系，自然的时间成为可测量的时间。
另一方面，古人根据经验对时间的本质进行了思考，意识到自己“向死而生”，联想到现在进入过去，未来进入现在，人死不能复生，覆水不能再收——“时间之矢”仿佛是一条线性、均匀、“逝者如斯”的河流。
古印度人和古希腊人觉得时间是循环的，到了中世纪后期，有始有终的线性时间观，已经深入欧洲社会。
14世纪，使用擒纵机制、以重力为动力的原始机械钟，出现在西欧的教堂和钟楼，成为最早的机械计时工具。重力钟起初只是报时钟，后来增加了时针和分针。它的走时极不准确，每天的误差可达十几分钟，与沙漏等相比，并无突出优势。
1583年，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利用该原理，惠更斯于1656年制作了摆钟，后来又发明了摆轮游丝，不仅使机械钟的误差减少至每天1分钟以内，也为便携式钟表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新式钟表结合两种时间观念——指针的运动既模拟循环，又呈现流逝的时间，开启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时间观念革命。
时间的主人与奴仆
作为精密机械的鼻祖，钟表提供经准确计量的物理参数，激发了更多科学的火花，改变了社会的面貌，重构了人与时间的关系，推动了关于时间本质的思考。
在西方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新式钟表提供的强大组织能力，发挥了比计时功能更为关键的作用。
以新式时间观念为参照，所有社会活动，无论是经济、宗教、军事，还是交通，突然都变得可预期、可规划、可协调。没有钟表，个人无法正常生活，社会也会瘫痪。因此，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总结道：“当今工业时代的核心技术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
新式时间观念将效率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当效率成为市场竞争的决定性因素和技术装置的基本参数，时间也被赋予价值——“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被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被精确计量的时间，改变的不只是社会的运转模式，还有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当时间成了个人生活的指挥棒时，人类也成为时间的奴仆。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同时，还要抢夺稀缺的时间。在忙忙碌碌、熙熙攘攘之中，世人陷入一种集体焦虑，在抱怨“时间都去哪儿了”的同时，只好绝望地怀念过去：“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
（豫之南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莱布尼茨、牛顿与发明时间》一书，小黑孩图）
文明
朱以撒
《祭侄文稿》（唐）颜真卿
看了几篇文章，都是追捧颜真卿的，说他的《祭侄文稿》应该超越《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排序，如果闲得无聊，可以从第一一直排到千万。
颜真卿是忠烈之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他或许可以多活很久，笔下多出很多好作品。颜真卿的存在使我们多了一个典型人物，可以借此解决教化中的一些问题。我想，道德是道德，书法是书法，分开来说会客观一些。我自幼承庭训习书，从未间断。我感受着不必与人合作的独自创作的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很贫瘠，很艰辛。要自觉地把自己培养成一名独行者，写无休。这样做的人不只我一个，而是很多。道德品质保持在中等水平，艺术指标却定得很高。整日自个儿忙碌，交游也不多。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在阿默斯特镇的居民看来，她简直就是一个隐者，很少能看到她出门。有时她想让镇上的孩童品尝美味的糕点、糖果，就装在一个篮子里，打开窗户，用绳子吊下去。至于这些糕点、糖果，也不是她出门买来的。她待在房间里，不停地写，越写越多，也不急于发表，先放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像颜真卿这样能成为忠烈，又善写的，书法史上不多。二者不能兼顾时，就选择写字——我是这样想的。
颜真卿的楷书对改善我书写的心态起了作用，核心就是缓慢，慢心态，慢手态，让自己热爱慢。很多人的目的都是以颜真卿的楷书为基座，把握好了，如重器不可移易。他中年以后的字不能称雅致，而有金刚力士之气象，学不好就是一堆死墨，混沌不开。这也使一些人学了几年之后就向他告别，而与他周旋久的人都有德艺双修的想法，将平生托付颜体而不悔。
活人与古代碑帖的关系有如鸟与树。树是兀立不动的，鸟却飞行游移，不会长久地立于一棵树的枝条上。人的选择和放弃有许多缘由，随大流，循时势，依性情。如果是依性情，便能很真诚地学习，也很真诚地放弃。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最著名的作品。说直白一点就是一篇祭文。没有谁会把《祭侄文稿》作为背景图案展示在庆典上。文辞让人心有惊恐，逆贼、凶威、荼毒、巢倾卵覆、呜呼哀哉，都不是常人乐意见到的。由于内心悲怆，思绪散乱，笔迹也草草复草草，涂抹复涂抹——草稿就是如此，任性情纵横，行于可行处，也行于不可行处，出轨越位亦无妨，只是向前。有些字是写给执掌权柄者看的，像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就得精工极致，尽遵矩矱。颜真卿写《祭侄文稿》则是吊哀记丧——家族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还苟活着，奈何奈何。这篇文稿最有美感的就是那些涂抹的痕迹，它们不是字，是乱麻般的心绪，是他写《颜勤礼碑》《颜家庙碑》时所不曾有的。
这些涂抹之痕也给好事者以信心——一个人恣意而作，忘天地，忘众生，忘自我，何曾不是第一。
读《随园诗话》。有人问袁枚，当朝诗人谁为第一，袁枚反问他，《诗经》三百首哪一首为第一。那个人没法回答。
（无 复摘自《福建文学》2024年第11期，本刊节选，徐琛图）
文明
邢队 欧俊 周成龙
在非洲，为了对付偷猎，部分国家，如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把猎杀大象并出售象牙定为违法行为。但这些法律一直很难得到遵守，偷猎行为仍在发生，大象的数量在继续减少。
而另一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则采取了另外的方式。他们通过法律允许人们捕杀大象，但只能捕杀作为自己财产的大象，这样一来大象便成为私人物品。人们有了保护自己土地上的大象的动力，结果在这些国家，大象的数量开始增加，在南非甚至出现了大象数量猛增的情况。
大象之所以被猎杀，是因为象牙具有一定的商业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具有商业价值的动物都面临这种威胁。比如黄牛，作为有价值的食物来源，没有人担心黄牛会灭绝。
经济学帮我们作出了解释。因为大象是公共资源，而黄牛是私人物品。大象遍布非洲的热带草原，不属于任何人，因此每个偷猎者都会尽可能多地猎杀它们，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黄牛是私人放养的，每个养牛人为了赚钱都会维持自己牛群的数量稳定。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非洲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效仿南非等国的法律制度，将大象私有化。在这样的制度保护下，大象灭绝的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
2007年，环保组织“海洋守护者协会”提出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阻止日本的年度捕鲸活动。
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后来表示，日本不打算停止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活动。“我认为饮食是一国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因此有必要相互尊重并认同彼此的文化。”
日本的商业捕鲸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日本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捕鲸、食鲸国。1986年国际《禁止捕鲸公约》生效，世界各国宣布放弃商业捕鲸，包括日本。但日本从1987年开始，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绕过国际公约，重新开始大规模捕鲸。鲸的数量因此急剧减少。
鲸的数量锐减，是因为鲸不属于任何人和国家。它们在公海里游弋。不只是日本，先后有好几个国家宣布不再遵守禁止捕鲸的国际条约。日本的捕鲸人绝对明白，自己目前的做法会威胁到鲸的生存，进而损害自身的生计。可每个捕鲸人也都知道，由于鲸没有主人，自己捕不着的鲸鱼，最终会被别人捕获。
人们对可以畜养的黄牛享有可靠的所有权，对鲸却无法享有。这一事实相当程度上解释了前者繁衍不息、后者濒于灭绝的原因。
（秋 水摘自中国华侨出版社《经济学的诡计大全集》一书）
文明
戴建业
有的人你与他同窗四载，一分手就记不起他的模样；有的人哪怕只有一面之缘，却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音容笑貌。个中缘由是前者既无生气又无个性，后者则个性鲜明又生龙活虎。
就给人们留下的鲜明印象而言，不仅熟人常常不如生人，而且活人还可能不如死人。晋朝的庾龢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两位同辈：“廉颇、蔺相如虽是作古一千多年的死人，但他们懔然刚烈的形象好像至今还活着；曹蜍、李志现在虽然还活着，但他们了无生气的模样活像九泉之下的死人。要是人人都像他们这个样子，我们或许可以退回到结绳而治的远古时代，完全用不着语言文字和聪明才智，不过，大家恐怕会被各种野兽吃个精光。”
让庾龢赞不绝口的廉颇和蔺相如，在战国后期，一为赵国的名将，一为赵国的名臣。廉颇几乎是一位常胜将军，他率军讨伐齐国大获全胜，在长平之战前期成功抵御了强大的秦军，长平之战后又粉碎了燕国的入侵，并打得燕国割让五城求和。这一连串的胜仗不仅使他成为赵国的中流砥柱，也使他与白起、王翦、李牧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蔺相如更是既足智多谋又虚怀若谷，“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等成语至今仍有极强的生命力。他和廉颇在历史舞台上的英姿至今仍让人热血沸腾，他们的英气至今仍旧虎虎生风。
与庾龢同时的曹蜍、李志，如今几乎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要不是庾龢鄙夷地提到他们，估计谁也没有兴趣去考查他们的身世。曹茂之字永世，小字“蜍”，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卒年不详，东晋穆帝司马聃在位时偶尔有人提到他。他的祖父曹韶西晋末为琅邪王司马睿镇东将军司马，父亲曹曼仕至尚书郎，说起来算是“官二代”。李志字温祖，东晋江夏钟武（今湖南衡阳）人。官至员外常侍、南康相，是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书法家，《晋百官名》《墨池琐录》都有与他相关的记载。“曹蜍李志之才”当时就是庸才的代名词。
庾龢字道季，东晋外戚和名臣庾亮之子。他为文下笔琳琅，谈吐敏捷机智，一时名流显宦对他语多赞美，连谢安也称赞“道季诚复钞撮清悟”（聪明敏捷），这一半可能是其门第高贵让人不敢不服，一半可能是其文才、口才让人由衷佩服。当然，他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对别人的评价也很少敷衍奉承。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论己论人：“庾道季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世说新语·品藻》）康伯即吏部尚书韩伯，东晋公认的清谈高手；文度即王述之子王坦之，为东晋清谈名士和政坛显要。虽不能说庾龢完全目中无人，多少也有点眼空四海。没有十足的底气和傲气，他断然不会对曹蜍、李志两位同辈作出如此苛评。
现在无从得知庾龢谈话的具体语境，从史料的粗略记载来看，这俩人算不上大才，但也绝非笨蛋，曹蜍、李志和我们大家一样属于“中人”或“常人”，单拿他们说事无疑有失公允。就《世说新语》有关庾龢的几则小品来看，他喜欢“俯视他人”，不仅背后论人十分刻薄，就是当面也不假辞色。不过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曹蜍、李志这两位老兄，被礼法名教调教得没有个性，没有棱角，没有胆量，没有才情，是那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老好人”。
且不说庾龢对曹蜍、李志的酷评是否冤枉了他们，单说说庾龢这则短文所隐含的论人标准。假如找不到德才兼备的贤人，你是愿意与四平八稳的庸人为伍，还是选择与狡猾能干的人精共事？庾龢显然宁可与人精共舞，也决不会与庸人同行。若周围全是驯良听话的庸人，社会可以退回到结绳而治的时代，可以像老子所说的那样“绝圣弃智”，但用不了多久大家都将被老虎、豺狼吃光，庸人标志着民族人种的退化。做大恶没胆，积大善无才，这是庸人的典型特征，这也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原因。推动历史巨轮前进的动力，不是退让，而是占有。就连对弱者满怀仁爱的伟大诗人杜甫，年轻时也对俗物庸人满脸不屑，他老来在《壮游》一诗中说：“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早年的咏画诗《画鹰》更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什么时候让凶猛迅疾的雄鹰，去搏击那些可憎的凡鸟，把它们的毛和血洒在草木丛生的旷野上。
庾龢这则小品还给我们提出关于教育宗旨的一大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应该培养乖乖听话的绵羊，还是应该造就刚烈勇猛的虎豹？
（心 香摘自上海文艺出版社《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一书，刘继卣图）
悦读
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
——电影《好东西》台词
一时看不清楚，就沉默，不要随便表态。同时尽可能地做事，做力所能及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
——针对现实的不确定性，钱理群提出“观察、等待、沉默、做事”四个处世原则
别人会离开，但你自己一直都在。所以每天好好吃早餐，房间里常备鲜花，偶尔给自己买礼物。
——生活的秘密其实不过如此
我知这世界本如露水般短暂，然而，然而。
——小林一茶
业余爱好者讨论策略，专业人士讨论后勤。
——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学习和工作也是类似的道理，合理饮食、锻炼和休息带来的充沛精力，与策略和方法同等重要
莎士比亚式的悲剧结束时，尽管天空上也许盘旋着某种正义，舞台上却已经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与之相反的是契诃夫式的悲剧，结尾时每一个人都感到幻灭、苦涩、心碎、失望、精疲力竭，但是都还活着。
——悲剧的两种终结方式
比慰藉更重要的是，你也有武器。
——卡夫卡
你既怕又何必想，你既想又何必怕。
——粤剧《牡丹亭》中的一句念白。不要在对机会的渴望和对竞争与不配得的焦虑里徘徊
行规律生活，睡雪白床单。
——太宰治对幸福生活的定义
热爱就是天赋，对一个东西你能够百折不挠，骂不散、打不走，你肯定是在这件事情上有天赋的。
——麦家谈天赋
人的年龄和树的年轮是相似的，最中间那个小圆心，是童年时代的自己；最外圈就是现在的自己。也就是说，人的内心一直住着一个孩子。
——日本作家谷川俊太郎对年龄的描绘十分形象
一个人，24小时，活出秩序感。
——“I人”的理想生活
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艺术与科学总是在山脚下分手，最后又在山顶上相遇。
——法国作家福楼拜关于艺术与科学的看法
悦读
心疼
问：酱肉掉在裤子上，你是心疼肉还是裤子？
神回复：心疼酱。肉可以接着吃，裤子可以洗，但酱渗到裤子里，没了就是没了。
捉迷藏
3岁以下的小孩是不是对大小没有概念呢？我和小侄子玩捉迷藏，他在鞋盒里找我。
评价
我之前去吃烤肉，服务员说评价有优惠，我就把手机递给他，让他自己填写。手机拿回来我一看，服务员写的是：“太热了，影响吃饭，希望老板能开空调。”
八年级上册
今天碰到我侄女，聊天时她说：“大清已经亡啦。”
一听她玩梗，我突然“爹味”泛滥，开始考她，问她大清是啥时候亡的。
她说：“大清是八上亡的。”说完还解释一句：“八年级上册。”
我这点爹味在她浓烈的学生味面前不堪一击。
空白
我觉得我真的不适合面试。
刚刚面试官问我：“你第一段工作经历和第二段工作经历之间有一段空白，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我脑子转都没转就跟他说：“哦，因为我做简历的时候按了个回车键，这样好看一点……”
面试官人都傻了。
半小时
问：举一个外国人搞不清的文字梗例子。
回复：一个半小时是三个半小时。
见顶信号
问：平时不炒股的亲戚朋友开始讨论股票了，这是股市见顶的信号吗？
答：还不是，见顶信号是他们开始教你炒股。
名字
玛丽到机场接丈夫时，碰巧看到一个漂亮的空姐朝丈夫挥手道别，只听丈夫回应道：“拜拜，杰西，下次再会！”
玛丽忍不住问：“你怎么会知道她的名字？”
丈夫说：“别多想，亲爱的，机组人员的名字都写在驾驶室门外的牌子上呢！”
玛丽追问道：“是吗？那里面的男机长叫什么名字？”
拖延症
问：为什么你说要克服拖延症，结果这么久了还是没有任何改变？
回复：因为我发现我每次拖延之后，最后还是能把事情办完。
早起的方法
起床是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你能狠下心来的话，就不是什么事了。
有个室友，为了准时起床复习考研，录了一段闹铃（手机放在桌子上），语音里把他从小到大人生中的秘密说了个遍，并加了一段前奏：“大家快来听我的秘密……”
这个方法不仅保证他能瞬间清醒并立马滚下床，而且还通过激起好奇心的方式让我们也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证据
证明我是NPC（游戏中不受玩家操纵的程序化角色）的5个证据：1. 经常长时间发呆；2. 只会在别人先触发对话的情况下才开口说话；3. 外形潦草；4. 生命值低，容易受伤；5. 活动区域有限。
起飞
早上在公交站等公交车，旁边有个孕妇，也在等车。远远地来了一辆2路车，就听见那个孕妇说：“坐好了，妈妈要起飞啦！”然后就看见她捧着肚子风风火火地朝公交车奔过去了。
来点幽默
◉〔英〕史蒂夫·尼尔森
悦读
〔乌克兰〕斯尼贾娜·苏施
乌克兰插画师斯尼贾娜·苏施喜欢用素色的水彩画出家人之间平淡无声但真挚的感情，尤其喜欢画父亲和小女儿之间温暖人心的互动。能画出这样温暖的插画的人，也一定是个被命运眷顾的幸福小公主吧？
但事实不是这样。斯尼贾娜·苏施和她的父亲关系并不好，因为父亲对她过于严厉并经常责骂她，让她从小就畏惧父亲，和父亲的关系也越发疏远。
缺少了父爱的童年对斯尼贾娜·苏施来说是不完整的，但已经过去的童年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她便将对父爱和完美家庭的渴望寄托在自己的画里，画下了这一系列治愈人心的亲情插画。
意林
于轶群
我此前易怒，皆因误解自尊。自尊这东西没那么脆弱，不是被冒犯了，它就会消失。它不需要愤怒登场拯救。你不要臆想它会脆弱。脆弱的是你的情绪，或者说是你的虚荣。
愤怒若不登场，冒犯就是一支射偏的箭。不要跟冒犯者一般见识。“他怎么敢”之类的念头，表明你对人的卑污认知不足。你要看见，这都是因为冒犯者陷入迷狂的畸病。对于谅解和放下，我们知之甚少，因为我们不知道：冒犯不是敌人，我们的情绪才是。
（一剪梅摘自漓江出版社《喜马拉雅山脊下》一书，〔美〕丹·本加图）
意林
索南才让
草原上的牦牛中总有些公牛不愿待在牛群里，独自走开，漫无目的地流浪，到这个牛群里走一圈，又到一个山谷或河边待几天。它一边反刍，一边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有时候山谷里下大雨，雷电就劈在它身旁，它也一动不动，人从它旁边经过，它都不看一眼。它体型大到一定程度，强壮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所畏惧。你走近它时，就能感受到它的气场。
我从小就对这样的公牛非常好奇，想知道它们在想什么，为什么要离开牛群。它们那种很有智慧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
直到有一年的秋天，在牧场，早晨我起来，草原上大雾弥漫，雾散开的时候，我看到草场里的河边有一大团黑乎乎的东西。当时，我很惊讶，什么东西那么大？走近看，发现是一头公牛。它是从山下走上来的，两个前蹄戴着镣铐，就这样一直走。遇到隔离牧场的铁丝网，它就直接用身体扯断，走到河边时，它身上已经挂着很长一段铁丝网，勒在肉里，走不动了。它不是家养的牦牛，而是可可西里的野牦牛。它为什么出现在那里？是因为当时有个给家养牦牛提升品质的项目，它是逃跑的种牛。我当时特别受震撼，这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被圈养起来当了种牛。但是，它没有繁衍后代的观念，追求自由才是它的本性。
（晨 湘摘自《中华读书报》2024年9月18日）
意林
蔡志忠
有一位官员到寺院游访，问禅师：“出家修行念经持诵时，为何要敲打木鱼？”
禅师回答说：“告诫自己，要心如木鱼！”
官员说：“木鱼哪有心？”
禅师说：“对啊！这即是无心打无心。”
木鱼无心，击者以无我之心击无心。
两相无心，无所住而生其声：“空！空！空！空！”
（白丁儒摘自现代出版社《开悟者的微笑》一书，蔡志忠图）
意林
〔美〕詹姆斯·瑟伯 杨筱艳（译）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一位哲学家正在海边漫步，他正在为自身的渺小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来到一只躺在沙滩上的牡蛎身边。
“它没有头脑，无须被怀疑困扰；”哲学家沉思着，“它没有手指，无须拼命干活。它永远不会说：‘我的脚痛死了！’它听不到邪恶之音，看不到电视，也不会说蠢话。它身上没有会掉落的纽扣，没有会卡住的拉链，没有头发可掉，没有牙齿可落。”哲学家因羡慕而深深地叹了口气。“当你残忍地将它剥开，你会发现，它孕育了一个晶莹璀璨的凝结物，价值连城。说来真是滑稽，这竟然是它体内的病态产生的结果，解剖学意义上的无规则、不定性的变态。”哲学家再次叹了口气，说：“但愿当我从神志昏迷中清醒过来后，在我火热的额头上，能够凝结出一圈钻石。此外，但愿我的房子成为我的避难所，结实安全，宛若一个保险箱。”
正在此时，一只海鸥尖叫着从空中俯冲下来，用爪子将牡蛎抓起，带着它飞向高空，把它扔在一块巨大且潮湿的岩石上，牡蛎壳破了，壳内的一切都飞溅了出来。然而，在一堆残骸之中，并没有价值连城的晶莹璀璨的凝结物。这只已故的牡蛎曾是一只非常健康的牡蛎，而且，说到底，任何一只牡蛎从未从自身孕育的珍珠中获利。
享受自己的生活，莫问他人的人生。没有电视的地方，一样有生老病死。
（羽惊林摘自译林出版社《詹姆斯·瑟伯寓言集》一书，云 林图）
点滴
盛可以
说到吃，我首先想到老妈的菜园，那也是个百花园。茄子花、辣椒花、豆角花、冬瓜花、黄瓜花、南瓜花……自从老妈栽下它们，我就每天去看它们的长势，帮老妈浇水，开花数花朵，结果数果子。花开花谢，瓜果熟了，自己吃不过来，送的送，卖的卖，整个夏天都热热闹闹。大冬瓜个儿比我大，至少要两个人抬；南瓜比我胖，经常用来当坐墩。到了秋天，老妈将冬瓜、南瓜存放在床底下，可以吃上一两个月。
记忆中，老妈的坛坛罐罐充满魔幻。最令我回味无穷的是剁辣椒、卜豆角、辣椒萝卜……有些懒妇人一到冬天就没菜下饭，今天来抓一碗辣椒萝卜，明天来抓一把卜豆角，我妈总是慷慨相送。她还做得一窝好米酒，会做腐乳、臭豆腐。早几年我们开玩笑，以“老干妈”为榜样劝我妈下海。我妈说：“做给你们吃是用了心的，真做了去卖，心里想的是钱，就没这个味道了。”
去年回家，老妈带我看她的小作坊，里面整整齐齐地排着几十个大坛子，外面贴着腌菜品名、制作月份。不知怎么，我鼻子一酸，差点流下泪来。
（米 粒摘自译林出版社《春天怎么还不来》一书，厚 闲图）
点滴
有时候做事要靠计划、思考和与其他人沟通；有时候则需要你向深渊纵身一跃，然后发现那并不是深渊。
——约翰·史崔勒基《重返世界尽头的咖啡馆》
人一旦品尝过不带丝毫杂念的纯爱，说起来其实就是，心灵的一部分受到了灼热的照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被烧得一干二净了。尤其是当那种爱由于某种理由，而在半道上被一刀斩断时。这样的爱对当事人来说是至高无上的幸福，但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棘手的魔咒……恋爱就是不能适用医疗保险的精神疾患。
——村上春树《小城与不确定性的墙》
睡眠是地球上第二巨大的事物。第一巨大的是安静。
——李娟《遥远的向日葵地》
点滴
张亚凌
我心里总是害怕，因为我不相信自己。不是我有多么执着，而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并不是意志坚如钢铁的人。我清楚地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可能懈怠。我的一切努力，只是在监督自己，怕人性中固有的好逸恶劳会乘虚而入，我整个人沦陷其中。
不要被我表面的努力所迷惑，认定我天生喜欢奋斗，其实我只是将努力坚持当成了众多习惯中的一种。努力，尚且活得如此艰难，不努力岂不无路可走？
也不要慷慨地给我扣上“自律”“勇于担当”等闪亮发光的帽子，其实我只是怕自己堕落成曾讨厌的样子。
我深深地知道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的摇摆不定，知道自己懒惰的根一直没有被彻底剔除，知道自己也可能会因承受不了种种冲击而否定自己，失去对生活的激情与热爱，知道自己也会因苦苦追求却久久无果而疲惫不堪，甚至丧失远行的信念。
所以我以近乎苛刻的坚持来看守自己，怕好不容易重塑的自己，失了态，变了形。
心存害怕，脚下才能更稳健。
（小 可摘自《今晚报》2024年10月30日）
点滴
〔美〕佐伊·钱斯 黄邦福 郭舫（译）
不要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戴着快乐的面具，内心却疲惫不堪。不会说“不”，就会过度给予，因而会被“榨干”，容易成为机会主义者的猎物。
研究发现，最不成功的人也可能是给予者。而成功者不会想方设法随时回应所有人的所有求助。
如果你不设定慷慨的边界，你的善良就会削弱你的力量，损害你的影响力。说“不”可以筑起极其重要的边界。说“不”，就是在捍卫你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一基本权利。
学会说“不”之后，听见别人说“不”时，你的心态也会更开放，因此，你的请求就不再带有让人反感的强求感和恐惧感，而会变成让人自在的邀请。此时，你说出请求，人们就更容易说“是”。
清楚自己的“参数”，并自在地建立这些“参数”，你就能传达出自信，激发出信任感，相关各方都会感觉更放松、更自由，能更开放地接纳影响力的互惠性。
（小 双摘自台海出版社《影响力原则》一书，〔德〕塞尔吉奥·英格拉瓦勒图）
点滴
〔澳〕达伦·波克 陈荣生（译）
人会害怕。
他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他们怀疑他人的动机。
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希望。
这就是你的切入点。
你有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事情变得更好。
带来鼓励、乐观和智慧。
在没有和平的地方带来和平。
尽管你的周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你有能力成为一个积极的影响者。
你愿意吗？
（落花雨摘自微信公众号“陈荣生文字小屋”）
点滴
老杨的猫头鹰
希望你的孩子把东西弄坏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完了，我爸一定会收拾我”，而是“看来我需要给我爸打个电话”。
希望你的孩子考砸了之后，第一反应不是“死定了，回家又得挨骂”，而是“好想和妈妈一起散散心啊”。
希望你的孩子失恋之后，第一反应不是“唉，肯定又得被他们说‘活该’”，而是“嘿嘿，以后电影票都归我老爸买”。
如果你的孩子真有选择出生在谁家的机会，你其实是没什么竞争力的。当你强调自己为孩子付出诸多辛劳时，你也应该感激孩子不曾嫌弃。
（攸 宁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一书）
点滴
严艺家
此时此刻的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法选择被谁养育的孩子。此刻我是一个有力量去养育自己孩子的父亲或母亲。
无论当年我的爸爸妈妈对我使用了多么不合适的养育方式，此时此刻，我有能力去选择不同的方式养育我自己的孩子。我现在长大了，我有足够的能力可以保护我自己，我也有足够的能力给予我的孩子不一样的童年。
这样的自我梳理，可以帮助我们在孩子坏情绪爆发时保持反思与觉察。也许正是因为我们有过去那些让我们变得敏感脆弱的体验，才可以更好地理解眼前这个脆弱的、崩溃的孩子真正需要什么。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当我是孩子的时候，当我感觉到如此愤怒和害怕的时候，我希望周围的成年人对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当你对这样的问题，能够寻找到一个答案时，那也许就是最适合你孩子的答案。
（小 果摘自化学工业出版社《情绪养育》一书，默沫秋图）
点滴
